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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村里，天色已晚，二姨轻轻敲一扇门，有人从里打开，我们便快步溜进院子，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没人发问。人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二姨将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摊在掌心细细看过，挑出毛病，然后双方压低嗓门讨价还价。几个会合，价钱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农民还会从他的园里给我们弄上些黄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们下次再去光顾。
大人们忙于交易，没人留心到我。这种方式买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平日见到的国营商店都是明码标价，而这里则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且二姨对农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们倒似乎越开心。有时二姨会说：“拉倒吧，你开的价儿这么离谱，我不买了！不买了！”而对方也就作些让步，于是成交。争归争，不伤和气，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桩生意。
我们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长的一段路。尽管我浑身透湿，却不敢放慢脚步。二姨见状，便说真高兴看我长大，成了她的好帮手。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两元，相当北京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
买卖有利可图，露天剧院日渐空旷。夜间，零星的几声蛙鸣令人感怀此地昔日的繁华。不过坦白地说，那几年一见到二姨提落着一包滴血的荷叶回来，我的兴奋远远盖过了怜恤。桌上到底有一盘美味佳肴了，那可是肉类！吃的时候，我不但大嚼其肉，连小骨头都不放过。
困难时期，二姨除了四处发掘购买食物的途径，还自己动手养鸡、种自留地。这使她变得忙碌不堪，连读书识字也让了位。有父亲和我做帮手，二姨在大院内开了两块荒地，加起来不到半亩，周围竖起栅栏，与邻家的神圣领土秋毫无犯。接着我们便讨论地里该种点什么。二姨决定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且无病害。玉米抽芽后，她又在垅间点下豆子，以期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豆子也长起来，二姨更是闲不住，每天施肥灌溉，兼看青防盗。
离我们地块不远是一排用残砖破瓦和油毛毡搭成的鸡舍，其中有一小间是我们的。看守这些能飞会跑的家禽比看庄稼又要难上一层。有天一只名叫风头的芦花母鸡不见了，二姨和我满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人无功而返，累得精疲力尽。二姨刚坐下不到10分钟，又跳起来冲了出去。这次她孤军作战，挨家挨户的自留地都看了一遍，连别人的鸡舍也偷眼瞧了一轮。天黑下来，二姨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家，沮丧得就像丢了个孩子。
二姨的母鸡确实有点儿像她的孩子。小鸡是她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刚孵出的鸡小得连雌雄都辨不清楚，饥年灾月的，养大一只鸡有多不容易！二姨和我常常在大院里左寻右觅，挖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家洗净、剁碎、煮烂，小心翼翼地拌上些许玉米面给它们吃。二姨还常挖了蚯蚓来喂它们。饶是这样，也只有四只母鸡长大。二姨分别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这四只母鸡还算争气，为二姨忠心耿耿地下蛋。现在有一只突然失了踪，八成已经炖在别人的锅里，就等端上桌被那些家伙美美地品尝。念及此，二姨义愤已极，茶饭不思，整个晚上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偷鸡贼。
9 坏女孩
大跃进和饥饿像两场洪水，浩浩荡荡，殃及全国几亿人。而这段时期我自己的生活则是水下的潜流，充满了烦恼和焦虑，不可救药。
烦恼源于我的弟弟小炼。小炼活泼可爱，3岁的他闪着两只深褐色的大眼睛，一头柔软的黑发衬一张红扑扑胖乎乎的脸蛋。他笑的时候，嘴角有对深深的酒窝。大人们都喜欢孩子脸上有酒窝，可惜我没有。小炼的俏模样使他从小自信过人，什么时候都大大方方的，人来人往的交际场合表现尤为出众。无论在公共汽车中，在路上，或是在百货店，在幼儿园……他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
父母的同事，也是我们的邻居，只要一来我家，准逗小炼唱歌，让他背唐诗，或跳一段舞，小炼求之不得，总是欣然从命。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表演确实出色。这种场合，对他的赞扬声不绝于耳。他是舞台上的小明星，唱主角，我则被冷落在一旁。为此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简直太不公平！我唱歌跳舞绝不比他差，诗词知道得也比他多，还能背诵好多篇古文。怎么没人请我表演呢？也许他们认为女孩子不会背诗，就知道玩洋娃娃，过家家，但父亲呢？他应该了解我呀。我才不是那样的女孩儿。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我诗词，母亲也教了我很多歌曲，为什么他俩不提议让我也来上一段？连他们似乎也忘了我的存在。当那些讨厌的客人一个劲儿为小炼鼓掌叫好的时候，他们忍不住含着笑为小炼得意。过去让他们得意的可一直是我！
当然，我在那个年纪不可能了解中国社会一向重男轻女；我更想不到这些客人，虽然他们嘴上大谈共产主义，骨子里却还守着老规矩。恭维人家的儿子，这样才是识相的客人。而恭维人家的女儿有时会适得其反，小心眼的主人会误认为这是客入有意挖苦。女儿大了总要嫁人，赞美她等于说主人在做无益的投资。世故的客人都避免这种尴尬。
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讲明，即使我不能全懂，多少会知道小炼的受宠与传统文化有关。但我满耳听到的却是新社会妇女解放啦，男女平等啦，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所以我认定别人赞扬小炼而冷落我，必是我有错，要不就是小炼的错。可不是？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我能有什么错？
从此，我们姐弟之间的持久战拉开了序幕，从顶嘴发展到了拳脚相加。在我看来，小炼既虚荣又狂妄，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姐姐的放在眼里。我总想教训他，让他懂点规矩，可是父母偏偏并不想树立我的威信。
父亲有个理论：两个孩子打架，姐姐比弟弟大5岁，不消说，错一定在大孩子身上。她应该哄着小弟弟，照顾小弟弟，得理让三分。小炼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秘诀，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父母作后盾，小炼有事没事向我挑衅，扯头发，从背后撞我，翻我的东西，恶言恶语，这些都是他的看家本领。我奋起反抗，他又踢又打地还击。然而只要听到父母中任何一个的脚步声，他的眼泪说来就来，真是天生当演员的料。（197年北京头牌剧院“人艺”只面试了一回，就决定要他，可惜父亲极力反对。父亲哪儿知道小炼演戏的天赋！）就凭这，他使父母深信：他是一只可怜的羔羊，就快被我这头凶恶的老虎撕成碎片吞进肚里。（无巧不成书，我属虎，他属羊。）
只有我清楚他的花招，但我懒得向父母解释，说了也白说。反正他们有成见在先，惩罚就惩罚好了。我不会向他们求饶！我变得越来越固执，破罐子破摔，我就是要招他们讨厌！不再想做日内瓦湖畔的乖女孩儿，我甚至恨自己是女孩儿。从此我喜欢跟男孩们一起爬房。上树、弹球、打弹弓这类游戏。我玩得比大多数男孩都野，跑得比大多数男孩都快，可惜我仍然不是个男孩子。
记得有一回我和一帮男孩在大院里捉迷藏，轮到我捉人，找呀找，找了好久怎么一个人影也不见？最后我才醒悟过来：他们全躲在男厕所里。“好啊！这帮臭不要脸的！这么狡猾！欺负我不敢进男厕所？非教训你们一下不成！”我回家找出一把锁，把男厕所从外面锁了个严实。真痛快！出完这口恶气，我潇洒地回家吃饭。也不知后来他们怎么逃出那个臭烘烘的鬼地方。我不问，他们也不提，这毕竟是他们没面子。但我真正的敌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小炼。日复一日，我肚子里窝着一把无名火，小炼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饶不了他！
星期六又到了，小炼从幼儿园回来，一家人坐下吃饭。一见到小炼，二姨做的菜再香，到了我嘴里也味同嚼蜡。瞧他那德行！他又在臭显摆谱了，故意在饭桌上对别人有说有笑，眼睛也不朝我翻一下。我默默吃着碗里的东西，让他们把我晾在一边。突然，我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小炼一定活不过5岁！”
这一来，语惊四座，片刻的死寂。随后一声霹雳，母亲跳起来，喝住我：“你说什么？你敢咒你弟弟？想让他死？你这么黑心！你这个恶毒的孩子！……”
她气得声音发抖，脸扭作一团。过去有种迷信，说不吉利的话会应验，原来母亲身为党员，口口声声信仰唯物主义，到头来也还免不了迷信。轮到父亲，他用拳头砸着桌于，碗碟乱颤。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离饭桌。拉到另一间房间，他用力把我的手掰开，在我的掌心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我吓坏了。虽然不疼，但疼不疼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第一次扬起手打我！过去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连一个小手指头也不曾碰过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巴掌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是我不幸的发端。无论如何，这是我自讨的。
从那以后，父母打我一发不可收拾。有时打我是因为我不听话做了坏事，有时只是他们臆断我心怀恶意，在动歪脑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冤枉我的。一天晚上，父母在外边开会，深夜始归，这段时间我躲在他们的房里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大概一阵风把门吹得锁上了，父母到家时，径直走向卧室，但发现门是锁着的。
他们一定是敲了半天门才把我叫醒，我打开门，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话，父亲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边打我手心边呵斥：“你现在怎么越变越不像话？竟敢把我和你妈关在门外？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下次你要再干这事，我非狠狠揍你不可。你给我好好听着！”
我当然知道这个家是他的，是妈妈的，是小炼的。这个家就是不是我的！想想自己还是太小，没法养活自己，只好依赖父母，吃他们的饭，穿他们的衣，受他们的气，简直窝囊死了！
平心而论，我对父亲并不太怨恨。他每次打了我的手心，便会到我房间来和我讲理，为我提供一个辩白的机会。如果我讲得在理，证明我是被冤枉的，父亲会向我道歉并说他态度不好，太急躁了，下次一定注意。只有这一刻，我的眼泪才会扑簌簌地落下来。这些眼泪都是滚烫的，因为我忍了很久很久。我下定决心不在我的敌人面前掉一滴泪。
如果我不能使父亲相信我的蒙冤，他便开始教育我，让我知道做错了什么什么事。讲完之后，他多半会加一句自责的话，说他自己不够耐心，打人总是不对的，他只是气不过；其实他和母亲都很喜欢我云云。
每次我听他这么说，总有一阵感动。但我已不再相信他和母亲都喜欢我这句表白。母亲，我早就对她彻底失望了，我发现她绝少有自己的主张。虽然她的学历比父亲高，她只是一味崇拜父亲，把父亲的每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父亲若说我是个坏孩子，她便说我简直不可救药。父亲打我，她说应该，我是自讨苦吃。父亲对我抱有什么成见，她便对我抱有什么成见，休想指望她来帮我说服父亲。在我们家，什么都是父亲说了算，母亲惟有言听计从。
回首往事，我感到我那时亦如一头纸老虎，外强中于。表面上看，我锋芒毕露，人人都说我是个假小子，疯玩野跑，没心没肺。又有谁看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充满困惑和悲哀，无所适从。
夜深人静时，我会拥着被子掩面而泣，把自己想作是可怜的灰姑娘。早些年，我是个小公主，父亲母亲全都那么爱我；现在我是在后母的淫威下，灰头土脸，辛苦劳作，而我那丑陋的姐妹们却满身绫罗绸缎，在皇宫翩然起舞……我遭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已不在人世，他们在九泉之下，爱莫能助，他们也在为我流泪……
我在脑海里一次次排练着这一个悲惨的故事，既苦涩又带点儿甘甜。八九岁的年龄就怀疑自己是件很糟心的事。谁知道大人们会不会不幸而言中，我真是那样一个坏心眼的女孩？为什么我会这般痛恨小炼，以致把整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那些喜欢他的人与我不共戴天，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我的盟友？此外我还有其它烦心事：是不是我的确没有小炼聪明？所以在校成绩平平，三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一点儿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写的汉字丢三落四，这儿一竖竖少了，别字连篇。父亲笑我是“花盆脑袋”，盖因花盆的底部有个洞，盛不住东西。
我的书法更是一塌糊涂。想想也奇怪，两年来，不论我怎么刻苦练习，就是没得过一个四分，最好的分数是三加，幸好老先生手下留情，最差是三减，让我勉强及格。我于是得出结论：我就这点天赋，再练也白搭。
如果说我写不好汉字还可以自嘲一番，那么数学上的窘境使我只想躲起来大哭一场。那时我们在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同学们驾轻就熟，老师一出题，大家都举手，抢着在黑板上写出答案。而我却丈二和尚，一脸茫然。
一堂课接一堂课，情形始终不见好转。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在课堂上的感觉：又恐慌，又羞愧。缩在同学背后，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哪怕闪过一下老师会叫我回答问题的念头，我都会紧张得心狂跳，脸通红，50分钟的课在我看来简直像100年那么长。
二姨是唯一向着我的人，她从不说我坏，也不说我笨，可我那时确实有点失去理智了，不但不思感激，还专跟二姨过不去。其实我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想方设法让二姨相信我就是大家想的那样一个坏女孩。我一天到晚对二姨粗声粗气；把刚穿上的干净衣服弄得一塌糊涂；她给我洗头时，也不肯好好坐；到点了不肯上床睡觉。诸如此类还嫌不够，我开始偷她的钱。
偷东西，我知道真正的坏孩子才干这种事，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偏要这么做。第一次，我从二姨的大衣口袋里拿了1块钱，下一轮，我拿了3块。我并不是想买什么东西，我拿了钱，一点儿用都没有，随便就把它花了。记得我买过荔枝，那是南方来的鲜果，很贵，但我根本不爱吃荔枝，把它们都给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同学分吃了。我买的其它东西更是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一心等雷霆爆发，电火从天而降，等二姨也加入讨伐我的行列。那时我心里充满恐惧，我知道只要二姨也开这个口，我便彻底没救了。但日子一天天过，风平浪静，二姨一如既往疼爱我、信任我。
渐渐我悟出来了，尽管那时我还说不出所以然：二姨对我的爱与父母对我的爱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个失败者，或为社会所不齿，诸如成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我父母早晚会面对现实，承认我的确不成器。尽管这对他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