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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记者我知道。”
一直没有说话的妹妹开了口，姐姐说妹妹读过三年盲校，因此知道的事情比姐姐都多。
我抓住这机会，赶快切入正题：
“那么你呢，你是姐姐，你干吗不去读盲校？”
果然这个话题成功了，姐姐迟迟疑疑地边想边说，正如她们的边走边唱。
“不瞒你说，我们家一家6口有四个瞎子，除我爹是明眼人，我娘和我们三姐妹都是瞎子，我那小弟弟还好也是个明眼人，可医生说他的眼睛也有毛病，只是他比我们还好，现在总算还能看见事儿。
我们三姐妹都是先天性失明，长这么大就不知各自长得啥模样，自然，我也不可能去读书。
我那个大点的妹子已经嫁了人，男方是个哑子，也是先天性的，当时为了给我弟治眼睛，对方的聘钱又挺多，我二妹妹一定要嫁，也就由她去了，农村的女娃没什么旁的路子可以想，更何况我们这些瞎子。
二妹嫁了以后，我说什么也想叫小妹去读盲校。我想这个家里我一个人吃苦就行了，不能让她们都跟着活不出人样来。
这样小妹读了盲校，我和娘在家种点棉花，我爹背着弟弟到处治病，怕他的眼也瞎了呀。
后来，弟弟这眼病总算稳定了，可妹妹的书却念不成了，因为家里欠下了一屁股债，人家天夭堵着门来要债。
实在不行，我爹说，上街要着吃吧，你们姐妹俩，这个家养不了这么多闲人呵。
听爹这么一说我就哭了，其实，从一落地，我就知道我长大以后要上街要着吃，因为，瞎子大多数都要这样。
你看我这拉弦子的功夫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练开了，背那些老歌，背不过不能吃饭，从小我爹就这样教我。
因为生下来就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注定要活得比别人难，所以，当我听说弟弟生下来眼睛是好的时，我高兴极了，可惜，他长到八岁时，眼睛也老有毛病，这不如今他16岁了，花了多少钱才把两只眼睛保住，可大夫说，也不敢保证将来他的眼睛不会瞎掉，唉，这遗传的东西真是躲也躲不过。
我爹是个可要强的人，他说女娃子不读书不算是事儿，可男娃子一定要读书，要不将来连个媳妇也娶不到。
所以，我们姐妹俩在外面要的钱，很大一部分要供给我弟弟读中学，可怜我弟弟带着瓶底似的眼镜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我们全家都为他骄傲。
我弟弟常对我说：“姐呵，要是我的眼睛中学毕业时还没瞎，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等我读完大学，你和三姐再也不用出来要饭了，我要把你们接到城里去住，屋里有自来水，你们再也不用那么冷还要到村头的井去挑水，那会儿你们就享福了。”
你说我这弟弟有多好，他知道为了他我们姐妹吃了那么多苦，所以，他用功用得可狠，一定想要考上大学，可是，即便是他考上了大学，我在想我们家哪能供的起他，我和妹妹已经都是二十大几的人了，难道要一辈子这样在街上呆下去，我也不知道。
想来我们已经在外面跑了五、六年了，先到了西安，又到了河北，从河北又到了武汉，可是武汉人不咋地，我们又到了成都。
成都地方挺大，人也热闹，可是，地面上不清静，老要出事，我们两个女娃子总要被人欺负，甚至有时候那些人拿欺负我们瞎子当本事闹得我们东躲西藏的，根本就没法呆下去。
后来，我们就听人说，北京不错，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特别有钱，而且，因为是首都，治安也不错。
我跟妹妹商量到北京去，可妹妹说：“你疯了，大姐，北京哪是我们要饭的去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还不让回老家西安呢。”
可我这个人特倔，想要做的事儿非做不可，我说：“咱们就去北京，就算没法儿呆下去，我们这辈子也算值了。”
就这样我和妹妹一路上磕磕绊绊，边走边唱整整走了两个多月才走进河北境内，到了北京已经是冬天了。
我们不知道北京有这么冷，把身边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可还是被冻得直哆嗦。
我们姐妹俩站在大街上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能扯开嗓子唱，怕警察过来抓我们。
这时过来一个男的问我们：“你们姐妹俩是从哪儿来的，是刚到北京的吧？”
开始我们都装做听不见，也不肯跟他搭话，后来，这人说，“我看你们只是看不见而已，不会连话也听不见吧，我是看你们可怜，想帮帮你们，没有人”引道“你们俩想要在这块地上混饭吃，可没什么门儿。”
听这人说话这个味儿，我明白了他什么意思，这是个专门出来收罗乞丐的用这个圈内的黑话讲叫“地爷儿”的家伙，这些人往往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看到有新来的没有人伙儿的乞丐，他们便会拉你入伙，然后，划一块地盘给你，但收入要他们来抽取一部分。
这种人几乎那个城市都有，只要有乞丐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影子，他们为丐帮的头儿跑腿，大多是些街头上的痞子，我知道这种人惹不起也躲不起。
既然碰上了“地爷儿”我想正好顺水推舟，让他给划个地盘，眼看要过年了，我和妹妹手里没剩下几个钱，这年也没法回家过呵。
就这样我们还算有点交情，因为后来一打听，他们的头儿是打陕西过来的，老乡自然要照顾一下，我们分到了亚运村这块儿，“地爷儿”说这边的人有钱，人气也旺，好了一天闹个百把十块的不成问题。
开始我们道儿不熟，“地爷儿”每天专门让一个人领我们到那，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小马扎，并且，中午专门有人送盒饭给我们吃，不过饭钱要最后扣出来。
不过这老乡归老乡，交情归交情，到了钱上他们一分也不马虎，每天晚上来“劈份儿”没有人跟你客气。
有一次我妹妹把一卷钱藏在鞋垫里，让他们给发现了，那人给了我妹妹一个嘴巴，说一个小瞎子还这么不老实，我当时气疯了，冲上去要跟他们拼了，可怕警察过来问又又不敢大声嚷嚷，只得忍气吞声让他们走了。
过后我和妹妹抱着哭了一场，这样的日子真是没啥过头，我们瞎子生来就是给人欺负的，可家里所有的一切开销还全都指望我们，包括弟弟的学费。
好多人看见我们乞讨起来好象挺不费劲儿，可受的委屈，挨的打骂真有个说不出道不出的劲儿。
可是人活着就得奔呢，不为别的还为家里的老爹老娘，我们那儿是黄土高坡，在山沟沟里开那么一分二分的地儿根本打不了多少粮食，所以，家里人的指靠都在我们身上呢。
这不前几天，家里又捎信来，说我弟弟的眼睛又犯病了，正要期末考试他啥也看不见了，医院里说要动手术，可也不敢保证动完手术两眼还是好的，我爹两头为难，又让人捎信来让我回去。
弟弟一动手术又要用钱，我这种时候回去上哪儿弄钱去，光留下我这个瞎妹子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呵，这两天愁得我吃不下，睡不下的，这曲子也唱不出来，只好光拉弦子，这不，今天又下大雪，唉，人活着真难。
那天“地爷儿”来“劈份儿”我跟他说想借两千元钱寄回家去给弟弟动手术用，他一瞪眼儿说：“借钱可以，你拿什么还？”
当时我哭了，我想我除了一条命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东西，也许因为是瞎子，连我这条命也不如明眼人值钱。
我好说歹说，“地爷儿”终于答应先借我两千元钱，但利息是三分，我知道这样的利息已经是很高了，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加上我手头攒下的1000多元，我给家里邮去3000元钱，我想弟弟动手术大概也够了。
为了还债，我跟妹妹说，这个年咱不能回家过了，一来我们没有钱买车票，二来过年的时候正好是容易赚钱的时候，所以，我们只能在街上过年了。
听我这样说，妹妹流了泪，她说，“我想咱娘，想咱弟弟了，过年的时候街上哪还有什么人，光剩下咱姐妹俩那该有多惨呵，姐，咱们还是回家吧，沿着铁路线走，就象咱们走着来北京一样，也许走到家也正好赶上过年了。”
我没敢跟妹妹说借了高利钱的事儿，也没法跟她说在还上这笔钱之前，我们是不能离开这里的，我只是瞒着她，“天寒地冻的，咱们没法往家走，北京多好，在这儿呆着也不冷，还能赚到钱，别再老想着回家了。”
妹妹知道我这样为难也不吭气了，可我知道她心里是特别难受的。
象我这样从来没读过书的人也不懂什么道理，可妹妹读过几年盲校，认识好多盲文，她其实挺聪明的，在学校里还有个要好的男同学，可后来我们离开了家乡，出来要饭，也就再也没有听到她那个同班同学的消息。
想来人家早已娶了亲，因为在农村男娃子总比女娃子要好过一些，即便是瞎子也是一样。
这位大姐，你看看是不是雪停了，我听见这里好象比刚才人多点了，要是雪停了咱们就能不再聊天了，我得把这弦子唱起来，要不我今天的饭钱还没处寻呢。
雪停了，真的，那谢谢你，我们先聊到这儿吧，我们得赶紧赚钱了呵。“
“话说那薛平贵直奔了西凉川，只留下了娇妻儿寒窑苦等十八年”……
采访者思绪：
趁这姐妹俩又吱吱呀呀唱起来，我在她们面前的铁筒里放下了十元钱，不为可怜，也不同情，只为她们为我付出了时间。
故事是平常的故事，经历也是大多数瞎子都要经历的，可是这姐妹俩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难去。
包括她们那一心想考上大学的弟弟，和弟弟要让两个姐姐享福的梦想，都画面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不断的重叠，这是些多么善良的心灵呵。
面对上天的残忍，她们仍是表现的宽容而坚忍，如何活下去是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哪怕风里雨里，哪怕长途跋涉，哪怕天灾人祸。
靠她们发财的人称得上是人间最冷酷的心肠，而因为她们能赚到钱，所以，她们说北京还是个好地方，如果可能她们会常呆下去。
果然，过完春节我刚刚上班，路过地下通这时，我又远远听见了她们在唱。
还是那件花枝招展的旧布袄，两姐妹埋头拉的拉，唱的唱，似乎身边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上前跟她打招呼：“新年好吗，你们俩？”
姐姐一侧耳朵听出来了：
“大姐，是你吗？你们上班了？”
“是呵，我们上班了，你们也出来了。”
“我们，我们一直在街上，压根就没回去过。”
“那，你弟弟怎么样了，动了手术吗？”
“我弟弟？”
一提弟弟，姐妹俩的眼睛里随及蒙上了一层东西，我知道她们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姐姐说：
“我弟弟的手术倒是动了，但是，医生说已经晚了，他的角膜已经坏死了，现在，他跟我们一样了，终归没有保住那俩眼睛，真是太痛人了，我们一家人花了多少钱，为了治好弟弟的眼睛，可是还是让弟弟也瞎了，我弟弟功课可好了，可现在，真是可惜呀。”
面对姐妹俩的叹息，我无言以对。
有时候常常想，人生来都是有梦的，只是那梦想的破灭往往都在一瞬间，对这姐妹俩我不敢再有别的话题，因为弟弟的大学梦的破灭，同时也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梦想的消失，对于将来，我想她们同我一样，还是不去想的好。
这也许是做乞丐的好处，没有梦想，没有将来，也不用有考虑房子，车子，吃饱了街头一坐，俯瞰来来往往的人群，也是人生一世。
谁也没有权利说他好他坏。
第十六章
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家四曰穿戴整齐直奔机场。从广州坐飞机回家过年的乞丐当时成为报纸上的热门话题，可使他成为公众人物的不仅仅是坐飞机回家的举动。
——一次拾金不昧的义举使他从乞丐跃为大公司的保安，月薪直逼公司白领。
到广州出差，与几位公司的老总小聚，席间大家对广州日益增多的乞丐现象纷纷表示忧虑，并且关于乞丐的话题活跃。
有人说今年报纸上披露，广州的乞丐过年的时候都是拖家带口乘飞机离开，有人说，乞丐们白天躇缩在角落乞讨，晚上却乘出租车跑去桑那。
更有人这样说，如今乞丐正在成为城市里的高收入阶层，国家是否也应该考虑制订相关政策对他们实行一定的管理和征收所得税。
想到千百年来一直是不为主流社会所关注的乞丐，在饭桌上成了精英们的话题，这种力量的形成也说明乞丐问题已不容人们忽视。
可广州的乞丐都有什么样的构成？他们同别的城市我已调查过的乞丐是否存在不同之处，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见我对这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一直对我刚刚收下一个乞丐做公司保安，因为他将捡到的一大包非常值钱的东西及时交给了我。我发现他干的还不错，如果你要找他谈谈，我可以给你提供方便。
就这我来到这家公司，在非常气派的公司大楼里找到了非常气派的保安部，我说要找那个新来的保安，人们告诉我，他正在后院擦车。
我往后院走去，看见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正在很卖力的擦洗一辆三轮摩托车。
他穿着一身深篮的制服，戴着一顶大盖帽，个子虽然矮小，但显得挺精神，黑黑的脸上很有些沧桑的味道。
我走近了他，并没有说明来意，只是介绍我自己是英姐的朋友，来公司做客的。
英姐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也的确是我的好朋友。
“英姐是个好人，是她给了我这个工作的，我有今天真得感谢她。”
一提英姐，本来很陌生的我们一下子有了共同的话题，看得出这个保安对英姐是感恩戴德。
“噢，你原来不是这间公司的吗？我故意引他说话。
我一问这个，他很警惕的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揣摸我的来意。
“说实话，是英姐让我来找你聊聊的，我是报社的，但不是记者，你不要紧张，我听英姐说你的人品不错，所以，很想跟你做朋友，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好吗？”
“记者？这一阵儿我接待的记者多了，你知道英姐为啥总让记者来采访我，我快成了公司的活动广告了，这一段时间，广州的大报小报到处是我被某某公司聘为保安的消息，我们公司的见报率从来没这么高过，一分钱广告费也不需要出，英姐是个好人，英姐做起生意来那更是精明。
为啥记者对我感兴趣？这是因为我做的这十年的乞丐。十年呵，广州大半个城市的人可能都认得我，我叫安世彪，可这边的人都叫我彪仔，十年前我从江西吉安到这里时还不到30岁现在我快40岁了，还是叫彪仔。
当初想到广州来做茶叶生意，每年新茶摘下来焙好了。我就用两个竹筐挑着赶到广州来卖。
卖完了我把钱塞进鞋垫在街上混几天，然后被派出所弄到收容所，他们再把我遣返回老家，到家以后，我会再挑上茶叶出来，卖完后再用这种办法回家，省下了票钱，饭钱。
早几年我都是这样干的，可是过了几年，人们流动多了，好象公安也不太管这事儿了，我自己跑到收容所去，都没有人管理我，这种免费回家的待遇一享受不到，我的生意就亏本了，而且，我最后一次进广州的卖茶叶特别的不走运，茶叶倒是卖光了，收了一把假钞票，到银行去验，差点把我抓起来，说我贩卖假市。
多亏我们同来的老乡为我做证，说是一家茶楼的老板包下了我们全部的茶叶，然后，给我们这一沓钱，我们也是受害者。
假钱全部被没收了，我身上也分文没有了，老乡还好让家里寄来了路费。可我家里除了媳妇和两个女儿，就剩下了几亩茶园了，我知道她们在家里苦等着我带几个钱儿回去来，我不可能让她们再给我寄路费来。
老乡回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广州的大街上，我想凭着自己的力气挣口饭吃，可找了几家公司人家都不用人。
因为我出来从不带身份证，广州人又特讲究这个东西，他们看见我又黑又瘦又脏兮兮的还以为我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隔老远就摆手不准我过去，我当时心里气极了。
可是人总要吃饭呵，饿了好几天肚子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垃圾箱里只要能吃的我全部吃下去，直吃得上吐下泻，得了肠炎，躺在街上好几天，我差点死在那儿，还好一个茶楼的老板见我可怜，让我把他们倒泔水的活儿包了下来，没有钱，只是管我一天三顿饭。
这样干了一阵儿，我想总不是个办法我需要钱，能够回家的钱。可是，茶楼的老板告诉我说，“你在我这儿干，我只会给你饭吃，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的，要是想要钱，干嘛不自己去讨。”
这时我想起在火车站的那些乞丐，虽说让人讨厌，可就是有人给钱呵，能够赚到钱让人踢一脚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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