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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听了笑笑说：“OK，按你的意见办。”便向押送囚车的美军做了交待。
我接着要求说：“那我陪他们去一趟医院替医生做做翻译工作吧！”
史密斯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张，我知道你是同情这些共党分子的。你要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我镇静地向他说了声：“再见！”便随着战友们上了囚车。
坐在不透气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在黑暗中紧握着半躺在身旁的不知名的战友的手，在汽车的颠簸和轰鸣声中心潮翻腾：“我就这样结束了在‘86’的斗争？我完成了赵政委的嘱托么？明天叛徒们没法升狗牙旗了，要是没有美国鬼子进来，我们这一仗肯定能打赢！今后‘86’更加困难了，我们那些还没有暴露的留在‘86’的斗争骨干担子更重了…”
第八章 “刑事罪犯”
成了“刑事罪犯”
1951年10月9日晚，我们被押送到巨济岛64野战医院，美军医生和人民军战俘医生给被打伤的战友做了简单的包扎治疗。除了两位已不能行动的重伤战友被留下观察外，其余的人当天深夜又被押上囚车送到美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里有兵营，有办公用铁皮房子和几个互相隔离开的关押犯人的小铁丝网，它们坐落在一处较平坦的山沟里，在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里只有两个帐篷。
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对面约50米远的小铁丝网内走动着一些戴人民军帽子的朝鲜同志。我挥手向他们示意。他们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朝鲜话喊：“你们是中国同志么？怎么也成了‘刑事罪犯’，关到这里来了？”
我能听懂但说不好朝语，只能生涩地回答：“我们打了叛徒！叛徒大大的坏！”
这时戴白盔的值岗宪兵过来大吼：“混蛋，闭上你的嘴！”
我还是喊了句：“金日成将军万岁！”在我进帐篷时听到对面喊了句：“毛泽东万岁！”
早饭前，又一辆囚车停在拘留所前面。我们都拥向铁丝网，押下来的果然都是“86”的战友，有20多人，是昨晚我们被押走后又陆续被抓起来的斗争骨于，其中有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时占魁等领导人。
看见他们也是遍身伤痕，大家又禁不住义愤填膺，特别是他们带来了王少奇同志被叛徒毒打致死的消息，不少人哭出了声。昨天晚上，王少奇烈士第一个冲进团警备队。打了周演达。他是为了捍卫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上午，一位宪兵进来问：“谁是张翻译？跟我出来！”大家怕我被单独送回“86”，也不愿我离开他们而去。我在战友们担心的目光下跟他走进办公室，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黄皮肤蓝眼睛的美军中尉。他示意我坐下，自我介绍说：“我是C。I。D。（美军刑事审讯科）的审查官，负责调查这次流血事件，根据史密斯上尉介绍，你可以为我担任翻译，请你协助我。”
我松了口气问：“您准备如何进行这次调查？”
“让我们先从受伤最重的人开始吧！请领他们逐个地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立即回去和时占魁、曹明商量，决定安排一个顺序，先找表达能力强的同志去，召集大家简单讲了怎样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控诉联队警备队一贯横行霸道，任意打人、抓人，克扣大家的食品，激起众怒。这次流血事件又是他们无故抓人去酷刑拷打引起的；控诉他们这次又打死了王少奇，打伤了我们这么多人。大家要一致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把警备队主要头头送往监狱服刑。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被问到了，做了审讯记录。好在是我担任翻译，对有的战友回答得不完全或不妥当的，我翻译时都给予了适当修改补充，但我在态度、用语上完全采取了不偏不倚，就事论事的做法。
审讯结束后。审讯官对我表示了谢意并和我聊起天来。他问了我的家庭和上学情况，对我出身“基督教、高知家庭”，又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很感兴趣，便谈了他自己的情况。
原来他的母亲是美籍日本人，他姓布莱克，也是从大学法律专业学成后出来当志愿兵的。他本来只希望到母亲的故乡日本看一看，没想到朝战爆发来到了朝鲜。他说很高兴到战俘营来工作，这里比前方安全。
我就势跟他谈了在战俘营内，美方不恰当地任用了一些坏人担任俘虏官，这些入仗势残酷欺压一般战俘，引起反抗，造成战俘营内的动荡不安，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他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但我无能为力。你知道我们的官方政策是要支持那些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俘，而这些人往往很坏。我本人是讨厌那些没有骨头的背叛者的。我只能在确实查出杀人凶犯时，从军法角度提出惩办他们，但最终决定权在我的上司。至于这次流血事件，我将如实上报，你的伙伴们没有责任，要惩办的凶手是那个‘PG’队长。”
“那么，对我们这些人将如何处理？”
“按美军军法，严重肇事者将作为刑事罪犯被拘留一个月，你们可能一个月后再被送回中国战俘营。”
临走，他送给我两盒“金骆驼”香烟、两块巧克力作为酬谢。还说：“你的工作是出色的，公正的，今后不管你到哪个战俘营，只要是我来审讯中国战俘的刑事案件，一定再请你担任我的翻译。”
我对他的信任表示了感谢。回到帐篷，我把烟和糖送给大家分享了。“金骆驼”当然远比集中营发的那种无牌号的朝鲜烟好抽得多，更何况自从拘留到此后，已多日“断炊”了。我们81个难友一支一支地轮流抽了好几天，都觉得那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1985年春天，我作为北京市科协考察团成员到香港访问，偶尔见到美国“骆驼牌”香烟，却怎么品味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让人腾云驾雾的感觉了！）
成立地下党支部
当我从布莱克中尉那里了解到我们这些“刑事罪犯”拘留期满后将被送回“86”，甚至“72”集中营的情况后，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暴露，无论是去“86”或“72”，都只能被叛徒们严格控制隔离起来并将遭到残酷折磨，直到肉体被消灭。尽管我个人还可能在“翻译”的位置上免受皮肉之苦，但再想以“中立”面目应付美军总管和叛徒们是不可能的了。我的行动将被严密监视，开展斗争将极其困难！
审讯结束后第二天，原来留在野战医院观察伤势的两位战友被押送到拘留所来了。他们讲了从最近两天由“86”送到医院去住院的“熟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自10月9日流血斗争之后，叛徒们继续以“清查暴动分子”为名大肆搜捕我地下组织成员，撤换了不少“俘虏官”，基本上完全控制了集中营的内部政权。
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大家的不安。我把时占魁、曹明、钟俊华、周铁行等同志找在一起，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大家决定为保存这批可贵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去“86”和“72”，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小战俘营。
我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正式成立地下党支部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核心。由于当时条件特殊，党支部对内公开，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
但当调查哪些同志是共产党员时，我们81个难友中竟然只有时占魁、曹明和我是党员。原来，所有其余同志都是解放后新参军的小青年。其中共青团员也只有钟俊华、周铁行、余国藩、杨守让、袁朝模等十五六个人，剩下的都是非党团群众。在“86”时，他们只能以弟兄会的名义组织起来。而正是这些弟兄会会员在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为了祖国的荣誉，英勇地冲在最前面。
我们当时决定由担任过连指导员的时占魁同志任支部书记，曹明同志任组委，我任宣委。我对外兼任我们81人的战俘代表。同时成立地下团支部，由周铁行任团支书，钟俊华、杨守让为团支委，他们参加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核心领导。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上，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我们三个共产党员站在党旗下，尽管那盏15瓦的电灯十分昏暗，但墙上的“镰刀斧头”却似乎在闪闪发光。
支部书记时占魁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全体肃立，唱《国际歌》。难友们站了起来，室内安静极了，只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海涛声和铁丝网外美军哨兵沉重的脚步声。我低沉地起了个头，指挥大家低声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大家声音哽咽了，热泪从黄瘦的脸上淌了下来，渐渐地难友们抬起了头，歌声又硬朗起来：“…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大家坐下后，由我代表支部讲话。我先向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着党旗说：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我谨代表远离您怀抱的三名共产党员和全体您的被敌人囚禁在孤岛上的战士向您表示我们对您的忠诚！祖国啊！我们自从被迫远离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我们在苦难中每时每刻都深深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痛苦…”
我刚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背后响起的一片压抑着的哭泣声更加揪疼着我的心，催使我的眼泪汹涌而出。顷刻间，战斗失利，突围不成，大批被俘；鬼子的淫威，叛徒的猖狂，一幕慕重现在我眼前…
一种责任感强使我忍住了眼泪，继续讲了下去：
“今天，我们三个共产党员，81个爱国者，重新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我们深深相信祖国始终在关心着我们这些忠诚的儿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始终在支持着我们！我们将把党的理想化作我们的灵魂，用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燃起斗争的怒火，踏着那些在战场上，在突围时，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的血迹，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我举起了右手，握紧了拳头，领读了誓词：
“茫茫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宣誓完毕，我转过身来，先向难友们表示了我们党支部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以及我个人决不离开大家的保证。然后讲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险恶前途，要求大家紧紧团结在地下党支部周围，共渡难关。
紧接着，曹明代表党支部表扬了弟兄会的斗争精神，肯定了他们在斗争中的贡献，然后宣布弟兄会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从现在起停止活动，今后全体弟兄会会员将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团支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也讲了话，他们激动地表示了坚决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绝不在艰险面前动摇，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决心。
争取成立“回国战俘大队”
第二天，我告诉来送饭的美国黑人士兵说：“我们要向管理当局写封申诉信，请你给我笔和纸。”那位士兵向我看了看，很快取来了一沓白纸，一支沾水笔和半瓶墨水。
我和周铁行一起研究起草了《告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书》，控诉了在“72”、“86”中国战俘集中营内，叛徒特务们违反日内瓦公约，企图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对战俘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罪行，明确表示，我们81人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坚决要求回归祖国，希望美方管理当局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最后表示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誓死不去“72”、“86”集中营，坚决要求将我们单独关押，成立一个志愿回国的战俘大队。
我随即将它译成英文。中午那位黑人士兵送饭时，我请他替我将信转交给他的上司。他把那封书写工整的英文信正过来倒过去地看了看，吹了声表示欣赏的口哨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一个空白的军用信封悄悄地进来对我说：“你们的信我已送交司令部头头了。你真棒，写得一手好看的英文字，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呢？”
我笑笑说：“你不怕我在信上进行赤色宣传吗？”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不怕，相信你也不会那么做。”
“那你怎么酬谢我呢？”
“我给你一盒烟，行吗？”
我本想答应，又觉不妥，便说：“你知道，你们给的饭太少了，大家老是肚子饿得咕咕响，你能偷着多给我们送些饭菜就好了！”
“这并不难，我把饭压紧些就行了！”他高兴地比着手势说。
于是，我根据他的叙述写了一封给他在加里福尼亚的老母亲的平安家书。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我在信的最后写上：“去年圣诞节没能回国，今年圣诞节回国的希望又不大了，请老母亲和我一起祈求上帝保佑，让战争早日结束吧！”
从那以后，他送给我们的饭菜果然多了些。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管理当局的答复，一连几天毫无音信。我向警卫要求面见宪兵司令官，他回来说：“司令官让你们等候巨挤岛战俘总管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决定。”我们听了，只好一方面做好充分准备，防止敌人把我们分散开送往“72”、“86”，一方面耐心地等待。
在那些前途未卜的日子里，大家十分不安。党支部决定分头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我的那些四川同乡，从成都、重庆参军的小青年们，包括几位从国民党95军起义合编过来的难友，思想比较单纯，也不大动脑筋。“反正有党支部领着大家干呢！”一闲下来就缠着我讲故事。我们就披上破军毯，围坐在帐篷里，从文天祥蒙难讲到苏武牧羊，从《鲁宾逊飘流记》讲到《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巨济岛上已很冷，当帐篷外海风夹带雨丝呼啸而过，大家更觉寒气逼人，于是就更紧地挤靠在一起。这时，大家静静地听着外面北风怒吼，感到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这寒风中冻死的……
后来，几个青年团员要求听革命故事，我就讲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讲我1948年到解放区，正好遇上八一建军节，我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接见的情形；讲我又从解放区回四川搞学运、农运、匪运，和在邛崃山区打游击的故事。
尽管当时我也才22岁，但每当我看见在这些小兄弟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绽出笑容时，看见那些尚带天真稚气的眼睛里闪耀出向往真理、向往自由、向往祖国的光彩时，就又高兴又心痛！
誓死不进72集中营
到了11月初，眼看一个月的拘留期限快到了，我们紧张起来。党支部研究决定，为了再次表示我们不去“72”、“86”的决心，我们再一次向管理当局和菲茨泽拉尔特上校递交一封态度坚决的英文信。信中表示：如果管理当局不顾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回国志愿，一定要强迫我们去“72”、“86”，那就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我们到时候将不得不被迫和押送的美军以死相拼！
在送交这封信之前，我把信的大意给全体难友讲了，并请大家在信上签字按了血手印。党支部还决定：一旦美军来押送我们离开拘留所，大家要手挽手紧紧扣在一起。到了“86”或“72”大门口，大家就抱成团围坐一起，敌人真要上来强拉硬拽，那就奋起夺枪和敌人拼了。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拥护支部决定。曹明组织大家反复进行了行军编队和夺枪搏斗演习。王刚、岳大洪、陈昆、陈其武等原弟兄会的领导表现了出色的格斗本领。
11月10日，就在我们拘留期满一个月的那天一早，大约20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来到小铁丝网门口，一个少尉打开门叫我们列队出去。
我们几个领导人互相看了看，紧紧地握了握手。曹明下令按预先安排好的小组排成四列纵队，比较身强力壮的难友都排在两旁保护体弱和有伤的难友。站在最前面的是王刚、岳大洪、陈昆和陈其武。
我和曹明带着队伍走上公路。押送我们的美军如临大敌，手中的卡宾枪全都上了刺刀，看着这个阵势，我们知道将有一场恶仗等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大家，每个战友的脸色都那么沉着，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刚强劲。那个最爱听我讲故事的大眼睛小鬼钟骏骅还朝我笑了笑！
啊！我的可爱的骨肉兄弟们，我没能和你们同生，但愿和你们同死！
当我们被押着沉默地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后（在我们的感觉上真比十个钟头还长），前面赫然看见了“72”集中营的大门，就是那个对每个中国战俘来说都是地狱的大门。
我和曹明对看了一眼，他便按预先约定的暗号摘下帽子擦汗，让全体战友做好战斗准备。我听见了一阵轻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