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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雨如磐的10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表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阴谋”。早在1966年9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住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1968年三月，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卡断对父亲的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天哪！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现在又患有严惩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肺部呼吸功能已失去了80％，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迫不得已向当时的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一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决不能眼看父亲被活活整死啊！我就想到王震叔叔，请他把这一严惩的情况报告给敬爱的周总理。我甩掉了盯梢的人，见到了王叔叔。王叔叔听了十分着急，他果断地对我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王叔叔冒着风险把我父亲的情况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氧气和药品的供应。父亲终于得救了。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亲自提名我父亲为“九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我父亲来到主席台后，王叔叔特地来到隐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徐大哥您好吧，望您多加保重。”父亲也深情地说：“王老弟您好呀，您也要多多保重呀！”互表关怀的深情。
“九大”会议期间，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父亲因行动不便，不能投票，他就向王叔叔招招手，把王叔叔请到身边，向王叔叔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王叔叔深情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当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时，向我父亲和王叔叔点头微笑。而林彪看到这一情景时，却恶狠狠地瞪了王震叔叔一眼。事后王叔叔对我说：“我当时也狠狠地瞪了林彪一眼。”
林彪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继续发展。不久，下达了所谓“一号命令”，父亲被疏散到了郑州。林彪、江青一伙和在河南省的代理人，继续残酷迫害父亲，不仅不给必需的药品，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米、面、油都不供应。我把父亲的处境写信报告给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叔叔，王叔叔千方百计找了些急救药品，寄给父亲解决危难，但被林彪在江西省的死党给扣下了。我们全家人悲愤难言。父亲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他死后不要通知同他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以免牵连他们；但一定要告诉王震叔叔。我遵照父亲的遗嘱，从郑州发了电报给王叔叔，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听说王震叔叔接到电报时，手不住地颤抖，泪流满面；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也不见任何人；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唁电，但是这份电报被当时河南军区的个别人无理地退回了。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终于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给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敬爱的邓小平叔叔主持追悼大会堂，王震叔叔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我陪母亲去看望王叔叔，他深深怀念地说：“海东大哥是我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要不是林彪、江青于伙残酷迫害，决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他要是看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多么高兴呀！我永远忘不了徐大哥，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功勋永放光辉，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忠诚的战士善战的将军 张希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徐海东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也是他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逝世十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首长一起工作的经历，就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对徐海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而他那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忠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襟怀坦白对党忠诚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残酷的“围剿”。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未取得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实行逃跑主义，擅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把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
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仅约一万人。由于敌人的猖狂“围剿”，我军分散，不能形成打击敌人的强有力的拳头，屡与敌人作战而不能取胜。根据地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如不尽快地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就有被敌人各个击溃，以导致整个苏区斗争的失败。在此情况下，当时的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为基础，立即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同志任军长，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当时在红二十五军保卫局任职，后来相继任军直属队部党委书记、经理处（后称供给部）政委。自此，与徐海东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
徐海东同志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极为不满，为贯彻执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和红色割据的主张，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思想作了顽强的斗争，坚决维护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初，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与敌作战，军事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的形势稍有好转。这时，鄂豫皖省委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错误地估计形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等，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七里坪位于红安县城以北四十余里处，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自然屏障，东、南面有较为突出的制高点，工事相当坚固。敌兵力为三个团六千人。另外，距七里坪不远的城镇都布有重兵防守，可随时增援七里坪。而当时我军只不过一万人左右，并无优势兵力。在传达省委关于攻打七里坪的决定时，徐海东同志认为，我军既没有攻坚条件，兵力也不足以围攻敌人和阻敌增援；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军需、物资和给养毫无保障。因此，他坚决反对省委的这一错误决定，并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省委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徐海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在围攻七里坪的过程中，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军兵力不足，连该镇通向外地的公路都无力加以控制。因此，并未国死城中之敌，敌人外围援兵仍然畅行无阻，而我军由于阵地正面过宽，兵力分散，不能对敌人实施重点突击，以有效地歼灭敌人。随着时间的拖延，我军的给养、药品等供应越来越困难，部队被拖得精疲力尽，广大指战员流露出一些怀疑和不满情绪。这时，徐海东同志向省委提出撤围的建议。当时，红军党内正犯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谁怀疑上级决定、或是给领导提意见，都有可能被打成右倾分子、反革命而加以迫害，轻者受处分，重者要处决。对此，徐海东同志毫不畏惧。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为了革命利益，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与左倾路线的冒险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主张本来就不妥当，久围而不克，打疲劳战，这不是我们红军的战术。部队消耗越来越大，现在如果再不撤，我军就要被拖垮。假如外围敌人再来个反包围，对我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徐海东同志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无理的批判。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把他的意见说成是右倾主张，并当即把他驱逐出会场，剥夺了他参加讨论的权利。尽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但徐海东同志毫不气馁，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历经四十三天的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所剩七千余人，体质也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不得不决定撤围。在此期间，徐海东同志所提两次建议虽然未被及时采纳，但他那主持正义、无所畏惧的高贵品德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徐海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在路线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九三四年底，红二十五军北上到达陕南地区，并决定在此开辟根据地。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个别同志面对艰苦的条件，产生了畏难情绪，怕担风险，不愿在陕南扎根。他们的理由是：陕南是山区，地盘小而且穷，红军补给困难；陕西的敌人是盘踞多年的国民党王牌军，实力雄厚；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决不可能单独创建根据地。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并声称：“红四方面军是老大哥部队”、“会合力量大”、“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等等，以此来动摇省委的决心。到了一九三五年初，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这种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妨碍了省委关于在豫西北、鄂东北、陕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行动。为此，省委召开会议，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会上，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针对一部分人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需要，我们离开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在这里扎下根来，建立人民政权，以牵制敌人“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他说，陕南山区艰苦，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盘踞陕西的敌人虽然实力雄厚，但他们的统治很不牢固，缺乏山区作战的经验，这正有利于我军发扬长处，击敌短处；陕西军阀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多做统战工作；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欺骗，觉悟不高，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和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就能使我们站稳脚跟，扩大红军的影响。自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主动出击，打土豪，分田地，大灭敌人锐气，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并健全了地方基层党组织。边区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革命情绪不断高涨，青壮年勇跃参军，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迅速壮大，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围剿”，牵制和歼灭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海东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他手中虽握有兵权，但从不自以为是。他对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十分尊重。说话、做事都要想到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联合攻打敌人重耍据点张村驿。由于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连续与敌作战，加之生活条件艰苦，战士的体质很差，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他们有一个连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的战斗。战斗中，该团政委十分傲慢地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徐海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把他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不注意团结，不尊重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老大哥部队的错误言行，并当即宣布给他以撤职处分。徐海东同志利用这一典型，教育红二十五军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加强与兄弟部队的团结。他对大家说，革命队伍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只有时刻记着党中央，我们的行动才有方向，才能打胜仗。任何违背党中央、有损于团结的言行都是不能容忍的。
徐海东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任劳任怨，积极负责。从一九三二年底重建红二十五军以后，他几次由任军长到任副军长，又由副军长改任军长。担任军团长后，又去担任八路军的旅长。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勤勤恳恳做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委派程子华同志到红二十五军工作，经省委研究由程任军长，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他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热情地介绍情况，积极协助于华同志做好工作。他说：“只要能为革命作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确实，徐海东同志就是怀着对党的无限信赖，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而在名利面前，却从不向党伸手。一九六○年，他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他给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和高贵的品质！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前去看望卧病多年的徐海东同志。他深情地对我说：“象我这样九次负伤、又得了重病的人，之所以仍然能够活在人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我心情舒畅。”
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徐海东同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机智灵活，威震敌胆。早在一九三二年，“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惊恐地多次悬赏捉拿徐海东同志。自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但是，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白区作战，以及长征途中和会师以后，在与敌人的无数次作战中，从来没有吃过大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与徐海东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
徐海东同志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屡建奇功，闻名于众，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学习和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必然结果。我同徐海东同志一起战斗过多年，对此有切身感受。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根据敌、我、民情这些客观条件，制定出合理的作战方案，正确指挥战斗。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围剿”根据地的敌军大肆向我侵犯，并声称在三个月内将我军“彻底肃清”。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徐海东同志率红二十五军与敌周旋，寻机歼敌。途经罗山县长岭岗时，侦察了解到号称“王牌”的敌一一五师在此设防。他们乍从东北调来，地形不熟，戒备甚疏。当我隐蔽地进至敌阵地前沿时，敌人仍未发觉。徐海东同志经过实地勘察，认为，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狭窄，虽然敌人守兵众多，但难以展开，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他果断地定下了歼灭该敌的决心。由于徐海东同志指挥得当，在我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合理调整部署，巧妙地造成了局部的优势。广大指战员发扬了我军山地战的特长，战斗动作隐蔽、迅速、勇猛，仅用三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装备精良的一一五师几乎全军覆没。缴获敌人轻机枪二百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战后，徐海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希才同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