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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互相告别。我走回冰箱跟前，看看那摊仍旧凌乱散开的磁贴，好歹松了口气。鬼魂也是需要休息的呀。
我拿了无绳电话走到露台上一屁股坐进椅子里，七月四日晚上德沃尔来电话时，我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即便在“他爹”来过之后，我仍然不敢相信那次通话。德沃尔骂我是“骗子”，而我告诉他把我的电话塞进他屁眼里去。作为邻居，我们有个不错的开端。
我把椅子往露台边上拉了拉，连接“莎拉”后墙和黑迹湖的是一个斜坡，露台就悬在斜坡上方约有四十英尺高，让人眩晕。我的目光寻找着游泳时见到的那个绿色的妇人，心里却说，别傻了——那种形状只有从某个角度才看得到，只要稍稍往任何一个方向移开十英尺，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但这显然是个例外。下面路边的那棵白桦树无论从陆地上还是从湖上望出去都像一个女人，一部分是因为后面紧靠着它的那棵松树——赤裸的枝干指向北方，像瘦骨嶙峋的胳膊——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即便从这么远望过去，白桦树白色的树枝和细长的树叶仍旧构成一个女人的身影，而风吹过树腰，摇曳的绿色和银色构成了她的长裙。
哈罗德一片好心想来帮忙，可没等他说完这个提议我就回绝他说“不”，而当我望着幽灵般的桦树夫人时，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哈罗德太喧哗，哈罗德是感受不到微妙事物的，哈罗德会把这儿的东西吓跑的。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我的确吓坏了——是的，站在漆黑的地窖台阶上，听着下面传来敲击声，吓得都快尿裤子了——但是，这些年来，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活得这么真实。我已经接触到藏身在“莎拉”里的某些东西，那东西完全超乎我的经验范围之外，让我着迷。
突然我身体一震，大腿上的无线电话响起来。我一把抓起电话，心想这又是麦克斯·德沃尔，或者是他收买的狗腿子福特曼。可来电的是个名叫约翰·斯托尔的律师，声音听上去像刚——也许是上星期——从法学院毕业似的。不过，他就职于帕克大街的埃弗里—麦克兰—伯恩斯坦律师行，对律师们来说帕克大街可是个好地方，就算对乳臭未干的律师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亨利·克德埃克说斯托尔很优秀，他可能真的很优秀。他的专长是监护法。
“现在跟我讲讲发生了什么。”他作完自我介绍并补充了些前景资料后说道。
我尽我所能把事情讲清楚，边说着边觉得心情好了些。一旦计时器开始跳动，和律师之间的交谈便具有定心丸的奇效；你已经过了那把“一个”律师变成“你的”律师的魔法时刻。你的律师是友善的，你的律师是具有同情心的，你的律师在一本黄色拍纸薄上作笔记，在每个适当的时机都不忘点头。你的律师问的问题，你大多能答上来，即便答不上来，多少他都会想法帮你做到。你的律师永远和你站在一起，你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对他而言，你永远都不是狗屎，而是金条。
我说完了，约翰·斯托尔说：“哇！我很惊讶报纸没掌握这条消息。”
“我没想到这一点。”但我明白他的意思。德沃尔家庭的奇闻轶事不适合《纽约时报》或《波士顿环球报》，甚至也许不适合《德里新闻》，但对于超级市场里的每周小报，比如《本地消息》或《内部新闻》就再合适不过了——这次大金刚要抓的不是女孩本人，而是女孩无辜的小孩儿。它还要把小孩儿带到帝国大厦楼顶上去。噢，喂，放开小孩，你这个畜生！这不是什么头版新闻，没有流血，也没有名人的大头照，但当儿第九版主打故事会很不错。我脑海中浮现出一条标题：“养尊处优的电脑大王企图夺走小美人唯一的孩子”；标题下面并排登着沃灵顿山庄和玛蒂锈迹斑斑的房车的照片。标题也许长了点，我寻思着。虽然不再写作，我不是需要一名编辑的。停下来想到这点有些伤感。
“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让他们知道这条消息的。”斯托尔开玩笑地说。我意识到这个人是我能够依靠的，至少在目前的心情下。他语气更加轻快了：“这里头我该代表谁呢，诺南先生？你，还是年轻的女士呢？我打赌是这位女士。”
“年轻的女士甚至不知道我给你打电话的事。她也许会觉得我做过头了。事实上她可能会对我发火。”
“可是，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因为她是个北方佬——一个缅因州的北佬，最糟糕的那种。某些时候，同他们相比，爱尔兰人还更可理喻些。”
“也许吧，不过她现在是唯一的众矢之的，我建议你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这些情况。”
我答应会的，再说许下这个承诺也不是难事。自从受到福特曼副警长的传唤，我就知道自己非和她联系不可了。“那么，星期五早上该由谁来代表迈克·诺南呢？”
斯托尔干巴巴地笑了。“我会找个本地律师来做这件事，他会陪你去德金的办公室，坐在你身边，腿上放着公文包，安静地作个听众。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到镇上了——在和德沃尔太太谈过之前，我还不能肯定——但我不会出现在德金的办公室的。等到了召开监护权听证会的时候，你会在那里看到我的。”
“行，很好。打电话告诉我新律师的名字，我的另一个新律师。”
“啊哈。那么跟年轻的女士谈谈，给我找分活儿干。”
“我会的。”
“还有，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尽可能公开。”他说，“如果我们给那些坏家伙制造机会，他们会变得更下流。你们俩之间没什么吧？没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吧？对不起，我问出这样的问题，但我不得不问。”
“没有。”我说道，“无论我和任何人发生过什么难以启齿的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很同情您的状况，诺南先生，但眼下——”
“迈克，叫我迈克。”
“好的，我喜欢。叫我约翰。别人会对你在其中的角色说三道四，你明白，对吗？”
“当然，人们知道我付得起你的律师费。他们会猜测她该用什么来补偿我。年轻漂亮的寡妇和中年鳏夫，看来性是最可能的答案。”
“你是个现实主义者。”
“我并不真这么认为，但我能以小见大。”
“希望如此，因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不过他听上去并不害怕，而是几乎有点儿……贪婪。他给我的感觉同我看见冰箱磁贴重新排成一个圈时的某部分感受是一样的。
“我知道他有钱。”
“在法庭上，这一点不是非常重要，因为另一方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法官也会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个火药桶，这对我们有利。”
“我们最大的胜算是什么呢？”我问，心中浮现出凯拉那张粉嘟嘟、天真无邪的脸庞，还有在她母亲面前毫不惧怕的样子。我这么问，猜想约翰会回答说这些指控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但我错了。
“最大的优势？德沃尔的年龄。他该比上帝还老吧。”
“根据我周末听到的消息，我想他该有八十五了。所以还是上帝更老些。”
“是啊，作为一个准养父，他和托尼·兰道尔相比，兰道尔简直就是一个小伙子，”约翰说道，听上去有点沾沾自喜。“你想，迈克——那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老爷子都一百岁了。当然，老爷子也许真能活那么长。你知道诉讼监护人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法庭指派来保护孩子利益的律师。担任这一职责的费用从法庭费用里支付，但只是一小笔钱。大多数人同意担任诉讼监护人时都是不抱私心的……但不是所有的人。任何情况下，诉讼监护人都会把自己的意愿加在案子上。虽然法官不是非听取这家伙的建议不可，但他们基本上总是那么做的。如果法官否决自己指派的诉讼监护人提出的建议，那会显得很傻。而法官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显得像个傻瓜。”
“德沃尔会有自己的律师吗？”
约翰大笑起来。“在正式监护听证会时带上半打律师，你觉得怎么样？”
“你在开玩笑吧？”
“老家伙已经八十五了。这个年龄对驾驶法拉利赛车、到西藏蹦极跳，或是找女人来说都太老了，除非他是超人。你说他还能在什么地方花钱呢？”
“律师。”我干巴巴地说。
“对。”
“那么玛蒂·德沃尔呢？她有些什么呢？”
“多亏你，她有我。”约翰·斯托尔说。“事情就像约翰·格里沙姆小说里写的那样，不是吗？赤裸的金钱交易。还有，我对德金挺感兴趣，就是那个诉讼监护人。如果德沃尔没料到自己会真的遇到麻烦，他可能会给德金一些诱惑，那么做是极不明智的。而德金也可能傻到禁不住这种诱惑。嗨，谁知道我们会找到些什么呢？”
而我不是一个爱找事的人。“幸亏有我，她得到了你这个律师，”我说，“假如我不插手，她的下场会怎么样？”
“Bubkes。这是犹太话，意思是——”
“我知道那表示什么意思，”我说道，“简直不敢相信！”
“就是这样，美国式的正义。你对那位手提秤杆的女士知道多少？就是通常站在法院门前的那位？”
“啊。”
“给这提秤杆的娘们儿戴上手铐，用胶带封上嘴，正好搭配她的蒙眼布，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泥里。你喜欢那种场面吗？我不喜欢，但是，在监护权官司里，如果原告很富而被告很穷，这就是真实的写照。还有，性别歧视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一旦那些妈妈很穷，人们是不是把她们当理想的抚养人看待的，没那么浪漫。”
“你是玛蒂·德沃尔唯一的希望，对吗？”
“对。”约翰干脆地回答。“明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同意了。”
“希望我能说服她。”
“我也希望。听我说——还有件事。”
“什么事？”
“你在电话上对德沃尔说了慌。”
“岂有此理！”
“不，不，我不想冒犯我姐姐最喜欢的作家，但是你确实说了谎，你自己知道。你告诉德沃尔妈妈和小孩是一起出来了，小孩在采花，一切正常。你什么都考虑到了，但还忘了一件事。”
现在我笔直从椅子上坐起来了，仿佛受了当头一棒，同时觉得自己的聪明收到了轻视。“嘿，不是，你想，我没说什么，只是告诉他我猜是那样。‘猜’这个词我用了不止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啊哈，如果他对那次谈话作了录音，你倒是有机会数数到底有几次。”
起先我没有接他的茬，我回想起与德沃尔的那次谈话，记起电话里低沉的嗡——声。这种典型的嗡声记得前几个夏天来“莎拉—拉弗斯”时就听到过。而星期六晚上那平稳低沉的“翁——”是不是比平时更响些呢？
“我猜他可能用了录音机。”我不情愿地说道。
“啊哈，设想德沃尔的律师把录音给了诉讼监护人，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你？”
“小心这家伙，”我说，“他像是在隐瞒什么。”
“也许这家伙在编故事。而你正好擅长编故事，不是吗？不管怎么说，那是你谋生的手段。在监护权听证会上，德沃尔的律师很可能会那么说。如果他接着又提出一名证人，那人在玛蒂赶到现场后不久正好路过那里……这名证人作证说年轻的女士看上去很紧张、不知所措……那时，他又会怎么想你？”
“像个骗子，”我说，“啊，糟了。”
“别怕，迈克。打起精神。”
“我该怎么办？”
“在他们有录音，会放出来，让我看上去像个说胡话的傻瓜。”
“我不这么认为。你和德沃尔谈话的时候还不是宣过誓的证人，你是吗？你好端端地坐在自己的露台上想自己的事，看焰火表演。而这时候那讨厌的老家伙给你打电话，对你大喊大叫。你甚至从没给过他你的号码，不是吗？”
“没有。”
“电话本上也没有你的号码。”
“对，没有。”
“而当他自称麦克斯威尔·德沃尔的时候，他也可能是任何其他人，对吗？”
“对。”
“他完全可以是伊朗国王。”
“不，伊朗国王死了。”
“那么，不算他。但他也可能是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或一个搞恶作剧的家伙。”
“对呀。”
“你意识到这些可能性，才说了那些话。但现在你是在正式的司法程序里，你所说的全是实情，别无其它？”
“太对了。”那种“我的律师”的亲切感受刚才消失了一下，现在又精神饱满地回来了。
“说出实情对你是最有利的，迈克。”他一本正经地说，“除了在某些情况下，但目前不是那种情况。你明白吗？”
“明白。”
“好，行了。明天十一点左右，我等你或玛蒂的电话。应该是她的电话。”
“我会努力的。”
“如果她真的不愿意，你知道怎么办，对吗？”
“我想我知道。谢谢，约翰。”
“不管是哪种结果，我们很快会再通话的。”他挂上电话。
“我在原地坐了一会儿。有那么会儿我按下了无绳电话的拨号按钮，随即又关上了。我得和玛蒂谈谈，但我还没准备好。我决定先散散走。
如果她真的不愿意，你知道该怎么办，对吗？
当然，得提醒她现在不是骄傲的时候，她不能按北佬的那一套行事，她不能拒绝《两人行》、《红认人》和即将出版的《海伦的诺言》的作者——迈克·诺南的好意，她输不起。提醒她，她可以选择是要自己的骄傲，还是女儿，但两者不能兼得。
嘿，玛蒂，选吧。
我几乎走到小路的尽头，在泰德威尔牧场前站住脚，牧场俯瞰着黑迹湖，大湖尽收眼底，远方是怀特山脉的群山。湖水在朦胧的天空下静静地酣睡，把头侧向一边时，它是灰色的，侧向另一边，它又是蓝色的。我心中升起一种神秘的感觉，神秘如曼德里。
根据玛丽·辛格曼的说法（这和《卡斯特尔县和卡斯特尔—洛克地方志》的说法是一致的，这本大部头的书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即该县设立两百周年之际），本世纪初（指二十世纪初叶），有四十多个黑人住在这儿，给这里带来了生机。他们绝不是普通的黑人，大部分是亲戚，大部分人很有才能，大部分人属于一个音乐团体，这个团体原告称作“红顶男孩”，后来称作“莎拉·泰德威尔和红顶男孩”。他们从一个叫道格拉斯·戴的人手里买下这片牧场和湖边一大块地形很好的土地。据当时出面讲坐的索尼·泰德威尔说，积蓄这些钱花了十年。索（索尼的昵称）是“红顶男孩”乐队成员。他表演的是当时被称作“鸡嘴吉他”的乐器。
当时这在镇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人们甚至召开了一次大会，抗议“一大窝黑鬼闯入这里”。后来事情平息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就像它们通常那样。戴家山头上（一九OO年索尼·泰德威尔代表他的大家庭买下这片土地时，人们就是这么称呼泰德威尔牧场）并没有出现一片当地人想象中的棚户区。相反，那里聚会场所、排练厅，或在某些时候的演出厅。
有一年多的功夫，甚至是两年，“莎拉和红顶男孩”（有时候里面也有个红顶女孩；乐队的人员是流动的，每次演出都不一样）在缅因州西部作巡回演出。今天，在该州西线的城镇——法明顿、斯克黑根、布里奇镇、盖茨—法尔、卡斯特尔—洛克、莫顿、弗莱堡——你还能在集市杂货店里见到当年的演出海报。人们非常喜欢莎拉和红顶男孩们的巡回表演。他们和T镇上的乡里也处得不错，这也不奇怪。最终还是罗伯特·弗洛斯特（1874—1963，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说得对（他不仅是个功利主义者，还常写些叫人不快的诗）：我们确实相信好篱笆造就好邻居。我们总是在抱怨、抗议，然后又生活在吝啬而封闭的平静中，把自己变得贼眉鼠眼，嘴巴像老太婆那样往下耷拉着。我们常说“他们总是付账单的”。我们说“我永远都不用枪赶走他们的狗”。我们还说“他们总是自顾自”。这么说着，好像与世隔绝是种美德。当然还有一条关键的美德：“他们不参加慈善活动。”
在某个时候，莎拉·泰德威尔变成了莎拉·拉弗斯。
然而最后，他们一定是觉得T镇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一九O一年夏末，在完成了一两次本县集市上的表演后，这一大族人离开了。他们精巧的小屋为戴家山头带来夏季的出租收入，直到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场大火把湖的南北两岸变成一片焦土。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除了她的音乐，她的音乐还活着。
我从坐着的大石头上站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