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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三次围攻，受挫以后，蒋介石下令查抄红军官兵的家，赏重金活捉徐海东。
铁蹄所至，大批红军亲属被杀、活埋，数以千计的年轻妇女被蹂躏，村村寨寨哭声不绝。从此，大别山不少地方鸟无栖息之所，人无隐避之处，房舍成墟，田园荒芜，凄凉惨景，不堪入目。
时任红二十七师师长的徐海东家——徐家窑首当其冲。敌人端着闪亮的刺刀，冲进田德载住的草房，大声喝道：“徐海东的臭娘儿，快跟我们走！”
“你们是干什么的？”田德载惊愕地问。
“我们是奉上司命令来抓你的。现在就要你委屈一下。”
敌军说着，就把田德载五花大绑起来。徐海东的母亲听见敌人绑儿媳，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慌忙端着水盆向敌人泼去。敌连长大怒，扣动板机，“呯”的一枪，击中老太太的胸部，老人倒在血泊中。徐海东的母亲倒了，窑工的母亲倒了，人民的母亲倒了！
田德载被押送到敌人团部审讯室，敌团长严厉地吼道：“田德载，你不但是共匪头子徐海东的童养媳，而且还是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田德载坚定地说。
“胡说，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和徐海东参加黄陂县共产党的会议？”
“我不知道。”
“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想抵赖！”
“给我打这个臭娘们儿，不吃吃苦头她是不招供的！”
三个如狼似虎的敌兵扑上来，挥动手中的宽皮带抽打起田德载。
田德载被打得皮开肉绽，疼痛难忍。她咬紧牙关，一句话不说。
敌团长的勃朗宁手枪对准她的脑袋，吼叫着：“臭娘儿，你不说老实话就死到临头了，限你五分钟，供出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徐海东派你干了些什么事？他带领的红军有多少人？现在转移到什么地方？你们还有谁是共产党？”
田德载看着黑洞洞的枪口，有些心惊胆寒，但她仍然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知道！”
一阵拳打脚踢，田德载失去了知觉。
敌团长声嘶力竭地喊道：“给我拉下去，关进牢房，饿她五天！”
刑具的折磨和饿魔的侵袭，不仅无损于她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反而激增了她对敌人的刻骨仇恨。硬逼不奏效，敌人就取软骗来“感化”。一日三餐美味佳肴，娘家亲戚探望也往来自由。
“德载呀！亲不亲，故乡人嘛！”国民党黄陂县胖县长，装着一副和善的面孔说，“鄙人作为父母官，想给你说几句心里话！”
田德载虽然不识字，但近几年在徐海东和地方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阶级觉悟很高，一眼就看出伪县长的阴谋用意，冷冷地说：“你有话就尽管说吧！”
“海东参加红军后人行过团座、师座等职。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虎将，也是我们黄陂不可多得的人才，是我们整个黄陂的骄傲啊！中华民国铁桶江山，不是凭几万红军能推翻的，若硬打下去，只能是飞蛾扑火。”他用三角眼偷偷看了看田德载，见她不言语，以为上套，微笑着说：“眼下，黄陂县正需武将，听说他是个大孝子，我劝你代替婆婆给海东修家书一封，请他回来，我与他共谋大计。你是个聪明人，这点小事，你肯定会答应，是吧！”
“海东认准的事，八头黄牛也拉不回头，我难以劝他呀！”
“就说‘老母病危’，他岂有不回来之礼？！”
“我婆婆被国民党军打死，这他肯定知道了。”
“人嘛，要活在世上，就得随机应变，就说婆婆误伤而死。”胖县长转动着眼珠说，“他回来，先当县保安团团长，凭他的能力，不出三年，保准他当个师长、军长，到那时，你这个官太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我过惯了苦日子，享不起那些荣华富贵！”田德载说毕，一言不发了。
软硬兼施都以失败而告终。敌人有意传出消息，要将田德载处死。娘家得知此讯，便主动捐粮捐款，请人四处说情送礼，申请保释出来。敌人收了财物，勉强说：“保释田德载出狱是可以的，但她要立即另嫁他人，与徐海东断绝一切关系。否则，就将田家三代人全部杀光！”
无奈，田德载被娘家保释出狱后，被迫与一位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完婚。
……想到这些伤心事，徐海东思绪万千，热泪纵横，他恨不得马上到战场上，抡起大刀，多砍死几个敌人，泄泄心里的闷气。他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来，掏出怀表一看，已是凌晨三点。他走出门外，茫茫的黑夜，除了空中稀疏的星星外，一片黑暗，天亮还得一段时间。
1932年9月12日。汉口“剿匪”总司令部。
总司令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蒋介石得意洋洋地说：“几个月的进剿，给鄂豫皖红军以毁灭性打击，剩下零星的残匪余孽，必须在12月15日前彻底消灭。”
接着，蒋介石夸奖了一番陈耀汉的第五十八师、张印相的第三十一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王均的第七师，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等，“剿匪”有功，同时也训斥了一些既无战功，又不配合作战的师旅。
最后，蒋介石说：“共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敌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杨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三千五百多人；在六安县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在黄安平头岭，杀害群众二千多人。
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指挥下，在连续几个硬仗中频频失利后，被迫转战于豫东南、皖西北、鄂东北之间，总是寻不到有利战机，反而处处挨打。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徐海东率领部队的掩护下，最后离开了皖西北。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留七十五师、二十七师及各县独立师团，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12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被迫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少共国际团等，共两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从此，与鄂豫皖苏区彻底失去了联系。
10月1日。西界岭。
徐海东站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阵地上，望着山间时浓时淡的晨雾，希望太阳快点升起来，驱散这场的大雾，显出皖西山区往日的山清水秀。
战士们在山腰伏了一夜，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鄂东北地区转移，阴击敌人几次强攻，后半夜基本没战斗，但战士们没半点疏忽，一直坚守阵地，军装已被露水浸湿了。眼睛像露珠一样，晶莹透亮，死死地盯着敌人来的方向，他们个个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着第一个可疑的动静。
方面军领导现在情况如何？主力部队是否已冲破敌人的防线？师政委和副师长带着二十七师的另两个团是非曲直否能有力地打击敌人，配合主力转移？徐海东头脑里充满了问号。要想找出答案，要待雾散去，要待太阳出来才能明朗，需要时间，需要等待。
“报告师长，山下的敌人已经退走，十里之内敌人连个影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了。”派出侦察的战士报告说。
“按照军部的命令，守到天亮，现任务已经完成。”徐海东看着东方的黎明命令道：“撤出阵地，翻过东边这座山，追赶主力红军！”
队伍在山道上蜿蜒而进。
徐海东走在队伍最前面，浑身的衣服湿透了。连日打仗奔走，没洗澡也没换衣服，身上透出一股馊味。
望着大部分脚趾溃烂的战士们，徐海东心里说，革命的好同志，我的好兄弟，好样的，坚持住，追上大部队，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攻，大家好好地洗个澡，好生地睡一觉，休整休整。
“师长，翻过这座山是土门潭。村里乱糟糟，不像建立乡苏维埃政权时那样。去不去？”侦察员说。
“去！”也许群众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也许有敌人骚扰？也许还能打听出主力红军的下落？徐海东想着，坚定地说。
“啊！好了好了，红军来了！”有人在喊。
村头围满了人，大部分是逃难的老幼妇孺群众，还有少数掉队的红军伤病员。
“主力红军朝哪里去了，知道吗？”徐海东问一个红军伤病员。
“哎呀，我们还以为你们是主力红军呢！”那伤员一愣，说，“不过听说金家铺有大部队，我们准备往那边去的。”
“小张！”徐海东心里一喜，说。
“到！”传令兵小张应声跑过来。
“传令部队，收容伤病员，朝金家铺方向前进！”
徐海东带着两个警卫员，朝金家铺方向奔去。他想：有大部队，就能找到红军主力，就能打到方面军司令部。
沿途所见，使徐海东心情非常沉重。
村村是一片瓦砾、一片狼藉，房倒屋蹋、人空鸟稀。
处处是哀叹呻吟的老人、啼哭嚎叫的孩子，步履蹒跚的伤员。
庄庄是惶惶不安的人群，一派动荡败落的景象。
徐海东流着泪。面对伸手乞讨的妇孺，他什么也没有，他的肚子也在叫。他愧对群众，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他能说什么呢？
他只有恨。恨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灭绝人性。
他只有气。气上级领导仓促应战、硬打死拼。
不能细想，找红军大部队要紧。他猛抽一鞭，马奔跑起来。
中午时分，迎面跑来一匹黑骡子，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骑在上边。
“郭书记！红军主力在金家铺吗？”徐海东勒住战马，不及下马，便大声对郭述申喊。
“不在了，他们昨天向西转移了。”郭述申摇摇头说，“东路游击司令部在南边，我看还是先找找他们。”
“好吧！我们一起去找！”多一支红军，多一份力量，徐海东和郭述申一起向南奔去。
郭述申是1929年被上海党中央派到鄂豫苏区来的。他这几年一直是做地方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前是黄陂南县县委书记，徐海东养伤时就在那个县，那时他俩就见过面。如今再次重逢，两人都分外高兴，似乎都有了依靠。
找到东路游击队司令部驻地，游击队司令刘士奇高兴地迎上来，握着徐海东和郭述申的手说：“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总部命令，让我们成立东路游击指挥部，把皖西这一带流散的红军和游击队收拢起来，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行动。”
“总部在什么地方？”徐海东问。
“不知道！说不定走了，好大的苏区搞成这个样子……”听那声音，他心中很不愉快，正在为这悲惨的局势难过。
“那我们就按总部的命令办吧！”徐海东对上级命令向来都是坚决执行、不说二话。
下午四时。英山土门潭。
村子东头，有一处草房，正房三间，厢房两间，全是去年新苫的草，院子平整、干净。正房里，中共皖西北道委在召开扩大会议。
刘士奇严肃地说：“在皖西北地区敌人有八个师又两个独立旅，还有顾敬之的反动地方武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安全转移的胜利，但是，我输送留下的红军和游击师，却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形势极为险恶。”
郭述申传达了张国焘离开英山后以中央分局的名义给中共皖西北道委的信，信中说：“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转移后，由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第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和中共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等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鄂皖边界地区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同时，撤销中共皖西道委，成立东路游击指挥部。”（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徐海东摘下八角帽，放在桌子上，分析说：“主力红军西移，敌人必然派重兵”追剿“，我们应该积极活动，以箝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他站起来继续说，”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像现在这样分散行动不行，必须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以游击战为主，伺机配以运动战，消灭敌人。“
“对。必须统一行动，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东路游击队副司令吴保才赞同道。
“我看，海东同志说得对。”瘦高个郭述申，走到会场中间，说，“强敌围追堵截，我们只有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以游击战为主，辅以有利的运动战，才能突出重围，保存自己，箝制敌人，伺机消灭敌人。”
会议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和大家的讨论，成立了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书记郭述申，委员有刘士奇、徐海东、吴保才、王建南等。成立以徐海东第二十七师为核心的红二十七军（亦称红军东路军）。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九师和八十一师。第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王建南，下辖一、三两个团；第八十一师师部由军部兼，下辖二、五团。道委军事指挥部直属部队改为军直属分队，全军四千五百余人。会议还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针是：突出敌人包围，以内线转向外线，向东行动，避开敌人锋芒，以调动、箝制敌人，寻机打击薄弱之敌。
会议分歧较大的是原跟随红四方面军转移而被敌人堵截留下的两万多名各级地方干部、群众和四千多名红军伤病员的处置问题。
“不能带上他们。要不然，我们不仅不能打仗，而且有被一起消灭的危险。”有人说。
“这都是革命的同志，不带上他们怎么办？如果把他们推向敌人的虎口，结果会怎样呢？”郭述申说。
又有人提出：“游击队自己走。把伤病员分散到群众中去，医院的女同志统统回家去。这样，才有利于保存革命的力量。”
“不行！我们一定要带上这些同志！”徐海东激动得站起身来，说，“这些干部和群众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动摇革命的信念，抛家别舍，跟随部队进行艰难转移。群众对我们信任，这是好事，我们不能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丢下不管。大家试想看，我们开始做群众工作，争取他们的信任，多难啊！现在把他们抛弃了，那我们的兵源哪来？我们的根据地到哪建？我们舍生忘死闹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贫苦百姓吗！”
“那你说怎么办？除了分散他们没别的法。”有人争辩说。
徐海东眼都红了：“分散！分散！往哪里分散？医院的女同志回家，她们还有家吗？伤员到群众中去，群众都没有吃住的地方！要说分散，只能是那些有可能分散掉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但不可能全部分散光。我虽然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古代不有个刘皇叔领着五百老百姓逃难吗？！他能得西蜀，成鼎立之势，不就是占人和吗？！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连古代的刘皇叔还不加？！”
别看徐海东识字不多，平时又少言寡语，激动起来，却能振振有辞、顾全大局，以他坚贞的党性，感染了在座的所有与会者。
徐海东斩钉截铁地说：“凡是能走动的伤员，一律动员归队，不能走的，派人抬着；能分散的，分散，不能分散的，一律带上。要生一块生，要死一起死，就这样了。我带一团打掩护，你们保护伤员群众向南转移。”
刘士奇、郭述申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半天不放。
“重担子在你身上了，好同志，一定要保重自己！”
只有英雄，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最正确最勇敢的抉择。
10月4日拂晓。蕲春张家（土旁）。
东方露出鱼肚白。徐海东站在张家（土旁）北边的山腰上，依稀看见敌人曾万钟第十二师的一个团驻地。
“师长，打吧！”一团团长张四季头扎绷带催促说。
徐海东端起望远镜，仔细察看着周围的地形和张家（土旁）镇子里的每一排房子和街道，说：“出发！”
“站住！记住：是声东‘偷西’、是调虎离山！”团长和杜本莲政委刚走出两步，徐海东补充叮嘱道，“这是游击以来第一仗，看你们的了！”
“保证完成任务！”团长和政委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团长和政委各带领一支队伍，分左右两路从北向南朝张家（土旁）敌团部驻地包袭过去。
十五分钟后，村东头响起了进攻的追击炮声和哒哒哒的机枪声，战斗打响了。
红军连日南撤，敌人早有知觉，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来到了，被打个措手不及。
敌团长正抱着四姨太熟睡方酣。清脆的电话声把他惊醒。
“谁呀！找死呀！”团长没好气地骂道。
“团长，不得了啦！北边发现有共实业界摸过来了。”
“有多少人？”
“黑压压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