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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小曹送冯国富回水电局。冯国富说：“小曹，是不是龚主任为难你了。”
小曹开始不肯说，冯国富一再追问，他才承认，他手头已积下两千多元的油料和过桥过路费，找过龚主任好几回，他总是不肯签字，借口是部里帐上出了红字，连金部长小车的油料费都没报销。
组织部的经费情况，冯国富还是清楚的，除了财政正常经费，还有好几个渠道的资金来源，比如跟党校联合办班，开展党员电化教育，给这个单位支部挂牌，给那个部门党委授匾什么的，都有些收益，除了部里干部福利，其余包括几部小车在内的日常开支，还是对付得过来的。
那么龚主任为什么卡着小曹的油料费，不给报销呢？冯国富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他非常了解龚主任的为人，他没有别的特长，就是听领导的话，难道连金部长的话也敢当耳旁风？
冯国富想想，说：“把发票给我吧，我去找龚主任。”
小曹不给，说：“这点小事，冯部长您就别操心了。”小曹一直叫冯国富做冯部长，没叫过他冯主席。
冯国富不好勉强小曹，沉默几分钟，抬腿下了车。小曹说得没错，报销发票确实是小事一件。可如今手中无权，自己还管得上什么大事呢？冯国富心里郁郁的，晚餐扒完一碗饭就扔了筷子。知夫莫如妻，陈静如知道冯国富的饭量向来稳定，每餐都是不多不少两小碗，便对正埋头狼吞虎咽的儿子冯俊说：“给你爸装碗饭去。”
冯俊伸手要去拿冯国富的碗，被他拦住了。陈静如也没了胃口，担心地望着冯国富，说：“你不是哪里不舒服吧？”
“我哪里都舒服。”冯国富说道，人已离开桌子，拿过矮柜上的手机，调出金部长的名字，想跟他说说油料费的事。当初是他叫你带着人车来政协的，当然得找他。又觉得这点芝麻大的事，惊动他的大驾，实在犯不着。那么只有打部办龚主任的电话了，可冯国富又拉不下这个架子。
转而又想，自己大小是政协副主席，政协没给专车，报销点油料费总是应该的，冯国富决定第二天找刘秘书长。刘秘书长还兼着办公室主任，政协机关开支由他安排。
不想刘秘书长感到很为难，说：“冯主席是政协领导，政协本应安排您的专车。怪只怪咱们条件有限，只好让您至今还坐着组织部的小车。政协没专车安排，负责油料费的开支，是完全应该的。只是政协的经费，一分一厘都来自财政预算，人员工资和所有公务费用都是先就定死了的，想拿出点余钱，几乎没有可能性。”
冯国富一听，心里就有火，却对政协的经费情况不是太清楚，这火还不怎么好往外发，只说：“政协不是有好几台小车么？难道都是烧的水？”刘秘书长说：“政协小车的油料费开支，也是财政根据每台小车的耗油情况，配套安排下来的，有多少车拨付多少油料费，一个钉子一个眼，不会多拨一分钱。”
冯国富只得进了主席办，向黄主席汇报。黄主席理解冯国富，表态说：“政协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
想不到两人的口气会绝然不同。这也许是国情吧，小官那里办不了的事情，有时到了大官那里，相反容易办得通。姓刘的真是狗眼看人低！冯国富不出声地骂一句，忍不住当黄主席面说道：“那刘秘书长又叫什么苦呢？他不是见我来政协时间不长，欺生吧？”
黄主席笑道：“你错怪刘秘书长了。他的权限是安排财政拨给政协的预算资金。那是几个死钱，都是早有用途的，只不过从他手上过一过而已。另外政协还有些预算外资金，比如内部招待所上缴的管理费，委员专家医院收入提成，以及门面租金之类，这些钱主要用于机会福利，刘秘书长无权支配，实在要派作他用，得由办公会议共同商议，集体决策。因为这些钱关乎机关职工个人利益，弄不好，大家就会意见纷纷，惹事生非。”
原来政协还有些家底。冯国富便开玩笑道：“政协还挺民主嘛，经费开支还搞集体决策。”黄主席也笑道：“政协这么多民主党派，不搞民主行吗？”
不久的办公会议上，黄主席就将冯国富小车油料开支的事提了出来。谁知大家意见还不怎么好统一。政协不比市委和政府，除了一把手黄主席外，其他几个专职副主席一直没配上专车，有什么事要坐车，得由办公室临时安排。这种秩序一直这么维持着，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不想冯国富从组织部过来时竟带了部小车，其他没有专车的副主席顿觉矮了一截，心里难免失衡。只是冯国富的车没用政协的钱，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只在背后悄悄嘀咕：政协有了两个一把手。现在要从政协小金库里拿钱出来，给冯国富安排小车油料费，大家哪里肯干？说这是机关职工袋子里的钱，政协又没有特权可换银子，拿走一个就少一个，职工那里怎么好交待？
冯国富想不到事情会如此复杂，当即说：“算了算了，不就两千多元吗？我自己来掏。以后我不坐车好了，车子给组织部退回去。”
黄主席是政协最高首长，说过的话不兑现，岂不显得没有威信？最后他还是力排众议，要给冯国富报销这笔钱。一把手主意已定，大家也就不好再坚持。
偏偏冯国富倔强，从小曹那里要走票据，如数给了现金，说是政协报销的，然后将票据往办公室抽屉里一扔，再不理会。害得黄主席回头来催冯国富，要他快去报帐，说已跟办公室和财务室打好招呼。
这事被周英杰知道了，他走进冯国富办公室，说：“冯主席不是有一把小车油料发票么？交给我吧，我去想办法。”
两千多元不是什么大数，冯国富还出得起，虽然出得有些窝囊，这几天心里一直堵着。不过再怎么的，也犯不着让周英杰拿去想办法。究竟跟周英杰交往不深，冯国富不想因这两千多元钱，欠下人家一份情。
见冯国富不愿拿发票出来，周英杰干脆挑明说：“这次楹联征集活动，除佛教协会出一部分垫底资金外，我们还将对入围作品适当收些费，以填补活动经费之不足。冯主席是活动的最高领导人，不仅为活动的开展出谋划策，还到处跑动，负责您的油料费开支，完全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理由倒还说得过去，冯国富不再犹豫，拿出抽屉里的发票。周英杰调出手机里的计算器，合计好发票总额，如数将现金递到冯国富手上。冯国富说：“看来这个领导小组组长还有些实际意义。早知如此，我找刘秘书长和黄主席他们干嘛呢？”
周英杰不便说刘秘书长和黄主席他们的长短，只说：“冯主席这个组长的实际意义大着呢，不是拉您这个主席的大旗做虎皮，我们这个活动怎么搞得起来？”
送走周英杰，冯国富心里又是一番感慨。过去别说几个小车油料费，就是一座高级别墅，自己如若有这个想法，都会有人竞相奉送，惟恐你不肯笑纳。怪不得古人说，君子不可一日无权，手里有权，比有什么都强啊。不免对周英杰暗暗感激起来。给有权有势的人跑腿，谁都乐意，给无权无势的人办事，谁还有这样的美德？何况周英杰找的借口，听起来那么生动，让冯国富容易接受。
给你解决两千多元的油料费，也会感激不已，看来自己确实已没多少份量。冯国富的情绪又低落下去。
第五章
市委那边很快传来消息，组织部金部长即将调离楚南，到另一个市里去做副书记。怪不得当时小曹找最会听领导话的龚主任报销油料费时，他借故不肯签字。如今的人一个个都是现实主义，知道领导要走，领导许过愿的事办得再好，也白好了。
冯国富意识到，小车和小曹留得一时只是一时，不可能老留着。何况这对小曹也没有好处。在政协这边开车的大半年时间里，小曹已经是吃了亏的，冯国富不忍心让他老为自己做牺牲，打算在组织部新部长上任前，另外弄台车子，然后将小车和小曹还给组织部。
冯国富想起分管财税的副市长张柏松来。
说起这张柏松，还多少跟冯国富有些瓜葛。那时冯国富做上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不久，张柏松还在农机局任副局长。楚南的农机局是过去的农机公司转制转过来的，也就管着农民手里的几台拖拉机，没有多少实权。没有实权的单位不可能给市里领导办什么事，在领导心目中也就无足轻重，做这样的单位的头头自然难得有太大出息。张柏松也就早有去意，想换个地方，只是苦于跟市委领导没有交往，无从着手。
也是应了那句旧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张柏松竟转弯抹角跟冯国富攀上了，找到他门下，说是他的同学。冯国富感到奇怪，几时又冒出一个这样的同学来了？是大学同学？还是中小学同学？冯国富摸着脑袋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只能肯定，至少不是幼儿园的同学，因为自己生在乡下，从没上过一天幼儿园。张柏松于是招供，说是曾跟冯国富在党校短训班上一起同过学。冯国富这才想起，在楚宁做组织部长时，自己确实参加过一期市委党校的处级干部短训班。说是班，其实有两百多号人，也就每天一起在礼堂里上几节大课，课后县里的学员在党校吃住，市里的同学早脚踩西瓜皮，溜之大吉，两个月下来连面都难得见上一回，冯国富因此对张柏松一点印象也没有。何况一起在这种短训班上呆过，算不算是同学，冯国富一直心存疑虑。
张柏松却没有任何疑虑，理直气壮得很，咬定两人是同学，紧紧粘上冯国家，从送农副产品到请吃请喝请玩，关系日见密切。冯国富是个明白人，自己身为组织部副部长，人家表面上认你同学，实际上是认你手里那点配送官帽的权力。也不用张柏松开口，背后替他张罗起来，打算将他安排到哪个县里做个副县长。市里的副局长跟下面的副县长虽都是副处级，但位置有别，今后的前途也自然不同。若是张柏松这种要死不活的农机局里的副局长，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正因如此，副县长那样的位置便不容易腾出来，偶尔碰上一个空缺，市里主要领导早有意思，根本轮不到冯国富做小动作。
偏偏张柏松有官运，没有副县长的空子可钻，竟有人给他让出一个县委副书记的位置来。原来下面县里有一个黑社会团伙出了命案，省公安厅办案组越过楚南市，直接插到县里，牵出这个黑社会后面的县委副书记，将他一并归案。这事来得非常突然，又恰逢市委换届在即，市委主要领导都在考虑自己的去向，没谁来得及安排自己的人去接替那个县委副书记。冯国富正好见缝插针，找到杨家山，向他推荐了张柏松。杨家山也就顺水推舟，将张柏松安排到该县做了副书记。
县委副书记比副县长的位置自然更加重要。好多人在县里做上多年副县长，连县委常委都进不去，就别提做副书记了。副书记显然是个很关键的台阶，只有做了副书记，才有可能做上县长和书记，甚至进步到更高的层面上。张柏松正是上了这个台阶，才有了以后的机会。三年不到，那个县里又出了腐败窝案，原来的班子一锅端，书记县长无一幸免，张柏松又拣了一个落地桃子，做上县委书记。几年后市里班子调整，得依据年龄学历和资历，选择条件合适的人才进班子。就像给张柏松量身定做的衣服，这些条件他刚好吻合，又有冯国富和杨家山在后面照应，也就顺理成章到市政府做了副市长。
有这么一层关系，去找张柏松解决一辆小车，他又在政府分管财税，应该不在话下。冯国富便拿出几大家内部电话号码本，去拨张柏松的手机。却怎么也拨不通，只好打到市政府秘书科询问。原来张柏松出国考察去了，还得一个星期才回得来。
一个多星期后，冯国富再拨张柏松的手机，开始老占线，后来终于拨通，接电话的却是张柏松的秘书。冯国富说：“是小丁吧，让柏松接个电话。”
张柏松是年初上任副市长的，当时冯国富还没离开组织部，他特意去看望过冯国富，此后因忙碌，便很少接触，小丁也就不熟悉冯国富的声音，只是听他口气不同，不称张市长，而直呼柏松，才不敢怠慢，说：“您是谁？”
副市长是实权派，实权派的门槛就是高，打个电话，都有秘书挡驾，哪像自己这个所谓的副主席，连小车和司机都是人家的，更别说秘书了。冯国富心里灰着，嘴上说：“我是政协冯国富，柏松在旁边吗？”
小丁不熟悉冯国富的声音，对他人却并不陌生。领导秘书都是人精，又时刻不离领导左右，对官场当然颇有研究，谁背后靠山硬，谁是作搭头搭进班子的，谁正处于上升趋势，谁已开始走下坡路，自是烂熟于心。尤其是几大家班子成员，每个人的来龙去脉，更是如数家珍。小丁的口气也就柔和多了，说：“哦，您是冯主席。张市长正在向省政府领导汇报工作哩，暂时接不了电话。是有话我转告，还是他汇报完工作后，给您打电话？”
冯国富说：“他忙，别给我打电话了。也没什么要紧事，主要向他问声好。你只告诉他，我给他去过电话。”
不要人家打电话，又让丁秘书转告去过电话，这不是矛盾么？原来潜意识里，冯国富还是盼着张柏松打这个电话来，这样才显得自己有面子。想当初，张柏松挖空心思套你近乎，将你当做大树来攀爬，现在他发达了，给你打个电话，也是应该的嘛。
可左等右等，等了好几天，也没等来张柏松的电话。冯国富心里恨恨的，暗想就是再忙碌，打个电话要得你多少时间？这个张柏松，怕是把过去的发迹史忘了个干净。转而又想，张柏松也许不是这种人，大概是小丁忘了转告。不知者无罪，如果是这样，还不好责怪人家。转而想领导秘书都心细如丝，小丁不会忘记转告的，肯定是张柏松应酬多，一来二去，记不起来了。人的位置不同，记性的好坏自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过去自己呆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不也经常被人埋怨记性不好么？何况是你求人家，不是人家求你，你凭什么要求人家有那么好的记性？
冯国富想通了，心里好受了些，又拨了张柏松一次电话。算他有运气，立即就通了。冯国富心里不禁一喜，这个开头不错。自然又是小丁接的电话，一听是冯国富，说：“省里领导刚刚离开楚南，张市长正准备抽空给冯主席去电话哩，不想冯主席先打了过来。我马上去请张市长。”
这话冯国富听着舒服。不管小丁所说是真是假，他是给了您面子。真话如果仅仅是真话，还不如假话管用，假话至少有一个好处，不闹心。
张柏松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国富兄好！前次你来电话，我没及时回复，真是对不起。你是清楚的，政府工作不好搞啊。”
冯国富心里又不自在了。过去张柏松总是把他当做伯乐，口口声声呼他冯部长，显得恭敬而又谦卑。现在自己不再是冯部长了，你叫声冯主席，也亏不到哪里去呀。以兄相称，听上去随便，却抹去了冯国富伯乐的身份，将历史一笔勾销。
好在冯国富还算想得开。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张柏松早不是当年的张柏松，不仅级别跟你一样，而且位置比你重要得多，你怎么能老以伯乐自居呢？如果说当年他下去做县委副书记是你玉成，此后做县委书记，你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到了升任副市长，已经完全与你无关。设身处地替张柏松想想，他都那么显赫了，你还要求他用过去那种口气称呼你，跟你说话，他做得到吗？就是他做得到，你又心安吗？
想开了，冯国富也就心平气和了，说：“政府工作好搞，随便叫个人搞就是了。正是不好搞，才请你这样的能人担当大任，让你尽展才华。”张柏松打着哈哈道：“我什么能人？国富兄这是表扬我了，我是被逼上梁山，退无后路，硬着头皮也得死撑着。”
张柏松话说得这么无奈，换了别人，还以为这个副市长是有人拿着枪顶着他后背，迫使他就范的。其实他是在炫耀自己的重要，仿佛离了他，太阳都会失色。冯国富在组织部呆得长，太了解现在的官员，说是组织上栽培出来的，其实组织上并没真正栽培过谁，几乎都是他们自己拳打脚踢，上下求索，才如愿加冕的。包括张柏松头上副市长的帽子，虽是他运气不错，然而运气还得靠力气促成，没有力气，运气也会稍纵即逝。因此他那种听去有些无奈的口气里，更多的是一种自鸣得意。人都是这样，得意的时候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那些倒霉蛋，还没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