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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中还特地说明，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美联社的这个电讯，使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因此就有了“文革”中张春桥的“枪毙”、“不枪毙”之说。至于新一代的大批判干将们为什么故意模糊巴金和张春桥之间的大是大非，说成是“私人纠葛”，我们只要细读巴金的发言就能明白。巴金揭露了这些人的师傅们的行为特征，因此字字句句都横越四十年落到了这些徒弟身上。他们只怕当代读者读到巴金的这个发言，并由此看出他们的行为根源，因此故意把水搅浑。
由此，我对这个朱某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觉得他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概括力的人物，不能让他永远躲在暗处，一直成为刘再复先生所说的“黑暗生物”，而应该把他引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我已经用法律手段引出过金牙齿，那又何妨再引出一个？对此， 我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很多年前，正是这个朱某，曾把我对深圳文化的远景设想篡改成现实评价，掀起过一场所谓“为深圳唱赞歌”的批判。人们问他，我为什么要“为深圳唱赞歌”？立即有一个谣言在北京发布，说我收受了深圳的一套“豪华别墅”。那么，只要追查这个谣言，毫无疑问能引出朱某。
谣言的发布者是北京一个姓肖的编辑部干部，此人还发布过我和香港“豪华别墅”的谣言。当时正好有北京高官因“豪华别墅”而被判重刑，天津的杂志上就有人呼吁对我也绳之以法。我想这个官司不难打，一打，准能让“黑暗生物”结束他的黑暗时代。
墓地和法院（四）
于是委托解士辉律师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初审责令被告到深圳索取我收受别墅的证据，但过了很久再也没有消息。等到再开庭，有没有“豪华别墅”的问题，突然变成了“有没有听到过这种传闻”的问题。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作为被告的证人站起来说，听到过。于是，被告胜诉。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原告是“公众人物”，这方面的法律保护应该减弱。判决很奇怪，我倒无所谓，最大的遗憾是那个“证人”并不是深圳朱某，我没有把他从黑暗里引出来。
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终审中引出了一个“惟一证人”，替被告证明，他在深圳“听到过”这种“传闻”，于是，维持原判，仍然是我败诉，被告胜诉。判决书上郑重地写出了这个“惟一证人”的工作单位、职业和名字：“广州《新经济》杂志聘用记者朱××（原件为实名）。”
果然是他，深圳朱某，终于被我引出来了！但他怎么跑到广州去了？
广州的资深记者董晓敏先生看到他们胜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到《新经济》杂志社询问，该杂志的营运总监明确回答：“我们杂志根本没有这个记者！”
你看，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全国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我败诉的消息，却没有一家愿意调查一下，那些“豪华别墅”到底在哪里？
过了几天，北京的报纸以通栏大字标题刊登，那个胜诉了的被告还要到法院反诉我，理由是，我表示过，“豪华别墅”的说法是“不实之词”，而他则认为连“不实之词”也不能说，因为“没有能力核实或没有条件核实不代表不想核实”。我说“不实”，是篡改了法院判决。因此，可能他要反诉我不理解他的公事繁忙。希望他真的起诉。当然，他们又必然胜诉。
从此，中国人说话要小心了。不能再莽撞地批判假酒、假药，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人家“没有能力不造假或没有条件不造假不代表不想造假”；也不能随便批判盗版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人家“没有能力出正版或没有条件出正版不代表不想出正版”。更不能说谁是坏人，只能说人家“没有能力做好人或没有条件做好人不代表不想做好人”。他们太繁忙了，一时顾不过来。
那位“惟一证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于与他们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头移向了我。他一边到法院“作证”，一边在《山西文学》上连续发表谈话，有一期的醒目大标题是《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据说这话是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对他说的，一下子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诬陷责任，全部栽赃到了魏明伦先生一个人头上。
魏明伦先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朱某不得不发表了一份承认“严重失实”的道歉，但一转身又在《山西文学》上以头版头条“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发表他与北京那个余某的两次对话，这两个人给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诞的政治结论，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那两个苍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已经完全能够控制法庭和媒体，因此彻底地有恃无恐了，充分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狂欢。
他们还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有权势背景。例如那个朱某发表了他与原中共深圳某工业区退休书记的谈话，其中他对那位书记的谄媚、奉承、吹捧、歌颂，很少有怕羞的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他又借那位书记之口，歪曲书记的原意，说巴金“不得好死”，并把这四个字用在标题上。那时，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过百岁寿辰。
聊可宽慰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巴金老人。我把他们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景。
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的法学家：我没有收受过所谓“豪华别墅”的寸土片瓦，他们却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诽谤，海外媒体大量转载，结果反而是我败诉，他们胜诉，中国的法律就这样了吗？
一位法学家说：“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你有名，却也只是一个外地的个体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起诉政府主管的机关公务人员，也不摸一摸水浅水深……”
另一位法学家打断他，说：“更可能是法学观念上的问题。不少中国法官相信了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中国名人不够成熟，因此法庭应该故意容忍一些诽谤，促使名人成熟。”
“百岁老人也不够成熟吗？”我问。
他们一愣，随即苦笑了。
我随即正色说了一段话 ：“中国名人确实不够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国法律成熟。因为在名人受难的时代，法律没有出现。法律重新下地走路，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帮人。”
有人说，不管是为巴金老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必反驳那帮人。
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来一副漂亮的对联：
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
超世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
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进入虚拟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 ：“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卫星电视里看到我的两个被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 ：“他们太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拟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拟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才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
经曰：“菩提萨cuiy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 gui碍，无槃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这就是祖母念了一辈子的《心经》。
我把这一段的意译为——
大菩萨，
大智妙，
引渡彼岸，
无所不了：
了却牵挂滞碍，
了却恐惧烦恼，
远离颠倒假想，
走向清净寂寥。
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意译是——
去吧，去，
到彼岸去；
一起超度，
大觉大悟！
好了爸爸，去吧。
那一叠纸条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飕飕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录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 。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