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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自己心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那本蓝皮的“北京日记”，舍不得烧。因为那是他近期思想的精华，是他思考得较成熟的那部分。
遇罗克想起了自己已懂事的小妹遇罗锦，他找来了小妹，告诉她自己的打算，希望她成为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的唯一读者，成为最早了解自己思想的人，并希望她帮助藏匿那本蓝皮封面的“北京日记”。
然而在藏匿“北京日记”时却出现了痛心的失误。那天晚上，遇罗锦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放心相托的人，天黑了下来，她情急之下将那裹着日记的花布包藏放在她从未见打开过的文化宫大门内侧，准备第二天来取走，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可是第二天，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人潮滚滚，水泄不通。北京市很多地方实行戒严。到下午戒严取消后，她赶到文化宫时，只见那打开着的大门空空荡荡的，像是张开的一张巨大的口，在无情地嘲笑着她。她遍地寻找，哪里还有什么花布包的影子？
遇罗锦回到家里，在父亲“愚蠢，真愚蠢！”的责骂声中，她轻声啜泣起来。她很清楚，自己犯了多么大的过错！“北京日记”中写着哥哥对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的看法，写着哥哥对社会的种种批判。
她在惊恐万状之中，遇罗克走过来，只轻轻说了一句：“小妹，我不怪你。”说完，遇罗克默默走回房间去了。
那本蓝色封面的“北京日记”被一个红卫兵拾到了，他交给一家派出所。警察翻看日记内容，无异于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部分内容：
（1966年）1月23日
完成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显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论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系陈伯达所作。……但陈亦不可称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诚大难矣！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2月10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的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寄去了。
2月15日
……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我的文章。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成了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般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是《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10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5月13日
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如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同样会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骗局而已。
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么不正常，即可以作为明证。
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而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划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呢？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8月21日
这个星期着力与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份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完全被砸了。据说，红卫兵砸了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他们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从今天的角度看，遇罗克的这些日记无非是说出了一点内心里的秘密，可是在长期残酷政治斗争的挤压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形了，能说点真实想法的人太少。而且，从常识上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作者自己同自己的谈心，别人无权干涉。
但是在政治并非修明的时代，阳光被强行垄断，真理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在经历了1957年反右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缩头乌龟，小心翼翼倦缩在一个并不坚硬的“硬壳”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一场大风暴在即，习惯于缩头的中国人更是将头死死埋下，并美其名曰：以静制动。
遇罗克这时候出头，无异于飞蛾扑火。飞蛾扑火是为追求光明，却只能落得个烧得焦糊的下场，这是中国人一场永远的悲剧。
日记事件发生后，遇罗克被他本厂的一帮红卫兵带走，在学习班里检讨批评。
风波渐渐平息，如果遇罗克就此放弃他的探索，那么他完全可以活下来，在中国后来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充当一名勇敢的冲浪者。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即使前面是带血的刺刀，他也迎着寒光闪闪的刀尖勇敢地走上前去。
随着运动的升级，红色恐怖之风越刮越猛，一些饱受岐视的狗崽子们，连最基本的自下而上权也被剥夺。当遇罗克听说北京大兴县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开杀戒，甚至连出生才38天的婴儿也惨遭杀害的消息时，他震惊，他愤怒。
闪烁的眼镜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因痛苦而微微闭上，心在抽搐，滚过一次次阵痛。小时候他看电影《流浪者》时，为拉兹的不公正命运掉过眼泪，如今他为自己国家千百万拉兹掉眼泪了。难道说“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鬼见愁”对联的出笼和“血统论”的全面泛滥，促使遇罗克迅速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他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限度，从每月的18元学徒工资中节约出钱来，买蜡纸、钢板、铁笔和白纸，将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刻印出100多份，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在传单贴出的地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群，议论纷纷。
《出身论》指出，“鬼见愁”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说穿了，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具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藉、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的影响和伤害，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黑七类”，社会上有“禁止黑七类串连的，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折……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在工厂，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农村中，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财会、行政、保管等各项工作，也不能外调……”文章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用《出身论》来抨击“血统论”，对于那些生下来就低着头的狗崽子们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他们在一望无边的沙漠中跋涉，忽然看见了一丛绿树、一口清水井，他们多么欣喜！然而心里头也隐隐有一丝担忧，担忧暴虐的烈日会毁掉那丛绿树、那口清水井。
《出身论》的文章出现后，人们争相传抄，纷纷议论，影响迅速波及开来。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他们找到了作者本人。
遇罗克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请入陋室就坐。遇罗克说，他开始《出身论》方面的思考，源于他的出身和个人不平静的经历，也源于他对各个学科知识的不断汲取。他之所以取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是因为他不喜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而启用这个名称，是希望能启发全国亿万个家庭，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思考，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一番交谈，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遇罗克的崇敬之情又添了几分。经过商议，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
短暂的筹备和忙碌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登出，首期3
份被一抢而空。有一次，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在卖报时，发现买报的队伍有骚动，为避免被哄抢，亿收了摊，抱着未售完的《中学文革报》就跑。跑着跑着，一回头，后面跟着一长队想买报的人群。
和传播谭力夫的讲话一样，《出身论》迅速向全国范围内幅射，引起了一阵阵强烈的反响。
在此期间，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记者、工人、学生等纷纷来访或索报。50年代以来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问题，现在被公开捅到了社会上，并且有人站出来公开为出身不好的“贱民”说话，使不少“贱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奋。来访的人群中，那一张张焦灼痛苦的脸，使遇罗克也感到痛苦。他不断出击，先后在《中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胆敢如此大胆的公开挑战，感到怒不可遏。经常有人叫阵，点名要同遇罗克辩论。每每有“血统论”观点的大群人，围着遇罗克辩论，进行口舌围攻。但是每次都被遇罗克雄辩的能力所遏制，被支持《出身论》观点的另一派群众解围。
在辩论台上，遇罗克像是真理的卫士，词锋犀利，言辞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有时候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甚至不屑于同谭力夫之流辩论。因为辩论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蔑的过程。这样的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说明他们不是个混蛋而已。”有时候，他又会异常严肃，脸色铁青地论证道：“‘鬼见愁’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处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遇罗克还不知道，他的面前，是一场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考验。
当时有为数不少的《出身论》的支持者——包括遇罗克本人，都曾天真地希望毛泽东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们的“希望”并非凭空而来，在“八·一八”大检阅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之后，在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出身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希望”。
在他们尚且纯真的心灵中，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一定会奇迹般地“表示热烈的支持”。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他要求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信一封封发出去了，他和同伴们耐心地等待着。
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
倒是等来了另一个坏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戚本禹的表态，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遇罗克随时都面临被“专政”的危险。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失败了。真理又一次输给了邪恶，又一次输给了权势。他的失败，意味着正义被污辱，意味着亿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将坠入更黑暗的深渊。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