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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天才刚亮，爸爸妈妈六点多就到了病房，帮我做着手术前的准备。我把辫子编好，按照手术室要求把衣服反穿。七点半的时候，一个脚很长的人从二楼手术室推了一张有轮子的床上来，护工都和他打着招呼：“长脚，今天你值班吗？”“长脚”一边笑咪咪地应道：“是啊，是啊。”，一边把他推的床靠到我的病床边上。我也笑嘻嘻地对他说：“你终于来了，等得我肚子都饿死了……”“长脚”问我：“要我把你抱上来吗？”我说：“不用，我自己爬上来就可以了！”
“长脚”推来的床比我睡的病床高了很多，我费了点力才爬上去，躺下来后，“长脚”帮我盖好被子，爸爸妈妈俯下身拥抱了我一下。“长脚”把我推出病房外，躺在窄窄的推床上，我听到后面传来同病房病友们的祝福，我转过头，对她们挥挥手：“一会儿见！”
爸爸妈妈紧紧跟在我身边，推车的轮子叽叽轳轳地滑过地面，我看着天花板上一盏盏灯快速闪过，象是夜空中的繁星闪烁。查房的医生们和我擦身而过，我们来到八楼的电梯门前。爸爸弯下身轻轻地亲了我一下，握了握我的手，我冲着爸爸妈妈眨了眨眼睛，笑了笑。爸爸说：“我们过会儿会在楼下手术病人家属室等你的消息。”
电梯很快来了，由于空间有限，另外一个手术病人和我的两张床进了电梯后，电梯里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爸爸妈妈只好等下一趟电梯。电梯门快关上的那一刻，我朝爸爸妈妈挥了挥手，也不知道他们看见没有。躺在我身边的另一位手术病人是动手部手术的病人，看得出来她很紧张。电梯到了二楼，两张床都被推出了电梯。面前就是手术室的总大门，除了手术病人和手术室的医生、护士、护工，其他人都不能进去。“长脚”直接把我推了进去，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爸爸妈妈就算赶下来，也看不到我了，心中不免有点失落。不过一想到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到八楼病房，也就觉得没什么了。门里面是长长的长廊，两边是一间间独立的手术室，都亮着蓝紫色的紫外线灯消毒。“长脚”走进第五手术室，把紫外线灯关了，然后再把我推进去。里面有一张手术床，我又从推床上转到手术床上，乖乖地躺好。手术室中弥散着一种味道，那是消毒水和紫外线灯照过后混合起来的味道。“长脚”给我戴上一顶蓝色的手术帽再帮我盖好被子后，就出去把这个手术室的护士叫来。
我躺在手术床上，望着头顶上的无影灯中自己的倒影。手术室很亮，开着空调，我觉得有点凉。没多久，进来了两个护士。其中一个拿着本本，问我：“名字是什么？你动手术的是哪只脚？你的血型是什么？哪些药物过敏？……”我一一回答，都符合之后，她们就开始在一边忙了起来。我不禁有点想笑，看来要冒充病人来动手术也不是一件难事，转念一想，也没人会那么无聊去代替别人动手术；又一想，要是万一病人很糊涂说不清楚这些的话，那该怎么办，就这么胡思乱想着，朱医生进来了。两位护士发现我身上已经有一条长长的手术疤痕，于是便问我：“你以前动过手术？”我点点头，告诉她们我这次是复发了，所以又得来动第二次，朱医生站在一边说道：“正因为她已经动过一次手术，我们更要做得好一些，减少她的痛苦。”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进手术室，但是看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那种手术室里常用的粗粗的针头，我忽然觉得有点害怕，朱医生告诉我这是因为过会儿手术中要输血，针头粗点不会堵塞。我告诉自己，反正针戳一下也就痛一下，没什么可怕的。朱医生给我在颈部打好穿刺，一个手臂上也挂上盐水，另一个手臂上开始测量血压，在我的边上有台仪器，显示着我的心电图、血压等一系列生命参数。手术室里所有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接着，开始给我上麻醉了，我感觉到一个针头在我的腰上，凉凉的，然后，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又酸又痛又涨，我听到针刺进骨头的轻微的声音。过后，一阵凉意直透入背部，原来开始推麻药了。我静静地躺着，感觉着那种奇怪的感觉。这时候几位手术医生进了手术室，和我打了个招呼，看我还没有麻醉好，就又出去了。渐渐地，下肢有点麻，再后来，下肢失去了知觉。这时候，另外一位麻醉医生用一个面罩罩住我的脸，对我说：“深吸气……”我突然想起了自己以前看的武侠小说中的蒙汉药，觉得特别想笑，不经意间，深深地吸了吸面罩中放出的气体，呛了几下后，又吸进了更多。脑袋开始变得沉沉的，眼皮重重的想要睡觉，在失去意识之前，我闭上了眼睛，所有的灯光在那一瞬间幻化成一个个美梦伴我度过之后的手术过程。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像是离我很遥远，又像是就在耳边，我拼命想要睁开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爸爸妈妈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我开始能够分辨出来，是妈妈在叫我的名字，我想要回答，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心里很着急。
好不容易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病房，看见爸爸妈妈在我的面前，好几个影子晃来晃去，虽然我看不清楚他们，但是可以感觉出他们的情绪很平稳。我也很高兴，手术终于顺利动好了，而且，出乎意料的，我居然一点都不感到痛。我哑哑地问：“手术动好了？”妈妈轻轻对我说：“没有给你动手术。”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消息，我觉得妈妈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你骗我？”
爸爸告诉我，我确实没有动手术，还告诉我当时的时间只有十点多，我就算是动手术也不可能这么早就出手术室的。正好这时候刘医生到病房看我，我情绪有点激动：“你们骗我，我怎么没有动手术？”刘医生很耐心地给我解释着，因为给我上好麻醉后，他们准备动手术了，把定制的进口关节的密封包装拆开一看，发现尺寸大了很多，如果动手术的话，也可以动，但是要多截去我五公分以上的骨头。他们几位医生商量后都觉得下不了刀，再跟我爸爸妈妈商量后，决定重新定制关节，所以我没有动手术就被推出了手术室。刘医生说：“如果我们要骗你，就给你动手术了，多切五公分骨头是很可惜的，对你今后腿的功能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都很希望这个手术能动得尽量好。”
我觉得沮丧极了，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倒霉，运气这么不好，一件好好的事情就是弄不好。爸爸妈妈开始安慰我，给我说事情的发生经过。爸爸告诉我，九点四十的时候手术室打电话到手术病人家属休息室，请爸爸妈妈到手术室去一趟。爸爸妈妈吓坏了，以为我在手术台上出了什么事了。赶紧跑到手术室，杨医生把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因为进口关节是无菌密封包装，必须在手术时才能拆封，而我的关节又是特殊定制的肿瘤关节，没有备用品。外国人和中国人的骨头尺寸有粗细差别，我要用这个关节，就必须多截去一大段骨头，这样很可惜，我还很年轻，以后还要动手术，这次手术的结果会对今后的手术有影响。杨医生让爸爸妈妈做决定，是选择继续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爸爸妈妈决定还是放弃这次动手术的机会，重新再定制一个关节。我还能说什么呢？医生们对我都很好，也一直都很为我考虑得很周到，而这件事的发生也不是他们的原因，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由于麻醉到一半被取消，再加上没有动手术，我的麻醉反应很厉害，我不停地吐，腰也像断了一样的，眼睛看什么都是两个分离的影子，自己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耳朵听到的声音也像是隔着厚厚的墙。最糟糕的是麻醉后六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任何东西，不能用枕头，这六个小时像是过了六个世纪，每分每秒都那么难熬，我也没有更多的力气去埋怨，只能静静地闭着眼睛，心中盼着时间过得快一点。每过几分钟，我都会睁开眼睛看向站在一边的妈妈，妈妈知道我想问时间，总是告诉我，还有几个小时才到六个小时。
下午朱医生也来看我，让我一个晚上都不要睡枕头，以免今后头痛。妈妈告诉朱医生我吐得特别厉害，朱医生告诉妈妈，我的体质太弱，所以麻醉反应比较厉害，他还告诉妈妈怎么让我舒服些。在种种感觉的折磨下，我终于熬过了痛苦的六个小时。
这个晚上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为痛苦的一个晚上，虽然没有动手术，没有手术后伤口的炽痛，但是，另外一种痛苦使我彻夜难眠。我什么都不能吃，即便是一点点的水，我一喝下去立刻会吐，肚子的饿和恶心成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一起折磨着我；我的两条腿又酸又麻，我想换一个姿势都不行，两条腿好象一点也不听自己的话，一点力气都没有；脑袋睡在硬硬的床上有点痛，但是我只能看着放在一边柔软的枕头不能睡。有那么一刻，我难过的几乎想哭。妈妈睡在一边看护着我，看着她熟睡的样子，我很羡慕，我只想着时间怎么不过得快一点啊，天什么时候才会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东西，我什么时候可以睡枕头，我什么时候可以坐起来……就这么瞎想着，一夜就这么熬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感觉还是很难忘怀。
后面的几天，我一直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我只有在每天早晨医生来查房的时候是清醒的，别的时候总是迷迷糊糊的。同病房的病友有两个睡眠不太好的，很是“嫉妒”我：“824床，你又在睡觉了！不许睡，陪我们说话！”我一天二十四小时之中大概只有四个小时是没有在睡觉的，连护士小姐都说：“怎么每次到你们病房来，你都在睡觉？”我照样睡我的觉，可能真的是体质弱，我怎么睡都睡不够，直到有一天，我到护士办公室去称体重，路过隔壁病房，我看见靠窗的床上有个十几岁的小女孩，长得很可爱很单纯，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看了看她的床号，然后到护士办公室去看了看她的病情。后来听护工说这个小女孩很可怜，父亲早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种地，带着她和弟弟两个人，而她又被发现骨头里长了肿瘤，现在要化疗，但是却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
隔着玻璃窗，我注视着这个小女孩，她躺在床上，输液正静静地流入她的血管。她转过脸，发现了窗外的我，对我甜甜地笑着，我也对她笑着，心中却是另外一番滋味。如果不是知道她的病，光看她那张红润的脸庞、乌黑的眼睛，这该是一个多么健康的孩子啊！她知道自己的病可能会夺去她的生命吗？现在她那么安静地躺在床上，明亮的眼睛中透出对生活的憧憬，看上去怎么都不象是一个病人。
我回到自己的病房后，一直在想着这个小女孩的事。下午探望的时间到了，妈妈来看我时跟我说起隔壁病房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因为没钱负担不了医疗费，她们就快要离开医院了。我听了觉得非常难过，想要为小女孩做点什么，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让妈妈把我这里的水果送给小女孩。妈妈送好后回来告诉我，小女孩非常高兴，说从来没有吃过那些东西，拼命说我们是好人。我听了心里酸酸的，生命这么美好，却又这么脆弱。我跟妈妈说，让她明天再带些东西去送给小女孩，如果真的能给小女孩多点快乐，那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隔壁病房的窗口看那个小女孩，床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护工告诉我，小女孩的妈妈带着她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家去了。我站在窗外看着那个病房里的阳光，想着小女孩在阳光下甜美的笑容。我想象着她痊愈的样子，在风里跳着唱着，红润的脸庞，乌溜溜的大眼睛闪着光芒，那是多美的一幅画……
我重新拍了张X光片，开始定制我的第二个关节。由于再定制进口关节的话要三个月，周期太长，我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万一到时候尺寸又不对，事情就比较麻烦，而且价格也非常高，需要十九万人民币。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使用国产的人工关节，有几种选择，因为国内也有好几家生产厂家。考虑到质量、可靠性、工艺等因素，医生们和我们反复商量后决定选用北京一家单位生产的人工关节。决定后就开始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设计这个关节的外形及一些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密。最后定下来要定制一个“双极人工肿瘤关节”，外面还将镀上一层最新研究出来的羟基磷灰石，这样可以让人工关节与骨头结合得更紧密更牢固。生产厂家保证十天内一定交货，一些必需的检查我都已做好，可以说，一切都很顺利，接下来我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等待。
比起我等待的三个月时间来说，十天一点都不长，我送走了病房中一个又一个痊愈的病人，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病人，有时候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好像是属于这个医院的一部分。我给新病人介绍住院需知、手术需知，陪老病人说话解闷，有时侯实在无聊，我就给他们说互联网，权作过瘾。
因为定制的关节说好在星期三之前会到货，所以医生把我的手术安排在星期五，其它的手术都安排在星期四做好，星期五只做我这一个手术。星期三转眼就到了，那个我日盼夜盼的关节却没有到，我抱着强烈的信心认为星期四关节一定会到。
星期四那一天不仅是我一个人在等待，医生们也在等待，爸爸妈妈和我所有的亲人都在等待。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眼看就要黄昏了，关节还是没到。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生闷气，不肯跟人说话。想到同病房的病人都换过好几批了，我却还没有动手术，越想越是心理不平衡。我开始向爸爸发脾气，逼着他一趟一趟地往医生办公室跑，去看我的关节到了没有。爸爸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刘医生请来，刘医生站在我病床前说：“你爸爸说你发脾气了？别着急，你的手术我们一定会给你做的。”我有点伤心地说：“别人比我晚进医院，都动好了手术，我都等了三个月了，到现在关节还没到。”刘医生说：“你明天肯定动不了手术了，关节到现在还没来，我们总要对你负责，等关节到了，没有任何差错才能给你动手术。”我不死心，我问刘医生：“如果明天一早到了，我是不是还可以按原来的安排做手术？”刘医生说，那是不行的，因为关节到了还需要做消毒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星期四的晚上我很自觉地八点以后就不吃西了，星期五早上也什么都没有吃，我还怀着一丝希望，希望事情会有转机。查房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的手术被取消了，因为我的人工关节还是没到。我眼睁睁地看着来推我的床又被空着推回了手术室，心中很是恼火，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不是愤怒，不是被愚弄，不是失望，我只是觉得很累，躺在床上，我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吃。显然这件事太出乎大家的意料，爸爸妈妈也都闷声不响。医生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计划也被打乱了。到了下午医生查房的时间，爸爸去找医生的时候很凑巧地碰到了给我送关节的人。我们便一起到了医生办公室，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人工关节的实物。
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国产的关节会比进口的便宜那么多了，首先包装就很糟糕。一根金属关节和几根螺丝还有一个圆圆的头在一个看上去挺破的塑料袋里装着，一晃袋子，里面的几个零件就相互碰撞发出闷闷的叮叮声。仔细一看，那个圆的金属头上有一些浅浅的滑痕，我很小心地看着这个将要装在我体内的关节，想从观察中获得些灵感，以便于以后自己能较快地适应这个关节。没有优美的弧线，没有细腻的光泽，但是这又有什么呢？只要能够实现一样的功能，这些都不算什么。隔着塑料袋，我轻轻地抚摸着这个关节，感觉着镀在上面的羟基磷灰石的质感，心里觉得很高兴，这总算是我见得着摸得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关节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不一会儿，杨医生、刘医生、王医生、张医生都进来了。他们看了看关节，再看了看我的X光片，对我们说，过会儿再和我们详谈。我们回到病房，爸爸说：“我看医生的脸色都有点变了，是不是这个关节又不对头？”这句话一下子浇熄了我所有的热情和希望。
不出所料，果然这个迟到的关节尺寸又不对。我再次看到这个关节的时候，发现白色的羟基磷灰石上有一道红线，刘医生怕他们再做错，索性直接在那个关节上直接画出来大小。怎么办呢？只有重新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