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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杰心头一酸， 眼眶禁不住发热，忙说：“不一定非我去，要不，我跟领导说说，换个人？”
父亲摆摆手：“不，还是应该你去。”
“可您这身体？ ”陈光杰知道父亲已经来日无多了，按天津的习俗，如果老人撒手西去时，不守在身边的儿女将被视为不孝。父亲靠一个人的工资，把六个儿女拉扯成人，不容易，如今油灯将尽时，自己不能为老人送行，将为终生憾事啊！
“去吧，三五天我还死不了。”
陈光杰一想，也是，看父亲的精神头儿，自己出差这五六天里还不会有什么闪失。于是站起身，攥住父亲的手：“那好，我快去快回，好侍奉您老人家。”
老人点点头。
陈光杰上路了，带着对父亲的无限牵挂，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在郑州转车的时候，他想给家里挂个电话，听筒都拿起来了，又放下了。冥冥中他似乎有一种预感，他实在牵挂重病的父亲，可又怕预感被证实。火车到达湖北十堰，因转车要耽搁一天，在旅馆他悬着一颗心再次拿起电话，犹豫了半天，又放下了。一直到了郧西县，他实在忍不住了，和当地政府接上头后，便心情忐忑地给家里挂通了电话。他刚说了一句：“我是光杰……”听筒那头的妻子便呜呜地哭出了声。原来，他走后的第二天，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因抢救不力溘然长逝了。临终前，老人把儿女们一一叫到床前， 逐一嘱托。五弟死活不进去，哭着喊着：“二哥还没回来呢，爸不能闭眼，见不到我和二哥，爸爸不会走啊……”
在空荡荡的一楼大厅里，陈光杰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个不停。服务小姐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走过来关切地递过一杯水问：“怎么了，您不舒服吗？ ”陈光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没事，我只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他来到大厅外。
深秋的子夜，天空幽深而高不可测，仿佛要离开人间飘升而去。几粒寒星镶嵌其间，闪烁出一束束淡青色的光，更为沉寂的秋夜增添了几抹忧郁。
陈光杰在冷风中伫立，听任泪水簌簌而落，幼时的情景一幕幕在脑际闪过。有顷，面向北方，双膝一弯，跪在了地上，“爸，不孝儿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许久，他才回到大厅。先给监狱的政委挂了电话，汇报了工作进程；又给家里挂了电话， 说：“领导让我马上回去，但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还没有见到马良英，任务还没完成，等明儿我接到了马良英，一分钟我也不会耽搁。弟兄们多分心劳神吧。”挂断电话，他又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大厅，一直到东方泛白才回到客房。
早晨，天突然变了脸。一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山路上更是泥石横流，坡陡路滑。去接马良英的吉普车在山道上开开停停，几个人时常得下车搬石清障，陈光杰一如既往，不时和大家开着玩笑。
过一条小溪时，因为雨大，已水深近尺，汽车熄了火。陈光杰下车对随行的电视台女记者说，我背你过去。女记者有些过意不去，陈光杰一个骑马蹲裆式站在水中，来吧，谁让我的块头儿最大呢！一扭脸，又对同行的局办公室郭主任说，不过，回去后可别向我老婆打“小报告”，不然，跪了搓板儿找你们算账！
因为有了陈光杰，一路上才笑声不断。
上午九点，他们在一个四壁土坯，屋顶透亮，没有一张桌椅的山村小学里接到了马良英，回到郧西县城住下后准备次日起程返津。一到旅馆，陈光杰便把郭主任拉进一个房间，关上门，只说了一句：“我跟你说个事儿……”便呜咽失声，泪流满面，“我……我爹已经过去两天了！”
郭主任一惊：“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陈光杰捂着脸痛哭失声。
“你，你怎么不早说？ ”郭主任抓住他的肩膀摇晃，他知道，陈光杰是有名的孝子，他实在没有想到，今天一路谈笑风生的他，心中充满了这么巨大的悲痛。他是怕影响大家的情绪啊！
“什么也别说了，马良英接到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快放我走吧！我一分一秒也呆不住了！”
郭主任攥着陈光杰的手：“走吧，快走！我给你开封介绍信说明情况，请沿途车站给予方便……”
料理完丧事， 陈光杰上班的第一天，刚刚在办公室坐下，门口就有犯人喊：“报告！”
“进来。”陈光杰抬眼一看，见是刘金虎。他进来也不说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流着泪说：“陈大队，为了我，你爸爸倒头你都没在跟前儿，我，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给您磕头！”
陈光杰忍住悲痛把他扶起来，说：“刘金虎，起来吧！你只要好好改造，比给我磕头强……”
无法补偿的悔恨
郑长林是在开完犯人减刑大会后才觉得心里似乎搁着一件事。
犯人减刑，在天津监狱有着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先是由犯人根据各自的表现评定计分，由队长审核；分数积累到一定数量，够减刑条件了，再由分监区、监区、监狱直至监狱局逐级审核，最后报法院裁定。为了做到公正，每次减刑的情况都要在监狱内公布，犯人如认为有营私舞弊现象，可通过监区长信箱、监狱长信箱和检察院驻监检察组投诉；同时，监狱还聘请了社会监督员，对每一次犯人减刑的情况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贪赃枉法事件，则严惩不贷。
所以，犯人减刑大会，无疑为犯人翘首企盼；同时，也是促进犯人认真改造的
一个有利契机。减了刑的要谈话，让他们再接再厉，珍惜已经取得的成绩；没有减刑的也要谈话，让他们明确差距，不要自暴自弃。这几天，郑长林忙得不行。当狱警，平时和犯人泡在一起，三天连一个夜班，没有节假日，没有倒休，一旦有什么活动或情况，更得连轴转。
他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每天中午，他都要赶回家里吃饭，单位有食堂，但两三块钱的一个菜他吃不起，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要供养女儿，再加上爱人有病，手头老紧巴巴的。想起爱人的病，他忽然一拍脑门，噢，对了，爱人去医院看病，约好了中午在监狱门口等他的。这一阵子爱人的腰疼病越来越厉害，止痛片已经不管用了，一个月前就说好陪爱人去医院认真检查检查，无奈新关进来的两个犯人老是寻衅闹事，其中一个竟半夜把一壶开水浇在了另一个犯人的头上，要处罚，要教育；接着，又是筹备减刑大会，报材料、写总结、找犯人谈话。今天早晨，爱人的腰疼得实在受不了了，走路得扶着墙，他才急忙从监狱要了一辆车，让孩子的舅妈陪着去了医院。
“怎么样？这么晚才回来。”
“嘛事没有。”妻子艰难地从车上下来，乐呵呵地回答。
妻子就是这样，天生的乐天派。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她有一天早晨起来头疼，正好郑长林下夜班回家，于是推着自行车陪她去医院。走到半路上，妻子一头从自行车的后支架上栽下来，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不省人事。郑长林吓坏了，急忙就近借了一辆小推车，一路小跑着把妻子送到医院，一检查，产前抽疯。医生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郑长林说大人孩子我全要！动手术签字的时候，郑长林的手直哆嗦，半两沉的笔一下子变得重似千斤。苍天保佑，剖腹产下一个女婴，在暖箱里呆了十几天，竟活了，大人也平安无事。事后，郑长林谈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那天如果不是自己正巧回家，妻子就难说了。妻子却乐呵呵地说：“孩子是因为想他爹，要早点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嘛，命大，咱不是说好了吗，等孩子工作了，你也退了休，咱们攒下点钱还要出去旅游呢！你可不要赖账！”
是的，自己欠妻子的实在太多了。因为忙，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请妻子看过一场电影，没有上过一次饭店。自己爱吃死面烙饼，辣子炒土豆；妻子每天就利用午休时间给他做， 她妹妹逗她：“姐，大热的天，你天天蹲在灶前烧火烙大饼，热不热啊！”她听了只是抿着嘴笑。结婚时，没有彩礼，没有迎亲的汽车，妻子挎着一个小包儿，里面放着几件换洗的衣服，自己走着进了那间简陋的小屋。郑长林送给妻子的惟一一件定情物，只是一件毛背心。后来，妻子生下女儿，五十六天后就把孩子送进托儿所，自己也上了班。她换了一份工作，焊塑料盆。所以换，就是因为每天可以补助两角四分的菜票，她每天中午吃咸菜，啃窝头，却把因为有毒作业补助的那个菜带回来给丈夫吃。
望着从车上艰难走下来的妻子，郑长林有些不踏实，他看见小孩的舅妈脸色也阴沉着，像有什么话要说。晚上，他打了一个电话，孩子的舅妈说，你嘛也别问了，明儿个带嫂子再到空军医院去检查检查，要是没大毛病，咱心里不是也踏实吗？ 他觉得对方说的话有些怪，一夜便无眠。第二天，请了半天假又陪爱人去了医院。检查完，医生把郑长林叫到另一个房间，绷着脸问，你知道你爱人得的是嘛病吗？ 他一看大夫的神态，心中有些忐忑，便回答，不知道。大夫瞪他一眼，长叹一口气，告诉你，她是骨癌晚期！ 郑长林傻了，愣愣地站在那里，说不出来话。大夫扶扶眼镜，半是无奈半是责备地说，怎么这么晚了才来看？ 唉，想吃点什么给她做点什么吧！
郑长林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 倒是妻子平静，对坐在身边的丈夫说：“长林啊，我得的嘛病我心里清楚，你也用不着再瞒我，只是我走了，扔下你们爷儿俩可怎么过呢？”
长林心里一酸，直想哭。他怕自己一哭，妻子更难受，便扭过脸，用牙紧紧咬住下嘴唇，强忍住眼泪。但一想到与自己朝夕相伴、患难与共十几年的妻子将不久于人世，难以抑制的悲痛便如潮水一样撞击自己的胸口，终于，漫过了理智的闸门，如山洪一样咆啸而出，他呜呜地哭出了声。上初一的女儿放学回家，听说妈妈得了癌，摇晃着爸爸的肩头，哭喊着：“爸，妈是得的这个病吗？不是，对吗？妈这么好，干吗得了这个病啊！ 爸，我妈总腰疼，一疼起来就双手摁着床沿，一头一头的汗，不让我告诉你，她怕你分心，我，我不该听妈的话，要是早告诉你，妈的病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啊！”妻子也呜咽失声，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辛辛苦苦，为嘛让我得了这个病？为嘛，老天不公啊！过了一会儿，妻子又忍住泪，说我走了，你再找一个心眼好的。长林忍住哭，你说嘛呢？我要是得了这个病，你也再找一个吗？妻子深情地望一眼丈夫，说我不找。我这一辈子就找你一个。可是你不行，你只能当爹，不能当娘，孩子小你撑不起这个家啊！没有女人，这家还算什么家……
晚上，妻子疼得睡不着觉，像青蛙一样趴在床上。她让丈夫打电话叫来娘家的弟妹，指指床头的柜子，对弟妹说，那里有点毛线，是我准备给他织毛衣的，来不及了，你给他织上吧。又转过脸对当派出所所长的弟弟说，你姐夫太实诚，老实巴交的，就知道工作，你外甥女体格不好，将来你帮她找个轻省一点的工作。这爷儿俩，我都托付给你了，你帮着照看点吧！弟妹俩一边流泪，一边默默点头。
第二天，妻子要去住院了，早晨五点多钟她就挣扎着下了地，把丈夫和女儿的一堆换洗衣服放进洗衣机。长林急了，一把拔下洗衣机的插销，你怎么还干活儿呢！妻子无限留恋地将屋子扫视了一遍， 轻声说：“这是我的家呀。我这一走，可真闪了你们爷儿俩。”
监狱派一辆面包车送妻子住进医院。
妻子的病情日益严重。大夫说，她的骨头都已经酥了，最多，生命能再延续一个月， 还要配合化疗。妻弟对长林说：“姐夫，别给俺姐化疗了，她就喜爱那头头发，让她带着那头头发走吧……”
妻子决意出院，她太留恋这个世界，留恋那个虽然简陋，但却寄托了她无限深情的家了。回到家，她疼得躺不住，长林扶她坐起，她疼极了，两手使劲摁床，说不出一句话。等疼过了那阵，才强打精神说：“长林，今天中午咱们吃顿面条吧！ ”面条做好了， 妻子艰难地挑起一撮面，一边往嘴里送着一边说：“长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吃面条吗？今天，是萌萌的生日啊！”
萌萌是他弟弟的孩子。
又过了两天，妻子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只能趴在床上，一个劲地喘气，她看看女儿，又看看丈夫，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那或许是生命最后的气息了。她伸出双手，仿佛要抓住即将逝去的生命。长林上前一步攥住妻子的手——这双手曾经那么纤细、柔嫩，如今却枯瘦如柴，青筋绽露，望一眼也让人心碎。妻子的嘴唇上下开合着，每吸进一口气，仿佛都要用很大气力，一双眼窝下陷的眼睛也变得迷离起来， 最后，终于在长林的脸上落定，断断续续地说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妻子……”
家里的女人们忙着趁她身体还没僵硬给她换衣服。换过衣服，长林的姐姐从里屋走出来，对已哭成泪人的长林说：“换下的棉衣棉裤还是结婚时婆家的陪嫁。”长林从小没了母亲，那是长林结婚时，姐姐一针一线缝好后送给弟媳的，她一穿就是十年。
我是在杨柳青监狱的会议室见到已是副监区长的郑长林的，这个敦厚、朴实的中年汉子， 今天提及妻子，仍唏嘘不止：“从发现她有病到死只有十天，在医院也只住了七天，我平时都干什么去了？ 我早干什么去了？我真恨我自己呀！我现在就怕歇班，歇班回到家，我的心里就难受，就想哭。”
采访快结束时，他的寻呼机响了。他抹了一把眼泪，看了看寻呼机的显示屏，起身说：“对不起，监区里有点事儿，我先告辞了！”
临出门时我问：“你妻子叫什么名字？”
郑长林停住脚步，转身回答：“祁玉琴。”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双眸一闪，仿佛点燃了两颗火星……
为女儿下跪
虎年阴历二十九的晚上。
春节将至，节日的气氛已经随着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和肉香蔓延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天津市李港监狱的监区里，犯人们也开始忙碌起来，监舍楼里挂起了彩灯、彩带，春节联欢会的横幅也悬挂起来，不少犯人正最后一次串排自编自导的小节目，准备在明天的联欢会上一展风姿。
监区长边吉臣在监区里转了一圈儿，对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布置了防范措施。回到办公室，端起茶杯刚刚喝了一口水，腰间的寻呼机就响了，他摘下来一看，是岳母家的电话号码。老太太有气喘病，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莫不是犯了病？ 他忙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却是岳母，一听到女婿的声音，老太太带着哭腔几乎喊起来：“吉臣，快回来吧，孩子够呛了！”边吉臣脑袋轰的一下，一时愣在那里。怎么可能呢，早晨自己临出家门的时候，她不是还和小朋友们一块儿玩跳绳吗？ “吉臣！吉臣！”话筒里传来岳母撕心裂肺的声音：“快回来吧，孩子在地上打挺儿，怕是不行了！ ”边吉臣浑身一激灵， 仿佛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他冲着听筒大喊了一声：“赶紧送医院！”便放下听筒，交待了两句工作，找了一辆车直奔医院。
在观察室，边吉臣看到了女儿。她已经不抽疯了，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输着液，像是睡着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岳母和爱人惊魂未定，她们告诉吉臣，医生已经看过了，初步诊断为癫痫，已经打了针，让在观察室里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边吉臣摘下帽子，擦了一把额头渗出的冷汗，感到心还突突的像一只奔兔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
如果女儿有什么好歹，边吉臣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从一九八三年从天津市司法警官学校毕业，分配到李港监狱当狱警，从队长、分监区长、副监区长到监区长，一步步干上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犯人，几乎所有的节假日，所有的星期天都是在监狱和犯人一起度过的。孩子十岁了，竟没有带她正正经经地玩过一天。天津市有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女儿想去，自己一次次答应，又一次次失约，连那么懂事的女儿都不高兴了，认为爸爸说话不算话。也不是连半天的时间都抽不出，只是在监狱太劳累，回到家就想在床上躺着。每逢这时，懂事的女儿就会为爸爸脱去鞋，盖上被子，如果是夏天，还会拿来扇子为爸爸扇凉。她知道爸爸累，带领三十名民警管着六百多名犯人。这六百多名犯人可不像六百多名孩子，难管得很，打架的、想自杀的、想逃跑的，爸爸每天要操多少心，劳多少神啊！ 所以，家里改善伙食，女儿舍不得吃总要给爸爸留着，有时一留两三天，边吉臣值班回不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