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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大地也在抖动。
追求真理，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难怪在这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少得可怜。
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罗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现在已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了。
悲凉吗？惨痛吗？当然是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悲凉、惨痛的人间戏剧何其多，遇罗克的悲剧，只是无数幕悲剧中的普通一幕。
让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求历史记住：人类曾有过这黑暗的一页！人类不应该再出现这黑暗的一页！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时，《出身论》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得？”
“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幅标语，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京城，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写道：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联动”成员引到他自己的房间，要作促膝长谈。
“联动”成员，其父母有着辉煌的历史，文革初期秘密组建红卫兵，他们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感到失落，眼下四处受挫，他们更是感到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
这件事，给廖承志惹下了祸端。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突然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挂死了。
两天后，12月9日中南海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难，就轰走记者一事逼廖承志作检讨。从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台，使“联动”成员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几分。他们预感到，廖承志的倒台，意味着中央文革已开始向周恩来动手了。
果然，中央文革的反击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天的集会。在主席台的一侧，从不抽烟的周恩来拿起了一支香烟，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
会后，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据点，严惩“首恶分子”，囚车拉着警报，凄厉地驶过大街小巷。
老红卫兵开始失宠了。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