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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以仅有的少量政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每天必需的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计划，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见外宾，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经常彻夜工作，同红卫兵、工人、干部和外省来的群众代表们谈话，给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他下令保护寺庙文物，劝阻狂热之中的红卫兵不要破坏历史古迹。
1966年10月3日，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他再次强调：“红卫兵不要进入解放军守卫的机关。红卫兵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军装，因为你们不是正规预备役部队。司法权属于法院。红卫兵组织不能使用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到了1967年，周恩来的部下一个个落马。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一个个成了红卫兵炮轰火烧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今天，他号召工厂继续开工生产，红卫兵不要进入工厂；明天，《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载称，现在所有工厂和全国城乡都要放手搞文化大革命。
1月6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与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进行了温和且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后，他有意无意提到了揪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真正坏的右派分子只占全体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比这多多了。”
毛泽东一楞，然后坚决地说：“不管多了多少，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当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毛泽东脸色愠怒地说道：“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了周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毛泽东的态度多少给了周恩来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基于此，周恩来开列了一份长长的要加予保护的人物名单，请毛泽东签了字。因此，他的一些部下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甚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也曲意讨好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提出：“有些红卫兵把批评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反革命行为。”一个红卫兵喊道。
“那么，你们怎么办？”康生问。
“把他们抓起来！”
“对了。”康生击掌赞道。
由于毛泽东保周态度鲜明，中央文革在“炮轰周恩来”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便始终把周恩来当作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来拥护。1967年4月的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甚至还发出了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尽管如此，“炮轰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于1967年春天策动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人一个个被指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公开点名批斗。而周恩来，也被视作黑干将们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于是，一些人乘机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了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聚会，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烈。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被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端。
于是，“五·一六兵团”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面对“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北京的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迫于压力，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让陈伯达出面表态：“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稍稍收敛了些。6月4日，他们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到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
文革波及海外
1967年2月，红卫兵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两个星期了，仍不见有撤退的迹象。
一切行政命令在红卫兵面前不能奏效，一切领导人的讲话都无法使红卫兵撤离。要这样的时候，照例，由周恩来出面解决问题。
周恩来站在麦克风前，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说服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
他开口了。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谈话技巧，将红卫兵的思路从狭隘的一隅引向全世界，引向风起云涌的国际风云。他强调斗争要注意策略，斗争要有艺术性，不要过分刺激苏联领导人。红卫兵们安静下来，沉思着。
两天后，红卫兵的包围圈撤掉了。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就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对方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出面应付游行的群众。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
很快，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周恩来极力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反应。
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方抗议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的英国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仍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不一会儿，使馆外由远而近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俱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作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导，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其文中写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五·一六兵团”加紧活动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舞。一些政府部门，相继被“五·一六兵团”及其他红卫兵组织冲击，夺权之风甚烈。
姚登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外交人员，原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他领导了一次极左派的夺权斗争，影响很大。他们抗议印尼政府对中国侨民实行歧视政策，并公开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被印尼政府确认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在北京，则为姚登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文革小级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周恩来，全都出席了招待会，甚至连一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毛泽东，也出面了。在这次招待会上，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