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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衬衣，因为今天是星期三，图书馆休息。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你的想象。
但我没有。如果任凭自己想象，我可能会让她穿得更挑逗些——也许是“快乐寡妇”或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的内衣吧。做你想做的，她们说。她俩都这么说。做你想做的。这话我心领神会。在基拉戈岛的时候，我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到一位女权主义者写的关于色情作品的文章。我不能肯定作者是谁，反正不是娜敏？伍尔芙，也不是卡米尔？帕格里亚。这位女权主义者比较保守，所以用了那种说法。是莎丽？提斯达尔，也许吧？或者难道是我脑海中扭曲了的莎拉？泰德威尔声音的回响？不管是谁，女士们女士说，女人们青睐以“给我想要的”为基础的色情作品，男人们则喜欢以“做你想做的”为基础的色情作品。女人们幻想在做爱时说前一句话，而男人们幻想对方对自己说后一句。这位作者还写道，当真实世界的性关系恶化时——有时候变得粗暴，有时候变得下流，有时候只是在女人们看来不太成功——色情作品往往是未被点名的同谋犯。男人们倾向于翻到女人上面，嘴里大叫，“你想要我这样！别装了，承认吧！你想要我这样的！”
作者宣称在卧室里，每个男人都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做你想做的。咬我，给我口交，舔我的脚趾间，吮吮我的肚脐，用毛毛给我挠挠痒，把屁股抬起来让我摸摸，没关系。做你想做的。门已经关好，就我们俩，但事实上只有你在这儿，我不过心甘情愿当你幻想中的一部分罢了，这里只有你。我没有自己的愿望，没有自己的需要，也没有忌讳的东西。对这个影子、这个幽灵做你想做的吧。
我觉得这位作者一半是在胡说八道；她的假设——男人只有把女人当作手淫的辅助工具时才能找到真正的性快感——更多的是站在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角度来阐发的。这位女士谙熟各种床边用语，而且颇为诙谐，只可惜在这一切的背后，她不过是在重复着萨默寒特？毛姆——乔最爱的作家——八十年前在《雨》中借萨蒂？汤普森之口说出一句话：男人都是猪猡，恶心的脏猪猡，全都是。但我们不是猪，通常不是，也不是野兽，至少在没被推到极点前不是。一旦我们被推到那个极点，那时的问题通常不是性，而是领地。我曾听女权主义者们争辩说对男人而言，性和领地的概念是可以互换的，但事实远非如此。
我轻轻走向办公室，刚推开门，身后的电话又响了。另一种熟悉的感受涌了上来，一种告诉了四年的感受；对电话机的怨恨，一种恨不能把它从墙上扯下来扔出去的欲望。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要在我工作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们难道不能……让我做我想做的吗？
我发出怀疑的一笑走回电话机边，看见上面还留着我打上个电话时的湿指印。
“喂？”
“我跟你说过，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呆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
“您也早上好啊。斯托尔律师。”
“你一不定期是在另一个时区吧，老伙计。纽约这里可是一点一刻了。”
“我和她共进了晚餐，”我说，“在外面吃的。我是给小孩子念了个故事，还帮她把孩子抱上床，但是——”
“我可以想像现在半个镇子的人都以为你们俩正干得火热呢，而等我替她出庭的时候，另一半人也会这么想。”但听起来他没有真的生气，我心想今天或许是他的“微笑服务日”。
“他们有权让你说出谁付的律师费吗？”我问道，“我的意思是，在监护权听证会上？”
“没有。”
“那么在我星期五的法庭听证会上呢？”
“看在基督份上，没有。如果德金把听证引向这个方向，他就会完全丧失作为诉讼监护人的可信度。还有，他们有理由避开性这个问题。他们攻击玛蒂的理由是她照顾孩子疏于职守，而且可能有虐待倾向。证明妈妈不是修女这种伎俩早在《克莱默夫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电影，讲述一个离婚家庭的故事。）上演的时候就不再有效了。再说他们要对付的问题可不止这一个。”现在他听上去相当高兴、自信。
“告诉我。”
“麦克斯？德沃尔八十五岁，离婚，事实上离过两次婚。在把监护权判给他这把年纪的单身老人前，法庭一定会考虑指定第二监护人。事实上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母亲虐待孩子和玩忽职守的指控。”
“他们都提出些什么指控？你知道吗？”
“不知道，玛蒂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精于算计，而她是个可爱的好人，还有——”
“是啊，她是。”
“——还有我认为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目击证人。我都等不及见到她本人了。还有，别让我跑题，我们刚说到第二监护人的问题，对吧？”
“对。”
“德沃尔有个女儿，被诊断为精神失常，住在加利福尼亚的疗养院里——我想是在默代斯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城市）吧。她无法胜任第二监护人。”
“看来是这样。”
“他的儿子罗杰，今年……”我听到一阵微弱的翻笔记本的声音，“……五十四岁。所以也不年轻了。当然，如今很多家伙在这个年龄上还能当爹，这世界日新月异嘛。但罗杰是同性恋。”
我想起比尔？迪恩说过，同性恋，要知道加利福尼亚有不少这样的人。
“我记得你说过，性的问题不要紧。”
“也许我该说异性间的性不要紧。在某些州——加利福尼亚属于这一类——同性恋不要紧，或者……或者说没像在其它地方那么要紧。但这个官司不是在加利福尼亚裁决，而是在缅因，这儿的人在对待两个男人——我是指结了婚的两个男人——能否抚养好一个小女孩的问题上可没那么开明。”
“罗杰？德沃尔结婚了？”好吧，我承认，我自己感到一种惊恐的快意。我觉得自己挺可耻——罗杰？德沃尔只是过着自己的日子，他也许和他的老父亲眼下从事的勾当没什么、甚至根本没关系——但我确实很快意。
“他一九九六年跟一个叫莫里斯？里丁的软件设计师结了婚。”约翰说，“我通过电脑检索很容易就查到了这个。这事要是在法庭上给提出来，我就可以大做文章。我不知道效果怎样——现在是无法预料的——但我一旦有机会向法庭勾画这样一个图景：一个大眼睛、快乐的小女孩如何在两个老同性恋的抚养下长大，而这两个家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电脑聊天室里谈论柯克船长和斯波克先生在其他船员熄灯后都干了些什么（柯克船长和斯波克先生是系列节目《星际航行》中的人物。）……如果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是不会放过的。”
“听上去手段有点儿卑鄙。”我说，听自己的口气，好像我希望有人劝我放弃这样的想法，或是把我嘲笑一通，但两者都没有发生。
“当然有点儿卑鄙，有点像突然把车转向人行道撞倒两个无辜的路人。罗杰？德沃尔和莫里斯？里丁既没贩毒，也没倒卖人口或拦路抢劫。但这就是监护权官司，监护权官司甚至比离婚案更能把人降低到爬虫的位置。这个案子还没发展到最糟的地步，但已经够糟的了，因为它是赤裸裸的。麦克斯？德沃尔回到离开多年的家乡只为了一个原因，那就是——买一个孩子。这简直太气人。”
我张嘴笑了，心里勾画出一个律师，长得像埃尔莫？法德（美国著名的动画人物，形象为拿着枪的小大人。），手里端着枪守在一个标着“麦克斯？德沃尔”的兔子洞旁边。
“我给德沃尔的信息很简单：孩子的价看涨了。贵行可能连他也付不起。”
“如果官司打到法庭的话——这你说过好几遍了，你有没有想过德沃尔可能会中途退出呢？”
“很有可能，是啊。假如他不是那么老那么顽固，我敢说这是极有可能的。问题还在于他是不是仍然够聪明，知道怎么做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我打算过来后想办法和他还有他的律师谈一下，不过目前为止我还没通过他秘书那一关。”
“萝盖特？惠特摩吗？”
“不，我觉得她的地位还要高一层。我也还没和她谈过。不过我会的。”
“试试理查德？奥斯古德，或者乔治·福特曼，”我说，“他们也许能让你和德沃尔或是德沃尔的首席律师搭上线。”
“不管怎样，我都要和那个惠特摩女人谈一下。德沃尔这样的人越老就越是依赖他们身边的顾问，她可能成为让他退出的关键人物，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她可能会鼓励老头子坚持下去，或许因为她真以为他能赢，或许是为了看好戏。还有，她也可能同老头子结婚。”
“同他结婚？”
“为什么不呢？他可以让她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我不能在法庭上提这事，就像他的律师不能打听是谁替玛蒂雇的律师一样——这样做会对他有利。”
“约翰，这个女人我见过，都有七十了。”
“但在这场牵涉到一个小女孩的监护权官司里，她是潜在的女性角色，地位在德沃尔老头和那对同性恋夫妇中间，我们得记住这点。”
“好的。”我又朝办公室的门看了一眼，不再是那么期待的目光了。一天里总有一个时点，在这之后不管你是否愿意，你再也做池什么事了，我想我已经过了那个时点，也许晚上……
“我为你找的律师叫罗密欧？贝松奈特。”他顿了一下，“这听上去是个真名吗？”
“他是不是从刘易斯顿来的？”
“是的，你怎么知道？”
“因为在缅因州，特别在刘易斯顿附近，会有人叫这个名字。我是不是得去见他？”我不想去见他。从这儿到刘易斯顿得沿着一条两车道的公路开五十英里，路边参差不齐地挤满了露营者和印第安人帐篷。而我只想去游个泳，打个长长的盹，一个长长的、无梦的盹。
“不用。给他打个电话谈谈。事实上，他只是你的一张安全网——如果对你的提问偏离了七月四日上午的那件事，他就会提出抗议。关于那件事，你只消说实话，说出全部事实，什么都不说，除了事实。明白吗？”
“好的。”
“先跟他谈一下，然后星期五和他在……等等……在这儿呐……”又是翻笔记本的声音，“九点五十分和他在120号公路餐馆碰面。喝咖啡，聊几句，互相认识一下，也许把支票结给他。我会和玛蒂呆在一起，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说不定我们还得雇个私家侦探（这里用的是俚语privatedick，dick也有阴茎的意思）。”
“我喜欢你说脏话的样子。”
“嗯哼。我会把账单交给你朋友古德埃克，由他转交你的经纪人，然后你的经纪人再——”
“不，”我说，“告诉古德埃克把它们直接发到这儿。哈罗德的犹太老妈不会喜欢那样。总共得花多少钱？”
“七万五千美元，至少。”他毫不迟疑，也毫无歉意地回答。
“别告诉玛蒂。”
“行。有没有从中等到什么乐趣，迈克？”
“你知道，是有点儿。”我若有所思地答道。
“花了七万五千美元，你该得到乐趣。”我们互相道别后，约翰挂断了电话。
把话筒放回机座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过去五天中所经历的比过去四年中的还多。
这回电话没再响，我直接回到办公室，但我敢肯定这一天再也干不成别的了。我坐到打字机前，敲了几下回车，接着开始在电话响起时自己正写着的那页的页脚标注下一步的提纲。可怜的电话机很少给我事来好消息，但今天是个例外，我想我可以用会心的一笑来结束今天的工作了。我开始工作了，毕竟开始——工作了。我多少有点惊讶自己居然能坐在这里，舒畅地呼吸着空气，心脏在胸腔里平衡地跳动着，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焦躁进入意识的边界。我写道：
接下去：德雷克去了瑞夫德镇。半路停在一个蔬果摊前和摊主说话。老线人，得取个生动有趣的名字。草帽。迪斯尼公司的T恤衫。他们谈到夏克福德岛。
我转了转滚筒，把纸抽出来粘在手稿最上面，然后写下一句给自己的提示：“给泰德？罗森齐夫打电话，查瑞夫德的资料。”罗森齐夫是个退役海军军官，住在德里。我曾雇他为我的几本书作过资料搜集员；一次我让他去了解纸是怎么造出来的，还有一次让他去查某种常见鸟类的迁徙习惯，第三次是搜集有关金字塔内部墓室的建筑结构的一点儿信息。我需要的总是那么“一点儿”信息，从来不是“所有内容”。作为一个作家，我一向信奉着“无需纠缠于事实”的座右铭。亚瑟？海利那种作家的小说我是写不了的——我读起来都觉得困难，更别提写了。我所知道的，只要够我把故事编得绘声绘色就行了。罗西（罗森齐夫的昵称）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俩合作一直很愉快。
这次我需要了解一点有关佛罗里达瑞夫德监狱的情况，以及那儿地下的死囚室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还需要搜集一些有关连环杀人犯心理的资料。我猜罗西会高兴接到我的电话……高兴劲不下于我因为终于可以有事找他而感到的快乐。
我拿起刚写好的那八页双行距手稿，一一翻看，仍然诧异于它们的存在。难道秘密就在那台IBM打字机和书信字体球？一定是的。
写出来的东西也同样令人稀奇。在我只字未写的四年中曾有过一些灵感，这方面我倒没有遇到“写作障碍”。其中有一个真的很棒，如果我那里还能写的话，完全可以变成一部小说。在我的大约十二个灵感中，有六个用我的话说“还不错”，也就是说，至少可以写成初步的稿子……谁也说不准，也许哪天晚上它们出人意料地变大、变神奇，就像杰克的更梗（源于同名童话，杰克种下的豆子在一夜间长出参天的藤蔓，杰克沿着它爬到天上。）那样。它们时常那样。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灵光一现，在我开车、走路或仅仅是晚上躺在床上等待入睡的时候，流星般划过脑际的一些小小的“假如”。
《红衣人》就曾是那么一个“假如”。一天我看到一个穿浅红色衬衫的男人正在清洗德里一家J？C？彭尼连锁店的橱窗——那是在彭尼百货搬进大卖场以前。一对年轻男女从他的梯子底下穿过……按迷信说，这可会招来坏运气。但是，这对男女没有意识到他们走在哪儿——他们手拉手，沉醉在对方的目光里，像世界上任何一对二十出头的男女那样热恋着。那个男的比较高，我见他通过的时候头顶差点儿绊到清洗工的双脚。如果是那样，整个脚手架可能会倒下来。
五秒钟后，整件事已成历史。写《红衣人》花了五个月时间。可事实上，整部书是在那个“假如”出现的一瞬间完成的。我想象他们撞上了，而不是侥幸穿过，接下来一切就从那里开始。而写作本身不过是把成熟的果子摘到篮里。
眼下我写的题材不属于“迈克真正的好主意”（乔提到这几个字时总要强调一下）的一类，但它也不是一个“假如”型的主意，它也不怎么像我以前的那些哥特式（着生描写怪诞、恐怖和孤寂的小说形式。）悬念小说；如今V？C？安德鲁斯类型的男作家已销声匿迹。但它让人觉得那么实在、如同一件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今天早上它冒出来的时候像呼吸一样自然。
安迪？德雷克是基拉戈岛上的一个私人侦探，四十岁，离了婚，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故事开头他住在一所叫“奇…维斯特”的房子里，房子属于一个叫瑞吉娜？怀丁的女人。怀丁太太也有个五岁的女儿。她丈夫是个家财万贯的房产开发商，但安迪？德雷克知道一个她丈夫不知道的秘密：到一九九二年为止，瑞吉娜？泰勒？怀丁一直使用蒂凡妮？泰勒这个名字，是迈阿密的一个高价应召女郎。
这些就是我在电话铃响之前写的。以下是我所知道后面的情节，也就是未来几周内要摘的果子，前提是我那奇迹般恢复的写作能力能保持下去：
凯伦？怀丁三岁时，一天，她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的一个热水浴池里，这时电话铃响了。瑞吉娜本想请院子维护工去接，转念一想还是自己去吧——她们平日里的维护工因为感冒告了假，她不好意思请一个陌生人帮忙。瑞吉娜告诉女儿坐稳，然后跳出浴池去接电话。正在给洋娃娃洗澡的小凯伦抬起一只手想避开妈妈离开浴池时溅起的水花，洋娃娃掉进水里。她弯腰去捡娃娃时，头发被浴池的一个出水口缠住了。（两三年前我读到的一则由类似原因引起死亡的消息激发了这个故事的最初灵感。）
那个维护工，一个劳动公司派来的、穿着卡其布衬衫的小人物，看到了这一幕。他飞速冲过草坪，一头扎浴池里，用力把孩子从水底拽了出来，他这么做的时候在喷水口上挂掉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