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髡绞保乇鹬厥诱∪嗣袢褐诘幕拗环稚朴谘≡窳己玫恼蟮亍⒔谐浞值淖急负椭苊艿牟渴穑⒉扇〕龅胁灰狻⒋虻胁槐浮⒎指畎Ц鞲黾呙鸷凸惴涸擞孟鳎骱驮毒嗬氡枷日绞跏侄危浞址⒀镉旅屯缜康恼蕉纷鞣纾慌缕＠筒慌挛靶髡剑鹊取：�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红15军团的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等等，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所取得的，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总之，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所表现出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他所创立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永远保证“打的赢”和“不变质”，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徐海东的“三问” 姜少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徐海东大将，为革命事业累垮了身子，长期住院疗养。每逢有同志前去看望，他总是念念不忘地要询问人家三个问题：一是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二是经济上贪污了没有？三是同老婆离婚了没有？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超乎常情，不尽人情，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相见，怎么也要留点面子，讲点客套，板着面孔提“三问”，是不是太有点不近人情了？但是通过这开门见山，同时也是切中要害的“三问”，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位老将军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拳拳心、浓浓情、深深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徐海东大将的“三问”于今仍有很强的教育警示意义。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一个政治态度鲜明不鲜明、政治头脑清醒不清醒、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人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不能犯政治错误。道理很简单，政治上不坚定，就必然导致政治信仰的丧失，政治原则的放弃，政治纪律的违背，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绝非儿戏。再说这经济上贪污了没有。无数事实表明，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人之所心头变昏，眼变花，嘴变馋，手变长，心变黑，则往往是从贪占开始的。同老婆离婚了没有，似乎有干涉人家婚姻家庭生活之嫌。其实，老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部队军官离婚的风潮，他们当官了，掌权了，神气了，于是瞧不起“土里土气”的妻子了。这种在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不良现象曾严重影响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与威望。因此，“同老婆离婚了没有”实际上就是成为能否过好“美人关”的代名词，是检验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晴雨表”。
如今时代不同了，但如何过好政治关、金钱关、美女关，仍然是摆在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严肃课题。近年来，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高官的纷纷落马，都是因为没有过好这三个“关口”而失足成为历史的罪人。而要过好三关，就必须要真正像徐海东大将所期望的那样：革命胜利了，当思来之不易，永不脱离群众，永远艰苦奋斗，永葆政治本色。以自己的模范言行，扎实做好“三讲”的表率，积极实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三个代表”的要求？
海东同志在病中 黄岩每当忆起与海东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许多感人肺腑的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在安徽叶集召开了红军占领正阳关的庆功会上，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把我介绍给徐海东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两道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讲起话来，一口湖北口音，但铿锵有力，非常生动。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可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师长了。我早已慕名这位打仗勇敢、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今天看到他，心里格外高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以后，我又陆续和海东同志见过几次面，印象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日寇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地出动二千余人向津浦路西、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的桂顽专员及其部队闻讯而逃。而我新四军四支队在徐海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与敌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激战。敌人死伤一百六十余名，俘敌三名，敌人被迫仓皇而逃。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由于紧张的战斗使海东同志疲劳过度，旧病复发，肺部大出血，使这位意志坚强的人不得不暂时离开战斗部队。新四军军部决定他到安徽藕塘一带疗养，由团长程启文同志率一加强营保护他的安全，并配给他一个卫生所。就这样，海东同志化名“李副官”来到了藕塘一带，我当时是新四军四分区政委，我们的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和海东同志见面机会较多。海东同志虽在病中，但他总想为党为人民多作点事，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的思想情况，关心部队的建设。他经常让医务所人员给老乡看病，而常在他身边的只有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在他的提议下，随他行动的部队常给老乡抢收抢种，挑水送柴。新四军的干部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思想问题、有争论或矛盾时，都乐于找海东同志解决，他总是耐心诱导做说服教育工作，告诫他们要搞好团结，使争论的双方都心服口服，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屡打胜仗。
藕塘一带是三角斗争区，有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斗争十分复杂。新四军二师师部住在津浦路西一带，一些团以上的负责同志肖望东、张劲夫、余立金、成钧、梁从学等经常来看望他。我们和他见面后，海东同志总要询问军情及形势，同我们谈部队的建设、打鬼子和打国民党顽固派的经验和战略战术。我们在他面前毫无拘束，畅所欲言。由于海东同志战功显赫，威名远扬，敌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踪迹。我们大部队要打仗，经常在海东同志身边的队伍只有一营兵力，我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新四军二师政委谭震林同志到分区来时对我们说：“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军队的一面旗帜，不能倒，也不能给敌人抓去，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因此，我们总想多派些部队保护他，但他坚决不肯，说不要分散部队的战斗力，他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海东同志充分估计到当时的形势，采取了经常变换住处的办法与敌人捉迷藏。当地群众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直接送信给他。所以，敌人虽然经常围剿，但也经常扑空，反而使我们大部队掌握了主动权，常常歼灭敌人。海东同志见到我们时风趣地说：“没想到我这个病人还能吸引这么多敌人的兵力，这也是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呢！”
海东同志的谦虚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虽然负伤多次，亲自指挥过几十次大小战斗，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的党，归功于伟大的人民。在一次闲谈中，我讲到直罗镇大捷毛主席称他是“有大功的人”时，他连连说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得好，他还特别提到彭德怀同志是他学习的榜样，他说彭总指挥果断、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平易近人。彭总的西北保卫战真是立了大功，我们都应向彭总学习。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海东同志立足于藕塘一带，病中指挥战斗，使新四军在津浦路西一带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队伍。
解放后，他搬到北京，我也常去看他。那时生活条件好了，地位高了，但他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外，从不要国家照顾，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在他的病稍有点起色的时候，就急着去各地参观学习、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海东同志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离开了我们。他留给我们的是崇高的革命品质，顽强的战斗意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些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徐海东同志的英名将留芳百世，光照人间。
大事年表1900年6月17日，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原黄陂县）夏店区徐家窑一个六代窑工家庭。
1909年春，在原籍喻家祠堂上私塾。
1912年，辍学，在家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
1924年夏，共产党员吝积堂回黄陂开展革命活动。在吝积堂同志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5年4月8日，经吝积堂、李树珍同志介绍，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担任副班长、中士班长。
1926年4月，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经党组织同意，离武昌，南下广东。
5月，在广东韶关附近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
8月，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率领一个排，歼灭军阀吴佩孚四个炮兵连，受到全师通令嘉奖，被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后又参加进攻武昌等地的战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党组织帮助下离开武汉，返回黄陂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6月，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主反动武装。
7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河区区委决定农民自卫队分散活动。返回徐家窑，以窑工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8月，党的“八七”会议后，在窑工中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俞咀建立党支部。
10月，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与田道生、丁彩光、田耕三一起，组织领导攻打夏店雨坛寺“缉私营”的武装暴动。夺得武器后，重新整编农民自卫队，转移到陂孝交界之苎麻岭山区打游击。
11月，奉黄陂县委命令，率领农民自卫队参加支援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黄陂重建党的工委，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1928年秋，任黄陂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
1929年初，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失败后，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底，鄂豫边区党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任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
1930年4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
5月，任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
10月，任黄陂县补充六师（实际上是赤卫队）师长。
1931年2月，第五教导队编入中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任警卫二团团长。
3月，警卫二团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任团长，后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
1932年5月，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四师师长。
7月，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9月，任鄂皖工作委员会委员。
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二十七师来到金家铺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领导的英山独立团、六安、霍邱、霍山独立营会合，组成东路游击师，任副司令兼师长。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任七十九师师长。
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任七十四师师长。
1933年2月，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5月，对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围攻七里坪失利，部队损失过半。
6月，七里坪撤围后，红二十五军向皖西转移，在皖西坚持斗争。
10月，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人切断，率七十四师一部折回皖西。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任军长，在皖西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到达鄂东后，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增补为鄂豫皖省委委员。
1934年4月，与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
5月以后，与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
11月，根据中央指示，为准备长征，与吴焕先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从皖西转移到鄂东北。
11月11日，省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长征。改任副军长。
1935年初，在鄂豫陕省委（由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和吴焕先、程子华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7月，红二十五军跨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在陕西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陕南留部分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
8月，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陇东地区的泾川，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代理红二十五军政委和鄂豫陕省委书记。
9月，在陕北豹子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
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
10月，率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到陕北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
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徐海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11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2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举行东征。他率领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逼近太原，直取晋西北。
5月，东征军回师河西。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中旬，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10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他奉党中央命令，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率红十五军团一部与红一军团并肩战斗，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12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徐海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命令红十五军团立即由甘肃海原县出发开赴商州，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共合作，红十五军团奉命由陕西商州、雒南开赴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
9月，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率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10月，平型关战斗结束后，随朱德、彭德怀同志参加晋东南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战斗。
1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和王震同志率部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
1938年6月，指挥町店战斗，歼灭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来援之敌。
8月，病倒在华北战场上，后回延安休养。
10月，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列席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9年8月，跟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开展工作。
9月15日，离开延安。奔赴华中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在皖东一带。
12月，在皖东周家岗，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后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任华中局委员。
1940年1月，由于紧张的战斗生活，劳累过度，旧病复发，病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