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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分析英国人性格的力量吧，看看英国这个民族的光荣历史怎样因这种性格兴起的。我们都晓得英格兰不独有一段光荣的历史，而且是一段惊人的历史。英国惯于做一件事情而往往一点没有错，可是称它的名字却错了，例如现在，他把英国的民主政体叫做君主政体。因为这个缘故要叙述英国伟大的性质是很困难的。英国民族已经给人误解，要一个中国人才能正确地了解英国人的民族性。英国人曾被人非难为虚伪、矛盾、有“糊涂混过”的天才，却显然缺乏逻辑的民族。我要为英国人的矛盾和英国人的常识辩护。非难英国人为矛盾实在是没有道理，这完全是由于对于英国人的性格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领略所致。我想，以一个中国人的地位，我能够了解英国人的性格，比英国人了解自己更多些。
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点真正领略英国的伟大之处的观点。为了要领略英国，我们必须对逻辑有一种轻蔑心理。所有一切对英国人的误解，是由于对思想的真正功能的谬误见解所致。常常有一种危险，我们要把抽象的思想认为人类心性的最高功能，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了简单的常识。民族的第一种功能，正如动物那样，便是要懂得怎样生活，除非你学会怎样生活，以及使你自己对变化的环境适应，否则你的一切思想都白费了，而且徒然是人类脑子的正常功能的败坏罢了。
我们都有一种曲解，认为人类的脑子是一个思想的器官。然而，没有一件东西比较这更远离真理了。这个见解，我认为在生物学方面是错误而且不健全的。巴尔福男爵说得好：“人类的脑子正如猪鼻那样是用以找寻食物的。”总之，人类的脑子不过是一段扩大的脊髓骨罢了，它的第一种功能便是用来感觉危险和保全生命罢了。我们没有成为会思想的人以前，不过是一些动物。这种所谓逻辑推理能力，不过是动物世界中的一种发展得很迟的东西，甚至在现在它仍旧很不完全。人类不过是一种一半靠思想一半靠感觉的动物。这种帮助一个人去获得食物和生活下去的思想是一种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思想，因为这一类思想常常比较健全。这一类的思想通常便叫做常识。
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而行动没有常识结果却常常是悲惨的。一个具有健全常识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不会思想的民族，而是一个把他的思想归纳到生活的本能那里，使它们和谐相处的民族。这一类的思想从生活的本能方面获益，可是永不会跟它相反，思想过度会使人类趋于毁灭。
英国人也思想，可是从来不让他们在自己的思想和逻辑的抽象东西里迷惑起来。那便是英国人心性的伟大之处，英国能够在最适当时候做出最适当的事情，便是这个缘故。英国能够加入适当的一方，参加适当的战争，也是这个缘故。她常常参加适当的战争，然而常常举出不对的参加理由。那便是英国的惊人力量和生活力。我们也许可以叫它做“糊涂混过去”。归根到底，却是那健全的英国人的常识和一种头脑健全的生活本能。
换一句话，正如每个人那样，各民族的第一条定律便是自存律，一个民族愈是能够使他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不管有没有逻辑，他的生活本能便也愈加健全。西塞罗说过：“不矛盾是狭小心性的美德。”英国人的具有矛盾之点，只是表示英国伟大的标志。
例如，拿这个令人惊异的大不列颠帝国来说吧，她现在仍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英国的人民怎样把他建立的呢？便是由于完全没有逻辑的推理所致。你也许可以说，大不列颠帝国的基础是：英国人的运动精神、英国人的耐久力、英国人的胆量，以及英国的法官廉洁。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大不列颠帝国的伟大是基于英国人缺乏脑筋作用这一点。缺乏脑筋作用，或脑筋作用不充足，便产生了道德上的力量。大不列颠帝国存在着，因为英国人很相信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优越。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出去征服世界，除非他很确定自己的“开化”的使命。然而，当你开始想到和看到另一个民族的一些东西，或是另一个人和他的习惯时，你的道德信仰便离开你了，同时你的帝王也覆亡了。大不列颠帝国一直到今日还能够屹立，因为英国人仍然相信他的方法才是确实无谬的方法，又因为他不能够从容任何跟他的标准不合的人。
所以大不列颠帝国本身是基于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计划。他的基础实在是远在伊利莎白女王时，跟西班牙帝国的极度奋斗时的海盗时代所奠定的。可是，当海盗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扩展是必需的，英国竟能产生充足的海盗来应付局势，他并且对海盗称颂起来。其后，当工业革命需要殖民地的市场时，他又发展一种建立殖民地的本能，在他的开化势力方面，又有另一种惊人的发现。不久，一个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发现了白种人的负担，那种白种人的负担的感觉以及英国的开化，帮助英国人继续干下去，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这样。当然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比这一切更可笑了，可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现出对于生活更为健全的本能。
然而，如果你以为这只是愚蠢，而且除了是一种不好的德性外不算得什么，那么思考这件事的另一面吧。大不列颠帝国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空前创举，这样的一个帝国，无疑不能仅仅因为没有逻辑便能团结起来。无论在任何别的民族的手里，那大不列颠帝国一定会尾大不掉便倾覆了，因为这个把一个从澳洲到加拿大这样大的帝国团结起来的难题，就是最能干的政治家也要感到力不胜任。只有英国人的心智才能解决它，他们解决的办法便是发明了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实际上等于一个国联，不同的一点便是这个国联是真正有效力的。英国人民说不定没有自觉到这是一个国联，因为他们惯于做了一件事而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英国人怎样发现这个公式，可是，他们要不是有意发现它，便是由于他们的纯粹常识以及和现实调整的能力无意中发现了它的。
或是拿英国的语文来说吧。英语在今日可以算得是最近似一种国际语的语文了。英国人怎么会这样的呢？这也许是由于逻辑可笑的缺乏，由于英国人的那种纯然的倔强性格不肯说他种语言。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时便说英语，在法国时便说法语，在德国时便说德语。可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到哪里只说英语。英国人有一句格言：
〖当你在罗马旅行，
要像在家时那样做事情。〗
这是我用英语写的惟一诗句。
这是一件最不合逻辑的事情，可是结果却又变成了最正确的事情，现在英语无疑地已成为国际语言了。
在英国的民族生活的各点尽皆如是。英国国教是一种神学上的反常东西。从神学方面说，它是一盘英国酱汁和罗马羊肉合煮的菜，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神学理论，仅仅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政治意识的表现而已。它是荒诞可笑的，不合逻辑的，时至今日它是无可救药地陈腐了，可是几年前英国国会仍旧拒绝把它的祈祷书修改呢。这是英国的妥协精神的最高证例。可是它却是一种有效力的教会，能够维持生命到今日。
英国的宪法又是另一件英国的凑杂物杰作，然而，不管它是一件凑杂物，它对英国人民却保证他们的公民权利。
英国的大学又是另一个许多学院的奇异混杂物的例子，没有韵律，没有理由。牛津大学有三十个学院，没有人能够说出为什么一定是三十而不是二十九的原因，然而牛津大学始终是世界上最真正的一个学府。
英国的政体本身便是一件矛盾的东西，名义上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民主政体，可是不知怎的，英国人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冲突，英国人一面对他们的国王表示忠诚，可是跟着便假手他们的国会去规定王室的费用。
所以，英国人就是这样地带了他的洋伞走过去（他并不觉得带洋伞是可羞的），他除了自己的言语之外不肯说他种言语，在非洲森林中还要索取果糕，在非洲沙漠中度圣诞节夜，因为没有圣诞树和梅子布丁，便责怪他们“仆人”，他是这样地自信，这样地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且这样地合适。他不是呆若木鸡的时候，他难免要有话可说，有所举动和姿态。一个英国人即使在打喷嚏时，你也能够预料他要有什么举动的。他会拿出手帕——因为他常常带一条手帕的——喃喃埋怨这严寒气候。而且你能够猜得出他的心中正在想着一杯牛肉汁以及回家用热水洗一次脚，这一切准确得有如太阳第二天早晨要从东方出来那样。可是你不能使他恼乱。他那种兴冲冲的样子虽然并不十分可爱，可是却很动人的。实际上，他便是带了那种坦白和高兴去征服这个世界。他能够这样子获得成功，便是他的最佳证据。
在我自己，我便颇为这种兴冲冲的态度所打动，这种正是一个认为任何别的一个国家都是上帝所厌弃的（因为那里的人民不喝牛肉汁，而且在适当的时刻，不能抽出一条不可缺少的手帕）那种人的态度。人们禁不住在看看他那副极度厚脸皮的后面，偷窥一下他灵魂的深处。因为英国人是动人的，正如孤寂是动人的。一个人能够独坐在一个总会的聚会中而显出很舒服的样子，这种样子总是很动人的。
当然，其中一定有点什么的。他的灵魂并不是这样的坏东西，他的兴冲冲态度也不仅是一种装腔作势。我有时觉得英伦银行决不会倒闭的，正因为英国人都这样相信，它不会倒闭只因它不会这样。英伦银行是很合适的，英国的邮局也是这样，制作者人寿保险公司也是这样。整个大不列颠帝国也是这样，一切都很合适，必然地很合适。我相信孔子一定会认为英国是一个适合居留的理想国家。他一定感到欣悦，当他看见伦敦的警察扶着老年妇人走过街道的样子，以及听到孩子们和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以“Yes，Sir”一语称呼。
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合适而且极为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也是一种富于常识而且尊崇常识而蔑视逻辑的民族。中国人最不擅长的一件东西便是科学的推理力，这种推理力在他们的文学里面完全不能见到的。中国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也像英国人那样完全凭直觉来达到一个真理，可是比较英国人更敏捷些。中国人的心性惯于紧紧把握着生活的要素，而把不重要的舍弃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的心性具有常识和生活的智慧，它具有幽默感，它能够安然问心无愧面对着逻辑的矛盾。
那种智慧和幽默，现在大都丧失了，那种我们古代生活的优良意识现在已经凋谢了。现代的中国人是一种放纵的、乖张的、神经衰弱的个人，由于中国民族生活在过去这一世纪的不幸，以及要使自己跟新的生活适应的耻辱，因而丧失了自信心，以致失去了他的气质。
可是古代的中国是具有常识的，而且有着丰富的常识。中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孔子，英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约翰生博士，两人都是富于常识的哲学家。如果孔子和约翰生博士相遇，他们一定会同作会心的微笑。两人都不愿容忍愚蠢的举动。两人都不能忍耐无意识的事情。两人都表现彻底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两人都是实行实事求是的方法，两人都是在复杂的理想上下工夫。而且两人对于仅仅的不矛盾表示极度轻蔑。孟子曾说过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曾两次说及自己，说对于他，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
奇怪的是，中国人崇拜这一位大师因为他是一个圣之时者——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可耻的名称——因为他对于人生的了解太深彻了，不能仅仅不矛盾便罢了。从外表上看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著，除了放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重要，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好英国人才会崇拜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麦克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克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诸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克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前途也更为稳健。使一个人觉得很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才会晓得这个计划，可是我相信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住在纽约的中国太太喜欢纽约，成为宇宙之谜。始而百思不得其解，用心思维，才恍然大悟。没有问题，这奥妙在于“你自己来”四字，西文所谓do it yourself。中国太太住纽约，生活比较简单，比较独立，比较自由。要洗衣服，你自己来，何等简单，要买菜，你自己来，何等独立。要烧饭请客，你自己来，不仰他人鼻息，何等自由。要擦皮鞋，你自己来，这是何等自力更生。听人家说，这就是人类平等，“德谟克拉西”。
我居纽约，先后三十年，饱尝西方的物质文明。尝细思之，方便与舒服不同，个中有个分别。居美国，方便则有，舒服仍不见得。远东文明，舒服则有之，方便且未见得。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皆方便之类。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却不见得如何舒服。长途驱车，挤得水泄不通，来龙去马，成长蛇阵，把你挤在中间，此时欲速未能，欲慢不得，何尝逍遥自在，既不逍遥自在，何以言游。一不小心，性命攸关，惊心吊胆，何来舒服。
地道车，轰而开，轰而止。车一停，大家蜂拥而入，蜂拥而出。人浮于座位，于是齐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前为伧夫之背，后为小姐之胸。小姐香水，隐隐可闻，大汉臭汗，扑鼻欲呕。当此之时，汽笛如雷，风驰电掣，你跟着东摇西摆，栽前仆后，真真难逃乎天地之间。然四十二街至八十六街，二英里余，五分钟可达，分毫不爽，方便则有，舒服则未。
德谟克拉西，必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必无佣人老妈。既已平等，何必老妈？于是烧饭，太太自己下厨，不靠别人，不受佣人的气。纽约太太，没有佣人问题，这是何等快活。于是上街买菜日劳，而烹调之术日进，又是何等可喜。大家就席，张太太恭维李太太：“你海参做得那么好！”“哪里！你的板鸭，才真够功夫。”于是操劳愈甚，精神愈好。平心而论，总比打麻将强。及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