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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你以什么取人？”
“曾经也是，以貌取人。现在，不是了。”胖子一顿一顿地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明白了，以貌取人得有以貌取人的资格，我没这资格。”
“申申从来没有说过你什么。”
“但我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我配不上她，我跟她就好比俗话说的，牛粪跟鲜花。申申那样的人材要想找的话什么人找不着非找我？要权没权，要钱没钱，结婚六年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迄今寄居在你们单位的屋檐下，但这牛粪也不是一无是处，他有好处，他的好处就在于，有自知之明，配不上鲜花不是？主动离开！”
“你有这么大公无私么？”
“是你了解我还是我了解我？”
“一般说来，旁观者清。”
“那你说，我为什么？”胖子说完后斜眼看我，手里的叉子在盘子里不停地搅来搅去，拿准我说不出来的样子。
“本性吧。不断求新。”我看着胖子盘子里的意大利面条，慢慢地道。那面条上已凝出了一层动物油的油脂，被叉子一搅，碎成了无数细小的鳞片，看着就很难吃。“即使得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还想尝一尝有缺陷的滋味。”说到这里不由得一怔，想起了他。他是不是也是这种思路，求新猎奇多多益善？
“精辟！深刻！”胖子大声喝彩，带着明显的讨好、奉迎。
于是我觉着不是，我看着胖子，继续往下说：“作为第三者、旁观者，而不是作为申申的朋友我要告诉你，新的未必就是好的，申申非常难得，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是不是身在福中，谁说了也不算，得我说了算。一个男人，事业上一事无成，身在福中从何谈起？”
“那个女的可以在事业上帮你？”
胖子一愣，然后叹道：“你果然是——聪明！其实，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他们有足够的智商，足够的理解。对，不错，她可以在事业上帮我，帮我出国。都说了吧，我开音乐会的钱，就是她出的！”
“她很有钱？”
“比起你我来说，是。”
“你爱她吗？”
“那还用说。”
“爱她，还是爱她的钱？”
“钱也是她的组成部分。”
“除了钱这一部分，你爱不爱她的其他部分？”
“当然，光爱人家的钱那叫什么——”
“——叫妓女。”
胖子摆摆手不与计较。“她性格很好，文静、温柔，非常体贴。”
“申申性格不好？她性格不好能在那种情况下还为你主持音乐会？”
胖子一下子沉默了，连手里一直动个不停的叉子都停了。好一会儿后，抬起头来，看着我苦恼地道：“我真的不能理解，我有什么好，值得她这样。她应当明白，我们俩在一起纯粹就是一种浪费，资源浪费。我的所谓才华聪明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反过来，她的漂亮对我来说，也没意义，不仅没有意义，还是负担，很沉重的负担。这就好比一个快要饿死的穷人，你送他一首世界名曲还不如给他一碗面条，他要名曲干什么？他根本就不具备消费这种奢侈的能力！”
我听着，心直沉下去，但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于是故意用一种讥诮的口吻道：“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钱嘛，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
胖子这次表现得极为耐心和有涵养。“韩琳，你是聪明人，认识问题不该这么概念。常言道权力是一剂春药，同样道理，金钱也是。爱不爱一个人，起关键作用的从来就不是她的弱点，而是她的长处，对她长处的欣赏程度。欣赏与容忍，成绝对的正比。告诉你，韩琳，现在，此刻，只要想起她，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见到她；见到她，又渴望着进一步的接触。你没结过婚恋爱总谈过吧，应该能够判断出，这是不是爱。”
于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眼下我唯一能做的是警告胖子不要操之过急，万一出了事对谁都不好。胖子这才答应晚上回家，好好待她，一切等我从甘肃回来再说。
后来，胖子果然如愿出国，果然唱出了名气，有了名就有了钱，有了钱就有了房子有了车，就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这其间，他的二任妻子一直同他一起，两人还共同生了一个孩子，孩子的性别也正是胖子一心一意所希望的，女儿。此前他一直暗中担心女儿长得会像妈妈，后来听说女儿一般像爸爸，才放心大胆地让女人怀了孕——男孩儿长成什么样就无所谓了——结果，女儿生出来后，除了黑且粗的皮肤像了爸爸，其余部分仿佛跟妈妈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小鼻子小眼小窄脸儿；性格都像，安静，温柔，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哭。每每看到这小小女儿，胖子的心头便会罩上一层淡淡的愁云：一个女孩儿长成这样，还有何前途可言？她妈妈能有今天得益于当年跑到台湾去的外公的遗产，还得再加上他这样讲信义的男人，其概率比天上掉馅饼高不了多少。再后来，胖子便开始在夜里做梦，梦到了女大十八变，她女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公主：乌发如云肌肤似雪，穿一袭大红拖地长裙，面对他热情地微笑……
二
我拖着箱子，拖着沉痛的左脚，往进站口走。北京站到处是人，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走着的。火车天天有，还有飞机、汽车，还有船，仍是运也运不完。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去？未必也像我一样，是迫不得已。
候车大厅满目是人，乌乌泱泱，我来到了去兰州列车的候车区。还有二十多分钟检票，我想我必须找个座位坐下，左脚肿胀感觉一碰即裂，这个样子站二十分钟我非疯了不可。但没有座位，所有的座位都有人，没人也有人的代表。我径直向放着一提北京果脯的空座走去。空座两边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在看书，另一个抱胸垂首地似是睡了。我看了看他们两个，问：“这是谁的？”
正在假寐的汉子应声抬起眼皮：“这儿有人！”
“请拿一下。”
“人马上来！”
“来了再说！”
我口气强硬甚至带着点挑衅，此刻我被痛苦武装，无所畏惧。一直看书头也不抬的男子这时抬起了头来，颇有点好奇。汉子也是没有料到，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了把东西拿开。我坐下来把左脚抬起架在箱子上，长长地嘘了口气，于是我的脚伤展现在了左右二位的视野里。汉子只看了一眼，复低头睡觉去了；那男子倒还好，脸上露出了点关注。
“伤得不轻啊。”他说。
“啊。”我说。
彼此这就算打上了招呼，当他得知我的最终目的地是敦煌时，摇头了，说敦煌当然值得一去，但是我这个样子去，白去。我告诉他我带着药呢，卫生科给的解痉镇痛酊就放在箱子里。他问我拍没拍片子。我说用不着，就是让人踩了一下。他说他的脚，也是左脚有一次给扭了一下，当时也是没在意，就当一般的扭伤治了，糊膏药抹药水热敷烤电，什么法儿都用了，总不见好，越疼越厉害，只好去医院看，一拍片子，第五跖骨骨折。折的地方没人管自己长上了，医生给砸开重新复位打石膏固定前后整整折腾了仨月，到现在，天阴时还疼。叫他这么一说我的脚越发痛起来了，嘴上却连连安慰自己：
“我不会。没看我还能着地呢。”
他毫无体恤：“脚背上五根骨头呢，断一根，着地是没有问题。就算没骨折，你现在也不适合到处跑，还跑那么多地方。”
我早就知道我不适合了，出门后不久就知道了。只是因了惯性惰性才走到这一步，现在经人一说，立刻觉着非回去不可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要真是骨折了，打上石膏，我一个人在北京，也不好办。要不，回家？……回家！一个半小时之后就有一次回家的列车。
一想到家，想到家里的妈妈，顿时觉着天宽地宽心胸开阔，眼睛都潮湿了。我到底还是有着一个家的，有一个无处可去时的去处，一个随时可以接纳我的地方。决心一定，立刻考虑行动方案。兰州的票就不退了，用它进站，进了站就去返家的列车那里，上车后补票。到了那边家里要是能来车接一下就好了，可是，怎么通知家里？看看表，还有二十分钟检票四十分钟发车，如果我腿脚正常，四十分钟赶到车站对面的邮局拍个电报不成问题。现在是不行了，只这么想想左脚就是一阵剧痛。要是有雷锋就好了。我扭着脖子前后左右张望，没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下意识打量坐在左右的这二位，右首的那个汉子，这回是真睡着了，鼻息粗重均匀；左首的那位已又开始看书，都是一副踏踏实实等着到点进站的样子，叫人没有勇气打扰。收回目光时无意瞥一眼那人看的书的封皮，眼前一亮，那居然不是金庸也不是地摊书刊，而是一本《 现代军事武器 》。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位穿着便服的军人呢，跟我一样。心中虽然兴奋，但也没敢贸然开口。首先，即使他是军人也不一定就是雷锋；再者，学雷锋也不是不分场合没有下限的。让人在就要检票的时候跑出北京站，跑到马路对面去，为了一个素不相干的生人，冒着可能会误车的风险，谁干？这远不是顺便帮人拎个箱子或扫扫车厢那么简单。可我现在只有他了。
他约三十来岁，中等个。五官平淡，没什么特点，好的不好的特点均没有。肤色偏黑，毛色很好，板寸头漆黑放亮。服装随意得体，上身一件深蓝Ｔ恤，下面一条白棉布裤，凉鞋线条宽大简洁，穿着袜子。拿书的手指甲红润，修剪整齐。看样子还行。这时他扭过了脸来，我方意识到研究他的目光是过于专注了。我正好与他的目光相撞，脸上不由红了一红。他笑笑，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说：
“快检票了。你就这一个箱子么？”
这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更确切地说，乐于助我的人。想也没想地，我突然就把我的打算请求对他和盘说出。不出所料地，令人难堪地，他没有回答。先是看了看表，想了想；又想了想，又看了看表。这时我再不说话再等下去就是愚蠢了。我说：“来不及了是吧？……其实也无所谓，到那边再说也行，反正是到家了，怎么都好办。”
“时间倒是来得及，停止检票前赶回来就行，我是卧铺，不愁没座儿。问题是我的东西怎么办。”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一个箱子一个旅行袋，不假思索地道：“东西好办，我给你看着。”话一出口就后悔，我想请人帮着拍个电报还研究了人家这么半天，我凭着什么就能让人让我帮着看行李了？情急之下马上补充说，“我也在部队工作。”
“从前？”
“也是现在。”
他看我，明显审视的目光。也是，我这副样子，一件皱巴巴的布连衣裙，一条瘸腿，孤零零一个人拖着个箱子，哪里有一点点人们概念中女兵的影子——飒爽英姿？尤其是在这个当口说出，更像是一个骗局，至少是，一个无聊的玩笑。想到他会不信，且有充分理由不信，我有点急。事到如今，拍不拍电报都不主要了，主要的是，关乎荣誉。我想也不想就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那上面有照片有姓名有我就职的工作单位，当然还有年龄。我这个年龄已经避讳向别人说自己的年龄了，但是当时全然忘记。显然他没想到，颇有点惊愕，完全是凭着下意识把那个红皮小本接了过去。接过去后就像是接过了一个烫山芋，两难：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最后，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当然，“折衷”一说是我的揣测：看，但不细看；匆忙打开，瞄一眼就合上，就还给了我。然后，起身，走，走几步又回来。
“打个长途电话岂不更好？”
“我们家是军线。”
他又那样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把地址姓名电报内容写一下。我写给了他，他看着脸上浮上了一丝淡笑。我禁不住又一阵脸红，那正是本人的重要缺点之一，字难看，这也是日后我换电脑写作的重要动因。他拿着字条走了，我想起又一件该我想着的事。
“哎——钱！”我喊。
“回来再说！”
他答应着就跑远了。他的个子不是中等而是中上，站着看比坐着看要高得多：腿长。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分人材。对于男人来说，身材比脸蛋重要。
一刻钟后，开始检票。前后左右的人纷纷起身，拎着、拖着、招呼着，去排队。这时我尚能沉得住气，从检票到发车，还有二十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我开始着急，伸手将所有行李拢在腿边，以让腿能感觉得到它们存在，一双眼睛，就紧紧盯住了候车大厅入口。又过去了五分钟，检票已基本结束，看着由拥塞变得冷清空阔的检票处，心里阵阵发慌。万一他误了车怎么办？我误了车怎么办？真不该去冒这个险，电报拍不拍真没什么要紧。万一，万一他因为着急撞了车呢？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就是在这一刻，他出现在候车大厅门口，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他看到我时的那一瞬间，他脸上露出的如释重负……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拿着东西就走，前方检票员已经解开铁链子往栏杆上拉了，我们边喊边走，那一刻，我瘸着一条腿居然还能够走得飞快。
他是在差一分钟的时候踏上了他的那次列车，都没能来得及走到卧铺车厢那里，只能上车后再拖着行李一节一节车厢地挪了，也算是万幸中的不幸。他刚上车列车员就收踏板关门了，接着，列车启动，我冲站在车门后的他欣慰地挥手告别，忽然，脑子里嗡的一声——
——钱！
这件事梗在了我的心里。为这个日后我还专门去邮局查了一下，所得结果使我越发难受：发那样的一封加急电报需五块多钱，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一百八十多块，折合折合，这五块多钱得相当于今天的五十多块。
我忘不了他拍电报回来看到我时脸上的如释重负，那一瞬，我心里有一种骄傲的快意。当时是没机会说，如有机会，我肯定得告诉他：别说你那只是两件行李，就是两箱子钞票，我心不动！这件事他做得也漂亮，在于己无害于人有益的情况下达到了人格的自我完善。本是好事，那五块钱却成了瑕疵，我的瑕疵。他对此有什么感受？懊恼还是窝囊？
曾有一段盼着他能主动联系，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他知道我。但是他一直沉默，使我又想起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在我的工作证上那样匆忙地一瞥，未必知道我。
下火车后妹妹在车站门口接我，妈妈从干休所里为我要了车。看到我的脚伤后妹妹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她工作的医院为我挂了急诊拍了个片子，还好，没有骨折。回家后同妈妈讲起了电报的事情，妈妈津津有味地听完了道：
“这孩子不错。”
家里真好。
干休所傍山而建，我们家在干休所的最里面，窗外的对面就是山，葱茏青翠。家里小院的花草树木蓬蓬勃勃，清晨，耳边是一声声鸟叫，新鲜空气直沁脾肺。没有汽车，没有烟尘，没有嘈杂拥挤的人。各种娱乐、生活服务、医疗保健设施齐全，大院门口还有士兵站岗，是一个安度晚年的好地方。
雁南来看我了。
当时我正在跟母亲说《 周末 》演出前后的情景，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叙述法，从头道来。把个母亲听得目不转睛屏息静气，随着我的讲述时而叹息，时而紧张，时而生气，时而开怀，一杯泡好的绿茶搁在床头柜上都放凉了，忘了喝了。当我说到我们的那位男主角用筷子从地上夹“酸黄瓜”吃时，母亲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颤抖泪都出来了。我心里一动，建议母亲去趟北京看我的戏。母亲想了想说算了。我问为什么。她不说。我非要她说。她说：
“要是你爸爸能看到这些，该多高兴啊。”
我哑然。父亲是我们忌讳跟母亲提及的话题，母亲也轻易不提。焉知道父亲已浸透在了母亲四十三年的生活里，事事处处点点滴滴。母亲的不提仅仅是在嘴上，是体谅我们，她的心里，何曾就有过片刻的忘记了？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是这时门铃及时地响了，我扭脸向窗外看去，高兴地看到了站在院门外的雁南。
雁南的到来使我们静悄悄的家热闹了起来。她给我带来了“奇正藏药”，专治跌打扭伤，敷上后二十四小时即可见效；给母亲带来了一大堆乱七八糟价格昂贵的补品；给保姆小英带了一条七成新的裙子。小英因此也喜欢雁南，洗水果拿瓜子热情空前，并主动请示母亲给客人预备什么饭，从前，小英一向最烦有客人在家吃饭。
刚开始母亲也一块坐了会儿，母亲在场我们聊天的范围就比较局限，无外乎工作啊身体啊什么的，措词也较收敛。这时雁南已调到军区总院了，她退下来的副司令员父亲成功地为她又发挥了一次余热；怀孕也有五个月了，肚子不见大多少，腰明显粗了，两颧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