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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十六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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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皇后入宫之时,年15岁,体态颀秀,相貌丰整。入宫之后,她十分厌恶客氏。一次召客氏于宫中,欲绳之以法。此事使客氏和魏忠贤非常害怕,总想借机报复。于是,魏忠贤指使手下散布谣言,说皇后张嫣是盗犯孙二的女儿,而不是张国纪的女儿;孙二因为犯有死刑,就将女儿托付给生员张国纪,所以,张国纪将这段隐情不据实反映,犯有欺君之罪。顺天府丞刘志选弹劾张后的父亲张国纪。御史梁梦环也乘机兴风作浪。幸好,熹宗惟一理智的地方,似乎就是尚存有一份夫妇之情,不致于因完全没有证据的流言而惩办张皇后,而相反是果断地下旨谴责刘志选,从而使阉党不敢妄动。从张皇后那边看,魏忠贤就像是秦代的赵高,是一个阴险的阉宦。有一次,熹宗去见皇后,见桌上一本书,便问:“什么书呢?”张皇后说:“《赵高传》。”明代内宫后妃,所必读之书是明太祖命儒臣编定的《女诫》,其要义即禁止后宫干政,《赵高传》之类的史书并不是宫中后妃所必读或应当读的。张后此举,自然大有深义,即想以赵高来譬喻魏忠贤来提醒熹宗。熹宗当时的反映是“嘿然”,不吭声。熹宗想是意识到魏忠贤、客氏与张皇后的对立。他不愿惩办魏忠贤和客氏,当然也不希望魏忠贤伤害张皇后。但是,魏忠贤得知此事后,大怒。第二天,熹宗在便殿搜出几个人带着兵刃。此事自然非同小可。熹宗本人也大惊,命令将这几个人交给东厂审讯。于是,司礼监秉笔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便借机诬告张国纪,说张国纪想弑君,然后立信王朱由检为皇帝。这一阴谋一旦得逞,则张国纪、张皇后、信王朱由检将无一幸免,而魏忠贤也一举除掉了所有对手。但是,当魏忠贤把这件事和他的亲信王体乾商议的时候,王体乾提醒魏忠贤说:“主上凡事愦(kuì)愦,独于夫妇、兄弟间不薄,一不慎,吾辈无遗类矣。”魏忠贤听后也心中暗惊,于是遂将那几个人处死,杀人灭口,化解了此事。后来,张皇后在信王朱由检即位一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熹宗临死前不久,对张皇后说,魏忠贤告诉我说后宫有二人怀孕了,以后生男就立为皇帝。张皇后表示反对,认为应当早立信王。信王想推辞,皇后自屏风后走出,说:“皇叔义不容辞,且事情紧急,恐怕发生变故。”信王才愿意继承皇位。熹宗对于张皇后,始终爱惜。他临死之时,将张皇后托付于弟弟信王朱由检,命曰:“中宫配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良可怜悯,善事中宫。”此后,思宗对张皇后确亦非常敬重。有一次,思宗的皇后周氏对思宗说周延儒人品如何不行,思宗心中不满后宫议论朝政,问周氏怎么知道,周氏以张皇后对,思宗遂无言。
  不过,在遍布魏忠贤和客氏爪牙的后宫中,张皇后还是遭到客、魏二人的暗算。天启三年,张皇后有孕。魏忠贤和客氏密令宫女在为皇后捻腰的时候下重手。一个年方18岁的皇后,哪里明白这些道理。宫女们按魏、客的吩咐,“捶之过猛,竟损元子”。这一事,后来成为杨涟弹劾魏忠贤的第十条罪状。其实,作为皇后,虽然宽容待人,而且正直敢言,但是无法纠正宫中的歪风邪气,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清代学者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张皇后敢于在当时陈《赵高传》于几案,就说明她的“不慊”的勇气,然而“即以慊风诸妃,万不能实诸妃妊(rèn),他日称皇太后也,惜也。”谈迁也说,尽管张皇后谦而不妒,使妃子们都能接触到皇帝,但是却不能保全诸妃的生育,以致自己也无法在天启以后做皇太后,真是可叹。这样的批评,应当说是苛求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张皇后能保全自己,已经是她不胆怯的最好结果了。
  天启五年八月,熹宗在客氏、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在桥北浅水处大船上饮酒。然后,又与王体乾、魏忠贤及两名亲信小太监去深水处泛小舟荡漾,却被一阵狂风刮翻了小船,差点被淹死。经过这次惊吓,熹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天启七年夏,病情加剧。八月十一日,召见异母弟信王朱由检,招呼弟弟说:“来,吾弟当为尧舜。”次日,召见内阁大臣黄立极,说:“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体觉稍安,只是因为安排了后事,所以放心了许多。10天之后,熹宗就驾崩了。信王朱由检,即后来的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
  朱由检比熹宗朱由校小5岁,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这是因为,朱由检在天启二年(1622)被他的哥哥朱由校封为信王。13岁的信王,年龄也刚好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们悉心调教。等他18岁的时候,朱由校又替他完婚,聘周奎之女为王妃。从这些事情看来,朱由校本人虽然贪玩,但是对于一个长兄应该做的事情,却一点也没有耽误。所以,朱由检的文化修养比他的哥哥朱由校要高得多。朱由检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朱彝尊说朱由检的书法“龙腾虎跃”,气韵非凡。其次,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要安静得多。熹宗朱由校因为是皇长孙、皇太子,一直被后宫中的投机分子如李选侍(西李)、魏忠贤等人居为奇货,导引坏了。而朱由检虽然也是从小失去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选侍(东李)的抚养下,比较健康地成长。东李人品极端正。受东李的影响,朱由检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当时,熹宗朱由校无子无女,孑然一身,而兄弟七人也只剩下五弟一人,朱由检已经是朱由校惟一的继承人了。在朝臣们心中,期盼信王朱由检继位的愿望也早就有了。一些在野的大臣们闲聊的时候,都主张劝信王早日出阁讲学。出阁讲学,一般是皇太子的礼节。当然,这样的奏疏,是谁都不敢上奏的,因为这无异于诅咒熹宗早死无后。但是,在信王朱由检那里,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气象。信王朱由检基本上托病不愿上朝,以避免遭到魏忠贤的猜忌。
  天启七年(1627)八月十二日,熹宗让信王入继大统的决心已定,而留给信王的嘱咐是两点:一,善事中宫;二,重用忠贤。也许,熹宗压根就想不到,侍奉他小心谨慎的魏忠贤并不会同样如此侍候信王朱由检的。熹宗弥留的最后几天,魏忠贤一直在苦思良策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想居摄,但是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却说:“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他想搞宫廷政变,但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却说:“恐外有义兵。”在明代的政治环境中,异姓称帝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熹宗死的第二天,魏忠贤无可奈何之下,向外公布了张皇后的懿旨:“召信王入继大统。”此后的数月中,在魏忠贤与新即位的朱德陵由检之间,将进行着一场殊死的较量。清除前朝的宠臣,似乎是明代政治发展的一种规律,在崇祯一朝也同样会发生作用。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熹宗的去世,标志着明代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清代学者谈迁在其《国榷》中说,天启一朝,与正德一朝极相似。熹宗“好猎乐内,嫉谏悦文,无一不同”。以此看来,天启一朝,魏忠贤诚然罪过极大,大臣更显无耻,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熹宗亦难辞其咎,不能不为这一时代的黑暗承担责任。
  朱由校小档案
  姓名:朱由校
  出生: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
  属相:蛇
  卒年:天启七年(1627)
  享年:23岁
  在位:7年
  年号:天启
  谥号:惁皇帝
  庙号:熹宗
  陵寝:德陵
  父亲:朱常洛
  母亲:王选侍
  初婚:16岁
  配偶:张皇后
  子女:3子,2女
  继位人:朱由检
  最得意:制造出非常机巧的水戏玩具
  最失意:儿子早夭
  最痛心:乳母客氏一度被逐出宫廷
  最不幸:溺水染病而亡
  最擅长:土木工程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思宗御押
  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这样的理论,似乎也可以为思宗这个亡国之君开脱了。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自信:除魏忠贤
  “神明自运”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市)名士夏允彝对思宗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思宗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的确,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思宗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绚丽夺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后,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在明代历史中,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除去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思宗手书“九思”年改元崇祯。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思宗,只是因为明代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思宗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思宗,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要首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思宗,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思宗。思宗在明代皇帝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好色。在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下,思宗自然对美色更无兴趣了。据说,思宗怕引起魏忠贤的担心,将魏忠贤送来的4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了下来,但却仔细地将4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思宗命4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导引思宗做一个荒淫的皇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思宗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思宗,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这时,一思宗手迹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思宗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于是在九月二十五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思宗的批复是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相反,思宗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自然,思宗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戆(zhuànɡ)直冒死直谏的。因此,最后倒魏的时机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之策。思宗自然知道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却还能中进士。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7天后,思宗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主事钱元■(què)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五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弹劾魏忠贤。直到二十六日,思宗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思宗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思宗敏感的神经。于是,思宗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旅馆里,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就着手进行了。在思宗的一再严厉督责下,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yàn)。
  思宗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思宗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思宗的远见卓识。然而,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袁崇焕像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然而,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
  多疑:杀袁崇焕
  思宗的多疑,在明代历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名叫陕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即“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思宗从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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