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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而且大字报首次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县且火药味极浓，这又不得不引起师生们认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气一点就会爆炸的环境中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月光淡淡洒在北大校园里，泛起一层银白色的诗意。这本来应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聂元梓为了让攻势更猛烈，却特意在五院哲学系组织召开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会。
然而，声讨会刚开始不久，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传来。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内外，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不断高呼“找聂元梓算帐”等口号。很快，会议被冲散，聂元梓在同伴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短短半天时间，全校共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对聂元梓进行揭露和驳斥。
北大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党委从哲学系组织了一批辩论强手，对聂元梓进行轮番轰炸。而且在辩论中，开始出现了抢话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聂元梓一起在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云鹏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的指示（因北大有多国留学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北大副校长黄一然专门找聂元梓谈了话，劝她主动检查，自己去撕下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阵脚有些乱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镜头不断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有曹轶欧的秘密交谈作定心丸，她心里虽有一丝慌乱，表面上却佯装镇定：
“检查可以，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比聂元梓更加慌乱的是康生。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没想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打破了北大的沉寂后，陆平组织的反击竟会如此猛烈。他找电话给曹轶欧，要她取回聂元梓大字报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将底稿转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国际友人的谈话中透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6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批语电文传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处，毛泽东的批语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一句话，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6月1日晚上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这个变故不仅使北大师生深感意外，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觉得突然。一位副总理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的播出，全国为之震动，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地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聂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此后接连几天，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不断推出文章和社论，推波助澜，为已经点燃的火焰浇上一桶桶油，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伙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中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场斗争“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全国有55所高校和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未派工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中生之手的奇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