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儿子操碎了心。
可无论他们夫妻怎么的无条件服从，小心翼翼的照料，儿子的脑后还是一片反骨，这个迷恋流浪的孩子终于过了一把当乞丐的瘾，带着满身的尘土和黑瘦的面孔又回到了家，可他的心灵是否也落满了灰尘，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虽然他同我的谈话因为他母亲的在场显得吞吞吐吐，迟迟疑疑，可他流畅的叙事能力，清晰的思维定势却使我感受到他的聪明，做为一个16岁的少年，无疑他应该算是同龄人中比较成熟的一种。
显然，这种流浪的经历已使他更加早熟，社会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使他的本质显现出来，在许多选择中，他还是很明确的选择要做个“好人”，这对姚成父母来说该是多么欣慰的事情。
是啊，做好人又不累是许多人的愿望，问题是这种机会到底有没有。
姚成离家出走做了四个月的乞丐是回事儿，可他为什么要放弃那么舒适的环境和父母无微不至的爱一次次远去，这更是一回事儿，对于我来说，我更看重后一个问题，虽然这有，久老生常谈，可我们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这是个并非话外的问号。
姚成的父亲我没有见到，他妈妈告诉我，丈夫在家烧儿子爱吃的菜，他知道儿子在外边流浪了这么久，肯定没吃过什么象样的饭菜。看得出姚成的母亲对儿子的归来有些喜出望外。她甚至没有责备儿子一声，只是不停的替儿子拽拽衣角，擦擦脸上的污垢。
已经长得比母亲还高的姚成显然已不太习惯这种抚爱，他的尴尬他母亲浑然不觉，这让我突然明白了姚成为什么与父母总要背道而驰，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这无疑是现在许多家庭存在的痈疾，父母呕心沥血为了孩子，孩子却总要做出让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举动，譬如几次离家出走，甚至16岁便已经有了做过乞丐的经历的姚成，这已经并非是传奇。
第十二章
坐在11层的办公室里，老板台后面的他透过茶色玻璃的建筑幕墙，俯瞰下面街道上如蚁的人群，他笑着说10年前做乞丐时用的手推车他还留着，那皇他永远不会丢掉的东西。
——当过十年乞丐的今日企业家。
认识他是在一次企业家联谊会上，那一次到会的几十名大小企业家中，他50多岁，沉稳持重，一身乳白色的西装，浅灰的领带，得体的举止，惹得众记者频频与他接触，抢了不少风头。
我代表报社与他约好采访时间，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知道，在我自己创作的书中，他是一个撞上来的目标，他的经历谈得上是真正的传奇，说得通俗一点，他是真正的从乞丐到富翁。
但是，由于事情已过去太久，加之他本人的身份与原先已经有天壤之别，他虽然不并算讳言过去的饥寒交迫，但在称呼上他说自己以前是拾荒者，也就是捡过破烂，而且，一捡就是10年，当然，一开始从四川来到北京时，他是一路乞讨而来，我想这两者本来就没有那么清晰的区分。
乞丐通常意义上以要两种生活为生，一种是乞讨，另一种便是拾荒了，另外还有一种是顺手牵羊，所以，它们之间是很难有概念的清晰，索性就不去管它。
因为他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只能赶快的让他口述，我来实录。
“我今年正好50岁，是49年生的，所以，不用告诉你，你都会猜到我的名字里肯定有个”国“字，我们那波儿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名字。但是，我们这波人幸运的并不多，国家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因此，说吃苦我们最有资格了。
我老家是四川成都的附近，那是个盛产竹子的好地方，我们那里生产的竹器非常有名，但是，过去不准搞副业，所以渐渐的手艺人都远走他乡了，慢慢地没人会再用这种办法赚钱。所以，我们那里穷得远处有名。
我兄弟四个，我排行老大，理所当然的得挑起家里的大梁，所以，我一天书都没读。
七、八岁便跟着乡亲出去做贩盐巴和大米的生意，一直到16岁，我才第一次穿上了布鞋。
18岁我同几个兄弟砍来了竹子，回家盖了新的竹楼，砌了新的火灶，可是19岁我便被公安抓了起来，说我私贩盐巴，投机倒把，判了我七年徒刑，等走出监狱我已经是26岁的人了，家里的兄弟都用我当时留下的钱娶了亲，而我这坐过大牢的人没人敢嫁，我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乡，到现在再也没回去过。
我到了成都，可当时的人都保守的很。一听我坐过牢也不分青红皂白什么地方也不留我做工，我在街上奔波了几天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拾垃圾箱里的烂菜叶吃。我那时还年轻，血气也旺，一心想找个地方做工挣钱发家，可是，那会儿是1975年，到处都是搞运动的人，经济也不发达，尤其是成都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为了填饱肚子，我开始捡破烂，收废纸，慢慢地赚了点钱，三年以后我回老家盖了竹楼，也娶上了媳妇，准备过安生日子。
可是1979年，一场大水使大半个四川省都受灾，我们那里成了重灾区，我新盖的竹楼在山脚下被冲得七令八落，媳妇在竹林里生下了我儿子，我们一家三口上无片瓦，下无寸地，31岁才得子的我内疚得几乎要去死，我想我这个人真是没用。连老婆孩子都安顿不好，我还算是什么男人。
当时，媳妇和没满月的儿子，还住在部队的帐篷里，我便拿着一根肩担，两条麻绳走了，我要出去闯世界，直到我能给她们一个象样的家。
那一年四川到处发大水，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处是灾民，根本没有人做生意，我又找不到事情做，连破烂也没得捡，我就是要饭也吃不饱，这时我听许多人讲，北京那地方有好大，在那里有的是活儿可以干，我把扁担、麻绳扔了，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火车票，从成都来到了北京，那是1980年。
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我水米未进，到了北京下了火车便头晕脑涨，不知往哪里走好，我突然害怕起来，我一个外乡人，身上分文没有跑到北京来了，那时北京在我心里是最神圣最伟大的地方。
在火车站的角落里呆了两天我才敢试着往城里走，因为我已经四、五天只喝凉水没吃东西，我想就是要饭我也要到天安门去看看再回成都。
我那时头发、胡子老长，衣衫褴楼的不象个人样子，人人见了我都绕着走，我始终没有勇气走到天安门广场去，我怕警察怀疑我不是好人，把我抓起来送我回四川。
那时候北京管的也特别严，外地人很少有在这儿打工的，我问了几家建筑工地，人家都怀疑我的来历不明，不肯让我留下做工，我东游西逛的没办法蹲在墙角讨开了钱。
那会儿老百姓手里都没什么钱，每天讨个毛儿八分的刚刚够吃饱肚子，我想这下没指望了，如果这样讨下去，我讨到死也无法给老婆儿子一个交待，在北京讨钱我觉得自己是活得一点脸面也没有了，想想真是不甘心。
正在我绝望的时候，有一天我无意间拣到了一辆几乎无法再推着走的小孩推车，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那只不过是因为长期不用，小推车的轮子全部生锈了的缘故，我高兴极了，三弄两弄便把小推车修好了，我想我要用这个推车来做点事，哪怕是捡破烂。
北京那时的治安很严，大街小巷白天根本看不到捡破烂的，我也不敢轻易上街。一般都是晚上12点以后，我才推着小推车溜进居民区去掏那些垃圾，因为天黑我什么也看不清，只得摸索着装一车回到我住的地方，然后才去装一车，一晚上推个三四车，然后，白天我就仔细的翻拣，能够卖钱的纸和玻璃瓶都拣出来，真正的脏东西全部扔掉。
好在我那时住在农民房里，出了门就是沟，剩下的垃圾我都扔在那个沟里，几年下来我都把那个沟填平了，你说我得掏了多少垃圾。
开始这事就我一个人干，可慢慢地见我赚钱了，有些乞丐便也开始掏垃圾，居民楼里的老太太发现了我们这些夜里的拾荒者，报告了派出所，我们便被警告不准再进去掏垃圾，反正，北京大得很，这里不让进了，我们再换个别的地点儿，这样我一干就是三、四年，钱是赚到了一点，可要是想回趟老家还是不行，我舍不得把钱交给铁道部。
这时北京已经改革开放了很长时间，经济也搞活了，市场也繁荣了，外地人也多了，什么打工仔、打工妹到处都是。我本想把这捡破烂的行当扔了，也找个地方打打工，可是已经几十岁的我这些年来受了太多的罪，身体也不行了，瞅着什么活儿都犯愁，而且，这时捡破烂的收入也很可观，我想想还是继续干下去。
但这时我已经不再到居民楼去掏垃圾，因为到北京旅游的人多了，各种各样的汽水瓶，易拉罐扔的到处都是，我放下了手推车，拎上了蛇皮袋，专门到公园，酒店门口去捡这些东西，一个值好几分钱呢。
那时候，我一天光捡这些东西卖卖就能卖几十块，所以，我再也不掏垃圾箱了，也觉得总算熬过了最苦的日子。
可是，我有今天全是因为一件事给我的刺激。
那夭我照例在街上捡啤酒瓶和易拉罐，转悠到一个大酒店门口，正好出来一帮旅游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有，我远远地看着等着，想等他们走了以后，过去看看有没有扔掉的东西。
果然，他们走了以后，一个压扁了的易拉罐扔在地下，我连忙跑过去刚伸手去拿，手却被一只穿着皮鞋的脚踩住了，我抬头一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小伙子正冲着我发脾气，他说：
“要饭的，这是三星级大酒店知不知道。你胆子到挺大，敢到这儿捡便宜来了，告诉你，今天给你个警告，再让我看见你送你进派出所”。
说完，他狠狠踩了我一脚便走进酒店大堂跟一个保安嘀咕什么，我当时只害怕他让保安送我进派出所，没命的就跑了。
可回到我住的地方，发现我的手已红肿了，这个酒店门前的一脚彻底踩痛了我，我想我只要活着就要拼命赚钱，直到把那个酒店买下来为止，我要让那个踩我的人付出代价，尽管，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该让他付出什么代价。
也是因为我碰上了好机会，虽说是改革开放，可北京的各行各业都还比较保守，我这什么路都没得走的外地人反而有了只要吃苦便能成功的机遇。
因为常去废品收购站，我和那里的人成了老关系，而且，捡了快10年的破烂，我在这个圈里也有了些名气，他们叫我“四川破烂王”，我虽说不是怎么很愿意，但名声就这么叫出去了。
其实，我与垃圾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发现了很多可以赚钱的门路，只要肯在这上面动动脑筋，我相信旨定会赚大钱的。
我开始不光自己捡破烂，还租了一个挺大的院子收购破烂，然后，攒多了一下子卖给废品收购站、这样我虽然从中只赚几分钱，但多了收入自然也就很可观，我这样一做，有不少捡了多年破烂的人也做开了中转的生意，1995年，我承包了两个废品收购站，赢利不错。
这时我想一个人做事力量太薄，凭我的积累要想赚到买下那座酒店的钱，恐怕一辈子都不可能。我萌发了集资分股做投资的想法。
这么多年在北京我的朋友几乎都是捡破烂的，什么河南破烂王，山西破烂王还有我这个四川破烂王，我们这些人混了这么多年，手里都有了一定的资金，我一说合伙做件大事，他们全部双手赞成。
于是我们三家投资成立了股份公司，这个全部由破烂王组成的公司做的第一件生意便是把那家不景气，濒临倒闭的三星级大酒店买了下来，那是1997年的春天。
由于在公司里我年龄最大，投资最多，是最大的股东，我担任了公司的董事长又兼任了那个酒店的总经理。
我承认我买下这家酒店完全是出于当年的那个侮辱，有些冲动，可我想在我经历过最惨的地方开始我新的创业，我会时常记起那件事，拼命的去努力做，我一定会成功。
我上任酒店总经理干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那个当年踩我一脚的大堂副理叫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在老板台后面坐着，看着他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讲话，他有点不知所措，总问我：“总经理您有什么吩咐吗”？
我实在忍不住了便问他，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总经理，我知道”。
这个大堂副理挺机灵，可我还是提示他，
“那一年你在酒店门口踩住了一个捡易拉罐的人的手还记得吗”？
他想了想说，“我似乎有印象，那好象是个要饭的老头儿”。
我说：“我就是那个要饭的老头儿”。
听我这样一说，这个大堂副理马上脸红红得象个煮熟了的大虾，很尴尬的忙连声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我说：“这跟对不起没关系，这只是个道德品质的问题”。
那个大堂副理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当场就提出辞职，可是，我没答应。
我问他升任大堂副理之前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先是在酒店门口子礼宾，又到前台做领班，后来才升了大堂副理。
我说：“好吧，小伙子，你在酒店这么多年，要走也不那么简单，我希望你再到酒店门口去干礼宾，但是是专门接待总经理的，见了我你要敬礼，然后让我看看你的能力，如果你真的有本事，你可以再做到大堂副理。
就这样第二天那个小伙子便脱下了深蓝色的西装，穿上了红黄相间的礼宾服站到了酒店门口，开门、敬礼，他果然干的挺专业，我想让他懂得怎么做人就只有这样了。
我这么做也许有点小人得志的嫌疑，但是，即便是有人说我小人得志，我想我也认了，毕竟我吃过的苦我自己知道，受过的欺侮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正因为这样我才会更努力的去干，我想都是人，为什么我就要比别人差，为什么别人有楼房住，有汽车坐，我就得乞讨，捡破烂为生。
整整10年，我在北京流浪了整整10年，才有了今天这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自己真是受够了苦才有今天的甜。
现在我的企业已经有了好儿家，当然都是和物资回收有关，我成立了专门回收旧家电和旧家具的公司，并且，投资了一家炼油厂专门回收旧塑料袋和废塑料制品。
这家酒店的四层以下全是客户、餐饮、娱乐，四层以上是写字楼，包括我自己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去年我用了200万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看上去好多了。
不过，说起来我以前的历史除了我们几个股东清楚，其它人很少摸底，大家都知道我是靠回收废旧物资发家的，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以前一直靠乞讨和拾荒为生。
一方面我不想让别人小看我，一方面我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无法忍受别人对我的轻视，更不需要任别人的同情，我就是我，可以做乞丐也可以做富翁。
为了弥补我从来没有读过书的缺憾，现在我已经请了几位老师在帮我学点东西，尽管真正的学问我是钻不进去了，可是学一点是一点，至少我在跟别人谈话时能够说出什么来。
实际上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在社会上漂荡了这么多年，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经历过，我是真正的从最低层挣扎着上来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即使你今天把我搞破产了，我也不会害怕，我会再次从最低层做起，只要我活着，我还会做到今天的位置，这，我是最有信心的。
不过过去的毕竟是过去的，我现在最看重的是将来。
过去一无所有我倒并没有什么压力或者说是危机感，可现在有了这么个大摊子，又有四五百人在我身后等着吃饭，我真觉得有些责任，所以，我忙到现在家还没安顿下。
我老婆跟儿子还在四川的乡下，我虽说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可是，我有了钱却没有了时间，我想把她们接到北京来并不难，但是我整天疲于奔命，照样无法给她们照顾，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她们呆在乡下好一点。
但是，对我儿子我早想好了，我要让他来北京读最好的中学，然后，考大学，出国，我相信他的遭遇会跟我完全不同。不过我现在经常想，要是当年我不打着一双赤脚从四川乡下跑到北京来，可能我一辈子都会一无所有，所以，为此，我感谢北京，虽然我在这里过了这么多年几乎不象人的生活。
采访者思绪：
过去听说过不少从乞丐到富翁的故事，可接触到这个一口四川京腔的酒店老总，我还是相信生活会使人百炼成钢的这句话。
就它的意义而言，它已不仅仅是一段传奇，虽然它充满了个人奋斗与挣扎的色彩，可我还是对这位有着十年辛酸史的老总产生了敬仰，从乞丐到富翁是文人笔下的传奇，却是他脚下一步一步丈量的历史，这是用汗水与泪水传递的经历卜是人生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