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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竞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壁无暇的孩子，竞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说。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6月下旬的清华附中，比大部分中国人听说这个词要早近两个月。一个多么教人为之神往的字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们微笑的，也有向我们挥手的，他们的眼神透着惊讶、新奇、激动和羡慕。我想我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恐惧？？那时还不曾有。
行人向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悦色，感到神采飞扬。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父亲送给我一辆新车来表示他对“文革”的支持，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或者毋宁说是希望，“文革”能纯洁党的队伍，挽救中国的革命。）
时不时地我们同时按响车铃，散发出一长串的叮吟声。我们不是要行人让路，也不一定是想引起人们注意，仅仅想听那悦耳的铃声。铃声直上云霄，清脆欢快，像一群带哨的白鸽在蓝天上盘旋。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铃声竟成了一曲前奏，不久便引导出一场吞噬全国的暴风骤雨来。
1966年8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天晚上午夜过后，我们从一零一中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黑暗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究竟会不会来，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星夜璀璨，我们唱起了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歌里，毛主席爱人民，他一定能听见，这可是我们的肺腑之音。
也许他真听见了，凌晨5点，东方将明，像奇迹般他突然走出天安门，走向广场，和他周围的人握手。广场顿成欢乐的海洋，所有人都在叫“毛主席万岁！”我身边的女孩哭，男孩也哭，我热泪奔涌，视线模糊，看不真切。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太高了，我们在下面的观礼台看不清楚。
于是我们热切地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他听到了，走过来站在天安门一角，向我们挥手。这下我可看清楚了，他一身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和我们一模一样。我热血沸腾，和广场上百万人一起雀跃欢呼，那一刻，小我不复存在，一切人我之间的障碍都不复存在。我像一滴水终于汇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奔腾澎湃，永不止息。我不再孤独。
当晚，我们自发地在一零一中狂欢庆祝。篝火旁，人人都扭起了秧歌。没人害羞，没人怕自己跳得不好。到这会儿，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却仍感到精力充沛，别人也毫无倦色。跳了几个小时的舞，我又一路骑车回家，跟父母分享这巨大的幸福。这些日子他们也不怕半夜三更被我吵醒了。事实上，他们还叮嘱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家，都要叫醒他们，告诉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见到毛主席极大地鼓舞了我的革命热情。第二天，我们几个红卫兵伙伴在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如果我们热爱毛主席，光叫口号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得采取点儿行动。可是采取什么行动呢？到了这会儿，一零一中的老师都已批过了一轮，有的进了牛棚，连老校长王一之也被拉下了马，因为她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有牵连。在校园里我们已找不到什么对象可供造反的了。于是有许多红卫兵冲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怎么办？破“四旧”吧，可是得先找到目标。我建议去附近的饭馆儿移风易俗，大家都说好，一行人跳上自行车，绝尘而去。
饭馆里的食客见一彪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不由一阵紧张。到了8月，人们开始害怕这些呼风唤雨、到处制造红色恐怖的年轻人了。饭店里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盯在我们身上。
我向前迈了一步，煞有介事地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接着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同志们，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尤其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那样让人伺候。从现在起，想在这个饭店吃饭的人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一、自己去窗口拿饭菜；二、自己端到桌上来；三。自己洗碗洗碟子；四、要的饭菜必须吃完。否则，不准离开饭店。“
我一边说，有几个顾客一边开始变色，额头都渗出汗来了。他们点了大多菜，现在他们得在红卫兵众目睽睽之下吃完所有的饭菜，这可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儿。不过顾客们没人敢跟我们争辩。顶撞一群霹雳火似的红卫兵，那他真是活腻了。于是他们个个埋头猛吃，肯定有人为此得了消化不良，但我觉得他们活该，谁让他们在饭馆儿摆谱，点了饭菜吃不完，浪费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下给我们逮住，让他们丢丢丑，下次接受教训！
就在我和战友们在饭馆儿破“四旧”的同时，其他红卫兵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抄家活动。一时间捷报频传：红卫兵抄出了枪支弹药、变天帐、金条外币、黄色书刊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那个小组的同学坐不住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抄家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也没往深里分析，只道：“我们在饭馆儿闹革命，不也有很多事干么？”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芋绵婀娜的竹子倚着太湖石，鹅卵石曲径通幽处，兰菊丛生。回廊边，有一架藤萝，古色古香的鱼缸里，金鱼在睡莲下悠游……
奇怪！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为什么似曾相识？难道我在梦里到过这个院子？……
我进而恍然大悟：这个院子十足像是奶奶家的格调。奶奶的家恐怕早被人抄过了，可能还抄了不止一次。还在那儿住么？有没有被赶出去呢？现在不知她身体怎么样了，还有那些花，她和姑姑种的那些牡丹月季……想这些又于事何益！我现在反正也帮不了她的忙，她是资本家，我是红卫兵，得跟她划清界线。
眼下的问题是拿这些花草怎么办？砸烂它们！连根儿拔了它们，再踏上一只脚？花鸟鱼虫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未来的新世界里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我的伙伴们都已经动手了，我可不能落后。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乓！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乓！乓！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
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剩下的花草处理完，并保证几天后一定会回来检查。就这样我们扬长而去，身后是一片狼藉，破瓦碎砾，落英残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回家的路上，钟馗遇上了捉鬼的：我被一路不认识的红卫兵迎面拦住，他们指着我的长辫子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我环顾四周，当街两边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剪刀。任谁留了长发或头发带了卷儿的，都被他们一一喝止。随即操起剪刀，在周围看热闹孩子的嘘笑声中，当场三下两下把头发剪短。我不由涨红了脸，在街上被人剪头发真是太丢丑了。我于是求他们，保证一回家马上就自己剪。他们放过了我。作为权宜之计，我当即把辫子盘在头上，用军帽遮得严严实实。
我生怕走在街上还可能碰到其它事，便径直回了家。一进门，见二姨一脸晦气，原来她也在街上看见红卫兵剪别人的头发，吓得她不敢出门，眼看家里的青菜萝卜就快告馨。
“叫我怎么办呐？”她问我，“我要是剪了头发，不成老妖精啦！一头的老白毛扎煞着，还不吓死人？”她一脸愁容使我想到二姨自小就留着头发，婚前是一条油光水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婚后改成盘在脑后雍容典雅的发髻。即使在瑞士，她也从未变过发型。可是眼下，她和我似乎都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想在街上丢脸惹事，还是在家里自己处理为妙。
就在二姨和我相互剪头发的同时，父母则在厕所忙着烧东西。想法都是一致的：与其被人抄出来，既惹麻烦又没面子，不如自己先把“四旧”除掉，防患于未然。于是他们把几本旧书烧了，还烧了一些过去的信和照片，灰烬从厕所冲了下去。这叫未雨绸缨，实为明智之举。谁也说不准下次抄家会挨上什么人，作最坏打算大抵是不错的。
我家似乎突然人人自危起来。连11岁的小炼都陷了进来。他的麻烦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小炼3年前在一个堆放木材的货场地里玩捉迷藏时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它小得连牛奶都不会喝，二姨教我们将牛奶倒在瓷汤匙里，让牛奶沿着匙柄的槽慢慢流进小猫的嘴，它尝了尝，还行，于是往下咽。日复一日它长成一只大猫，黄色的毛间杂了黑色条纹，前额有三条横线，活像汉字里的“王”，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虎子。
虎子的生命现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宠物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那天早上，炼收到了邻居家孩子的最后通牒，通牒说我们若在三天内还不把虎子处理掉，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这下我们慌了神，虎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总得给它留条生路吧。
二姨建议我们将它装在布袋里，带到很远的地方，把它放了，让它变成野猫算了。这个主意不坏，但我可不愿被人看到一个红卫兵偷偷摸摸在书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