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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② 康有为（1858—1927） 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外国，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军阀张勋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上发表《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③ 陈独秀（1880—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驳斥“虚君共和”的论调。
④ 灵学派 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陈百年，名大齐，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两人都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⑤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⑥ “表彰节烈” 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⑦ 君政复古时代 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在《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⑧ 《贞操论》 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举了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⑨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代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业儒”，以儒为业，指那些崇奉孔孟学说，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⑩ “重适” 即再嫁。
⑾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杰出”的意思。
⑿ 斥革功名 科举时代，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⒀ “双烈合传” 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各省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即逼令她们一齐自缢，七人死后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⒁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⒂ “妇者服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
⒃ 这里所说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在《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笔记小说中有类似记载。《壶天录》（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说：“苏郡有茶室妇某氏，生长乡村，意复轻荡，前夫故未终七而改醮来者……忽闻后门剥啄声厉甚。启户视之，但觉一阵冷风，侵肌砭骨，灯光若豆，鬼语啾啾，惊栗而入；视妇人则口出呓语，茫迷人事矣。自称前夫来索命……哀号数日而死。”又《右台仙馆笔记》（清代俞樾作）中有《山东陈媪》一条：“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⒄ “儒者柔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⒅ 《论语·述而》记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根据朱熹的注释，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这原是孔丘自述的话，说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一种古训，认为只应该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违背古训。
⒆ 对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些较开明的文人曾表示过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的态度：“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寡妇主义
范源廉②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③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④者有之，“神道设教”⑤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⑥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⑦。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⑧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高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⑨……。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⑩。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Kowalewsky⑾，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⑿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⒀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亵黩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归正传罢。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⒁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者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就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为他帖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这种危害，今年却因为或一机会，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妇女周刊》⒂征文的机会，将我的所感说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
② 范源廉（1874—1934） 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清末曾在日本创设速成法政、师范诸科，民国以后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二五年春，因师大经费不足辞校长职，该校学生会曾发动挽留运动。作者这里说他为“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大概即指此事。
③ 军国民主义 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尊王攘夷主义，在我国春秋时代称拥护周王室、排斥异族为尊王攘夷。它传入日本后成为一种封建性的改良主义思想：尊王，即拥护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削弱幕府权力；攘夷，即抵抗外来侵略。但其后即转化为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下文的贤母良妻主义，是当时在日本和别的国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