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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领导河区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捉拿土豪劣绅，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河区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但是不久，风云突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黄陂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吴光荣牺牲。县城的工人纠察队和乡村的农民自卫队相继被强行解散。以前逃到外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还乡，建立起“铲共会”、“大刀会”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向人民反扑。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在黄陂北乡，大劣绅李旭亭的儿子和外甥纠集一批流氓恶棍，自称“三十八老子”，歃血为盟，发誓专门与共产党作对。他们贴告示，出通缉令，要捉拿徐海东。徐海东带领几名不愿解散的自卫队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一次，所谓“三十八老子”在金鼓（地名）与徐海东相遇。当时徐海东是商人打扮，穿的长褂，戴的礼帽。自卫队员扮作挑夫，担着箩筐。敌人蛮横地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出破绽，便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徐海东答：“我们是做生意的，刚在金鼓集上销了货，现在回河口镇上去。”说着掏出烟来，一人一支。
敌人见他态度自然，换了口气，问道：“你们见到徐海东没有？”
徐海东回答：“没有。”又故作惊讶地反间：“你们见到了？”
“听说他到金鼓来了……”敌人发觉不该泄“密”，刹住了后面的话，摆了摆手说：“你们没有见到就别打听，快走！”
徐海东一行走过一个山头，队员们“噗哧”一声都笑起来，骂敌人是一群笨蛋！徐海东说“莫笑，我们还得留条标语给他们作纪念！”说完，拿条扁担在路上写道：“打老子，捉老子，看见老子，不认得老子！”大家看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这段趣闻很快在金鼓一带传开了。
但是，敌人的镇压越来越严重。在河区，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些人经不起严峻考验，当了可耻的叛徒，给农民自卫队的行动增加了困难。区委决定分散隐蔽，保存力量。徐海东不得不由河区重返自己的老家。
揭竿而起深秋的陂北山乡，依然天高气爽，满山遍野，万紫千红。重新干起窑工的徐海东，无心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忧心忡忡地在考虑着革命的前程。回想三年的国民革命，一幅幅壮丽村图画，一幕幕受挫折的教训展现在眼前。他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苦痛。“为什么好端端的革命被葬送了？”他想：全国工农大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又是那样热烈的拥护革命，党为什么不去依靠他们、领导他们与反动派作斗争呢？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反而要共产党员退出军队，并且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收缴农民自卫队的武器呢？他觉得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人民不赞成革命，不是共产党人没有牺牲精神，而是党的领导太软弱了！他相信，只要党接受这个教训，端正路线，革命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他没有悲观，没有气馁，决心在家乡扎扎实实地做革命的串联发动工作。
徐海东首先在窑工中秘窑宣传革命道理。为了避开反动势力的耳目，他常常以搞抹牌赌博的名义进行串联，夜晚在窑棚中或山沟山岔里开会，向窑工讲穷人受苦的根源和十月革命的故事，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
不久，他从窑工中打听到附近了家大湾的了彩光也在群众中宣传革命理论。丁彩光是武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在他的串联发动下，已经建立了“贫民救济会”。接着，徐海东又听说四道生也从外面回来了。他很快与丁彩光和田道生取得了联系。
田道生回乡后，把在乡的共产党员秘密地找到一起，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大家根据党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加紧发动群众，准备夺取敌人武器，建立革命武装。
徐海东听了“八。七会议”精神，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增添了必胜信心。他按照党员会议的决定，积极在窑工中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喻咀建立起党的支部。
与此同时，田道生、田耕三也在河背咀、徐家桥建立了党的组织。丁彩光在丁家大湾一带组建的“贫民救济会”也发展到十八人，并且从逃兵手上买到一枝汉阳造步枪。
他们有了初步的工作基础，便确定联合起来揭竿起义，打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把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动员和聚集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他们把暴动攻击的目标定在夏店雨坛寺“缉私营”。暴动由徐海东和丁彩光指挥。
“缉私营”又名“盐卡”。它是湖北地方反动当局为了强制推销硝盐而设立的武装机构。这种机构在鄂豫两省边界的各个要道隘口都有。它的任务是阻止北盐南运。因为硝盐味道涩、价钱贵，老百姓不愿买硝盐而千方百计买北盐（即北边运来的海盐），为此，常常遭到“缉私营”的拦截和惩罚，他们对“缉私营”恨透了。听说要干掉“缉私营”，党员和组织起来的群众个个磨拳擦掌，坚决拥护。
十月上旬的一天，徐海东与丁彩光扮作卖窑货的人，到雨坛寺周围察看了地形，侦察了敌情，弄清“缉私营”只有一个班，新换了武器，但士气低落，没有打过仗。他们根据这些情况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第二天夜晚，他们分头在党员和“贫民救济会”中进行动员，并挑选了十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作为偷袭行动的基本队伍。武器除了丁彩光有枝长枪和徐海东有校短枪外，都使刀叉。此外，他们还自制了四枝木手枪用红布包起来，以壮声势，迷惑敌人。
第三天傍晚，偷袭雨坛寺“缉私营”的队伍按计划在水竹沟集中。晚饭后，徐海东检查了大家的行装，再次宣布了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选择僻静的山间小路悄悄地向雨坛寺进发。约莫半夜时分，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万籁俱静，“缉私营”的官兵已经熟睡，只有一个哨兵在门外踱步。徐海东和丁彩光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逐步接近雨坛寺。待敌哨兵倚靠在一棵树干上打盹时，他们从背后猛扑过去抱住哨兵，迅即将早已准备的毛巾塞进哨兵嘴里，拖到旁边捆好。他们随即进入庙里收缴枪支弹药。待敌人醒过来时，都已成了俘虏。徐海东命令俘虏原地不动，然后锁上大门沿着原路返回了水竹沟。
这是一次漂亮的偷袭行动，没有遇到抵抗便缴获了十枝崭新的长枪，队员们个个欢天喜地。他们回到水竹沟后，搞后勤的人特地杀了七只鸡犒劳他们。
在水竹沟，他们整编了自己的队伍，仍然称为农民自卫队。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黄陂北部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也是后来组成鄂豫皖红军的最初来源之一。这支革命武装建立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三天后，附近罗山、黄陂、孝感三县边界的地主保安团队即勾结起来联合进攻水竹沟，妄想一举把这一武装斗争的火种扑灭。徐海东和同志们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确定转移到陂孝交界的苎麻岭大山区打游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黄麻起义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确定到黄安汇合。走到四姑墩附近，听说黄安城正遭敌人围攻，他们便跑步前往援助。到达黄安时，起义组成的鄂东军已由城内撤出，他们找到副总指挥吴光浩，将部队编入了鄂东军。后来，鄂东军由黄安北部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黄陂重建党的工委，徐海东被分配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回家乡以烧窑做掩护，从事秘密的革命领导工作。
这年是个荒年，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一半，而地主、民团逼租索债却有增无减。眼看着一群群穷苦农民拖儿带女逃荒讨饭，有的甚至被迫自缢，家破人亡。徐海东心急如焚，他把夏区党的干部召集到段家畈窑棚讨论对策。
这次会议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个白天举行的。窑棚外面山头上放了暗哨，窑棚里面正在开展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农民已被地主、民团逼得走投无路，党应当立即组织群众举行暴动，开地主的仓，分地主的粮，和敌人拼了！也有人认为，硬拼不是办法。他们说，黄麻起义以后，国民党派到鄂豫两省边界的部队有两个军，地方反动民团也不少，而农民群众手无寸铁，要开仓济贫，岂不是送肉上砧板！他们主张继续串联发动，聚集力量。徐海东虽然觉得后一种意见有道理，但是他认为不能等敌人力量弱了、群众武装好了再暴动，应当从斗争中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于是，他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同意暴动夺粮！”工棚里顿时静下来。他继续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现在不少农民被反动阶级逼得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应当公开领导群众斗争。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接着他又分析了群众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的困难，主张报请上级派特务队前来支援。会议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了决定，拟订了暴动计划，上报黄陂县委审批。
一九二九年元月下旬，黄陂县委批准了他们的计划。鄂东特委也应他们的请求派来了特务队。徐海东再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了年关暴动指挥部，制订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暴动的具体动员和组织工作也随之秘密地展开。
农历腊月三十日，年关暴动如期举行了。这天天刚亮，备地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河背咀，由特务队长江竹青发表演讲。大家情绪激昂，“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演讲完毕，暴动指挥长了彩光便走在队伍前面，沿途吆喝：“今天我们要开地主的粮仓，凡是没有年饭米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到财主家里去背粮！”这样一来，暴动队伍越来越大。附近的财主吓得躲的躲、逃的逃。这一天，先后开了黄家窑、段家畈、细张家田等地四户地主的粮仓，粮食衣物都分给了贫苦农民。
在暴动过程中，徐海东没有公开出面做领导工作，只是和农民一样参加了暴动队伍。这是党组织决定的。
这次暴动夺粮，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暂时困难，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很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暴动队伍刚散，夏店的民团便扑过来了，黄陂县的反动武装也赶来逞凶作恶。这时，我方特务队已转移到外地执行任务。暴动中公开了身分的共产党员遭到敌人通缉，许多基本群众被刑讯受罚，党的干部吴安照被捕牺牲，徐海东也不得不暂时离开家乡。这次暴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徐海东怀着沉痛的心情总结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干革命不仅要敢闯，而且要会闯。作为一个指挥员，如果不能通观全局，没有可靠的措施，即使主观愿望再好，也会招致损失。他想：敌人凶狠，无非是因为他们手上拿有武器；我们要站稳脚跟，也必须把建立人民武装放在第一位！他由家乡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以后便着手组织游击队，从此他就一直从事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始终牢记年关暴动的经验教训，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科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打出了威风，开创了新的局面。
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徐海东同志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顾大局、识大体，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一九三○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在陂孝北山区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方反动豪绅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孝感十二区民团头子蒋少瑗趁徐海东带的游击队转战到陂安南县的机会，纠集罗山姚老约民团和反动红枪会联合进攻徐海东的家乡，实行阶级报复。当地党组织得到情报，率赤卫队掩护群众作了转移。反动民团抓不到人，便放火烧毁了徐家窑、徐家店、上屋湾等处的房屋，把家具财物抢掠一空。待游击队赶来，敌人已经逃走。战士们站在山头上，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大家都为徐海东家里的困难担忧。徐海东却哈哈一笑，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得！”
徐海东没有忙着找家属，却先把农会干部找来，一户一户地询问房屋被烧的人家都找到地方住没有。当他知道受害群众都住下了以后，才到亲戚家慰问自己的亲属。
家里人见他回来了，都问他：“房子烧了怎么办？”他笑笑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办法吗？”他妻子嗔他：“一家人都愁的不得了，你还笑！”他回答说：“愁能愁出房子来？你愁死了民团才欢喜呢。”他见大家还是皱着眉头，又说：“我知道在亲戚家挤着住，两家都不方便，但是，现在哪有能力盖新房子？就是盖起来了，敌人未消灭，你能担保他不再烧？要看到现在的形势好得很哩，敌人疯狂是暂时的，他越是烧、杀、抢，起来革命的人就越多，他们完蛋得越快。我们只有克服困难，齐心革命，早点打垮反动派，才有好日子过！”他讲的条条在理，一家人都决心克服暂时困难，积极支持革命。
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区转移之后，国民党把黄陂、孝感北部和罗山南部、黄安西北部的边缘地区划为礼山县（即今大悟县），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法西斯统治，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皖西转战到家乡一带时，徐家一族先后有几十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嫂嫂向他哭诉这些悲惨遭遇时，他内心十分哀痛。他想：亲人们已经牺牲了，革命需要自己的不是悲哀，而是战斗！要说服活着的人挺起胸来，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抑制住感情，没有掉一滴眼泪。他平静地安慰嫂嫂说：“大姐，别难过！阶级斗争嘛，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记住这笔血债，把孩子哺育好，为前辈们报仇！”这时，正好他的侄儿文治的媳妇生了小孩刚满月，要他给孩子起个名字。他想了想说：“就叫个‘守’吧！”侄媳妇明白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文治已经为革命牺牲了，要把这个烈士的后代守护好，让他长大了继续革命，便表示决心说：“好！我一定把他守大，再难再苦我也能顶住！”后来她确实历尽艰辛，一直把孩子哺育成人，让他参加了革命队伍。
他曾对亲属讲过：“无产阶级要推翻整个旧世界，想不付出代价行吗？人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果都舍不得贡献出来，革命哪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了，他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义务，没有半点徇私苟且的权利。要是遇到困难就回头，要这样的党员干什么？”正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革命情操，他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奋斗，一往无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一代名将 功著中华 王祖训——纪念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今年6月17日，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徐海东同志，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的六代窑工家庭，曾当过11年窑工。1925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坚定志向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曾历任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红25军副军长、军长、代理政治委员，红28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内，他先后担任过黄陂县区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鄂豫陕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陕甘晋省委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徐海东同志率部驰骋疆场，身经百战，足迹遍及大别山区、黄土高原和华北、华中诸省。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娴熟地把握革命武装斗争的客观规律，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曾率部参加和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屡立战功，充分展示了一位杰出军事家的大智大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生立党为公，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无论职位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