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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引向彻底毁灭。
在秦晓鹰、马利所采写的报告文学《老红卫兵梦呓录》中，当年的“联动”成员、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有这样的回忆：
“联动”大会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准备决一死战的宣言。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我觉得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立即上台发言。
我对有些过激的口号表示不赞成，说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失宠就牢骚满腹……”
我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着，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台上扔，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滚下台去！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
“你是什么出身？”
“滚下去！滚下去！……”
有的红卫兵一边喊口号，一边从主席台两侧往上冲，想抢走麦克风，不让我继续往下说。还有人叫着要把我从台上摔下去。我一点也不惊慌，这是革命中司空见惯的场面了。
我们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抢先冲上台来，他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把我围在中间，保护着我继续讲演。
我当时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没有任何准备。我们是接到“联动”大会的通知以后来参加会议的，但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完全不知道。我想尽力阻止过激行为，以防止老红卫兵全军覆没。也许我的发言太理性化了，成了浇向大会的一盆冷水。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以切身体验，以直觉感受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错误，这些人正是后来的四人帮。但是，我却是最早地预感到了危险性，我是从这伙人的淫威中预感到的。我不忍心看着同伴们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我声嘶力竭地继续往下讲着。当我讲到我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时，下面渐渐安静下来。我弟弟是35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几个红卫兵看大字报时与“三司”的大学红卫兵发生口角，被抓了起来。谢富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大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
接着我又谈到了我的父母亲，当时我父亲是一位局长，母亲是处长，他们都是1937年就参加了抗日的老革命了。现在他们统统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兄弟几个，每天轮流给他们做饭送饭。
这时，台下完全安静下来了。我知道，台下许多人正和我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也正关在各种“牛棚”里，有的甚至更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绪慢慢勾通了，我的话才慢慢进入他们的心灵。
当时，大会上所表现出的分岐，实际上代表红卫兵末期的两个流派，一种中鱼死网破，决一死战；另一种是想力挽狂澜，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退一步，进两步，希望把红卫兵运动延续下去。实际上，不论用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挽救老红卫兵衰落的命运。中央文革的意图十分明确，老红卫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现在可以退场了。
12月26日的大会上，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高呼口号，于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在公安部的墙壁上，他们刷上“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一冲：1966年12月2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到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北航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说，不要动手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殴打，嚣张至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公安人员只得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收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本。这样，他们终于做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1966年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室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碎玻璃窗、电话机，将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伙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多个暴徒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三四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病人才被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商务砸了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尖声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抢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长要找他们谈话，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狗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押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的头上。30日，革命工人、学生前来支援公安部，他们才陆陆续续溜走了。
三冲：事隔一天，即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近百名暴徒，再次冲击公安部接待室，强占了两间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析人，当场推倒一名女同志，踢伤一名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1月1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967年1月6日上午11时左右，“联动”纠集100多名暴徒第四次冲击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于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燃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转而进食堂，把食堂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仓惶遁去。其实，电话早被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和个战士受伤。
六冲：1967年1月11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没有冲成，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以上这份材料出自红卫兵小报，而且出自“联动”对立派的“井冈山兵团”之手，其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是它所记载下来的事件经过，据参加过冲击公安部的“联动”红卫兵回忆，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联动”六冲公安部，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岁月沧桑，流走了多少时间，但那一段记忆却始终被保存在心灵的深处。现在回忆起来，他们对自己年轻狂热的过去，有一种不敢辨认的感觉。
他们臂戴红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种口号，竭力发泄心中郁积的怨愤和不满。在老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他们的情绪更是找到了发泄口：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营堡……。
这是一种撕裂自己伤口的作法。这种作法的结果不但不能止痛，还会带来更剧烈的惨痛。
就在这样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失宠的老红卫兵迎来1967年。
元旦这天，部分“联动”成员困兽犹斗，以中共中央革干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革干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央军委军干子弟、国防部军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号《通告》。《通告》中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挥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在此前后，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红卫兵监狱”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不久，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将面临另一场考验。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