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日报副刊或者是星期天增版或者是供我公司所有报纸使用的无所不包的一个版面上面有严格的全国性消息和广告。
＊一份完整和独立、供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1978年我开始一个人进行全国性调查以决定到底选择哪一种。
当时我刚刚被选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那个协会是全国报业集团的总汇。
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如我担任的其他许多机构的职位一样。我担任该协会董事有8年时间但是我在那个协会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拿协会成员单位开玩笑说他们坚守传统愚不可及。
如果我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能够在那里普及那我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大堆由蓝血贵族或清教徒构成的董事成员中升到顶层。但是洛杉矶亚历山大市的出版人乔·史密斯是1976年至1977年年度的董事会主席按照该协会的传统他有权指定继任者。
乔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伦敦塔卫兵式的杜松子酒两个人喝着杜松子酒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他因为把南达科他州一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子提拔为全国最大的报业精英组织的首领而自豪。
按照程序并且有些勉强地正式选拔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以后我在就职演说中做了如下的保证：
＊作为主席要走遍全美所有50个州。
＊就当时的第一修正案问题发表意见。
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我果真就那么做了。我与许多州、地区和城市的团体见面和谈话包括报业同仁、读者、广告商、大学生等。
我在演讲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总是说要把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上的公众利益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改造。但是我的使命总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服务。
博闻则多学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自己创办全国性报纸的使命但这样的使命只潜藏在自己心里。
我听得多说得少。我反复接到的消息是报业同仁认为自己办的报纸比读者所想的好得多。我也看那些报纸一看就是几百份。我的喷汽式飞机里装满了各地的报纸无论去哪里只要搞得到的报纸我都拿上。
有些报纸的确是糟糕透顶但也有许多报纸相当不错还有一些报纸出类拔萃。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是报纸编辑所认为的那么好更没有一家报纸能够为读者提供他们真正寻找的满足感。
除开仔细阅读各地报纸外我还到处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全国版。对于这两份颇有声望的全国性出版物我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华尔街日报》在全美国有极复杂的发行系统。在中等城市和许多大都会中心地区的有钱人当中这份报纸很受欢迎。但是该报无法伸及美国各地无数的小城镇。《华尔街日报》内容极其专业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无法产生兴趣的。
＊《纽约时报》的全国版销量极少这令人奇怪本书写作的时候该版发行量仍然只有181，000份。一些大城市里数量有限的思想领导者或者那些想成为此类人物的人看这份报纸或者假装看这份报纸。但是这份报纸办得极死板贝托克里克和博伊西以及贝顿鲁基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看这样的报纸面对这样一个枯燥无聊和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另外全国发行的《纽约时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全国版。它是纽约城都会版的一个缩微版把里面最有趣味的一些广告扔掉了同时又收集了很多新闻。
到1979年夏天我已经看到、听到和读到足够的材料让我相信的确存在一个真空的确有可能创办一家适合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有加内特公司这样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举措。
＊我们比别的任何公司在更多的州里有更多的印刷厂。
＊我们在全美有一个很大的记者网络一共3，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有极深的口袋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们的长处是我曾在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失败过因此能够提醒我哪些事情不要去做。
哪怕如此我还是知道这个想法极其大胆在公司内外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决定采取用茶匙小口喂的简单策略。我希望稳定地赢得支持哪怕速度稍慢一些。从推广较为容易的地方着手我希望列出支持者的名单让他们帮助我解决推广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结果有用。两年之后当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投票支持启动《今日美国》计划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朱利安·古德曼董事说：“一个理想自有其积蓄感染力的方式尤其是当这个理想是由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最早得到消息而且也是最早列入支持者名单的。之后是加内特公司里面的几位密友再后慢慢发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司同仁后来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最后是我的评论人。到末了潜在的消费者也接受了。
拖上家人
我的家人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启动《今日美国》项目那将意味着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绝对会投入其中而且要持续多年。而且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国人嘲笑的对象评论者也会冷嘲热讽。家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我相当走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明白父亲受煎熬的时候自己应该保持冷静。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新一轮的冒险当然也准备好了接受人们的虐待。
当时丹已经26岁并且成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人际关系变化我和他已经成为好朋友。
简当时24岁在范得比尔特大学学法律。她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过足球队员及其兄弟会之后就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学者了。对父亲的冒险活动她是支持的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当时是我与佛罗里达参议员罗里·威尔逊的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哪怕两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已经消失但仍然能够理解彼此在职业上的计划。她头脑敏锐对我把握《今日美国》的宗旨是极有帮助的。‘
由于家人都知情也跟我站在一边接下来我就去加内特公司内部找自己的心腹至交。按照下面的这个顺序但方法却彼此完全不同：
＊约翰·奎因当时他有53岁是首席新闻执行官。奎因为人跟我差不多。是我派去专门看管财务人员的那些财务人员不断施压总想把收益放在产品之前。他成为我们公司的良知所在。
＊约翰·赫塞尔顿当时59岁是负责报业事务的总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做事不张扬脚踏实地善于妥协。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当时40岁是首席财务官和法律事务主管。在财务和法律事务方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我和这三个人都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办公室是我组建的也由我本人充当主席。多年以来这个三人小组为我各种各样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稳定的支持。
奎因：有远见有前瞻能力很贪婪但又很有人情味充满。
麦柯金戴尔：为人谨慎有些守旧冷酷没有。
赫塞尔顿：是一位沉闷的妥协者。
每一个大型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员组合。
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不应该假定自己能够唱独角戏这一点相当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左右全都围满思想与行为风格一样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三驾马车对我的用处如此之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指望他们强行推进或者悬崖勒马或保持中间状态。
后来在《今日美国》处在形成阶段的时候我又往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加进了一个人是玛德琳·简宁斯当时已经46岁是标准品牌公司人际关系部的部长。我请她来当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她成为一名得力助手也提供了一个以女性眼光看事的角度对全部由男性构成的顾问圈子形成了强大的弥补作用。
我让奎因和麦柯金戴尔彼此相左很喜欢他们这样并且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左这样可以刺激新思想的产生对无论大小的各种事务都是更加详细的审视。
辩论的益处
哪怕对做出的决定已经相当确信公开辩论还是有益于所有人的。
在奎因与麦柯金戴尔之间的对抗中和事佬赫塞尔顿总是会在两极尖锐对立出现之前适时介入。他的妥协干预总是正好与主席的意愿相吻合因为他相当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我会提前告诉他我到底倾向于哪一方。
由于我为《今日美国》而寻找的是支持者而不是警告或妥协因此我总是先去找奎因话总是说得直白明确。
他总是一激就上全盘支持“这是个好机会必须要抓住”他说。奎因很快明白这个重大的冒险活动一旦成功从职业的角度上看会对加内特公司意味着什么。奎因从不担心利润的问题他把这样的事情交给麦柯金戴尔去操心。而道格一向的原则是只考虑利润其他的先放到一边去。
奎因的职业本能是搅和：这意味着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避难所。加内特公司的记者每年都有离开的他们在我们设在契利柯特、钱柏斯伯格、雷诺或罗切斯特的实习基地得到培训之后就想去大都会的报纸、杂志或网络。
这有助于我们吸引和留住来自各所高校的最好的天才记者而且有助于使加内特公司从一个小型报业联盟一步发展为大型报业集团。
我和奎因开始筹划如何把这个计划的想法一点点灌输给其他人。我们还开始计划研究与开发方案从而导致项目的最后启动。
我们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两年时间里我指导着这个过程的进展之后再请董事会做出“开始”决定。
1979年11月18日：我给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各位成员打电话包括赫塞尔顿、麦柯金戴尔、奎因讨论“某些年终回顾和未来计划”问题。
那是罗切斯特一个寒冷和沉闷的早晨在公司总部25楼董事室里壁炉的柴火发出劈啪的响声我们4个人谈起了行将结束的一年。我们一致认为那又是不错的一年的确也是如此。
那一年我们以3。62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综合传讯公司使我们得到7家电视台、在辛辛那提和奥克兰的几家大报还有北美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当时该公司共有38，000块广告牌。
“业务跟平常一样”但给我们带来了10。65亿美元的收入那是我们的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共有1。35亿美元的利润比头一年上升19％。
麦柯金戴尔很喜欢谈论数字我把话题转开了。
“我们来谈谈来年和未来吧。”我说。我起立站起身来在壁炉前来回踱步。我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来回踱步这么做的时候麦柯金戴尔总是会紧张起来别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信号表示我要么感到无聊了要么是在想什么事情要么是准备突然之间向他们发问。
无论是哪一种会议我很少一气坐到底的。我站着的时候思想更清晰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包括伸展腿脚的时候。活动身体不仅仅让我头脑清晰敏锐而且还有助于我更好地观察一些人更容易明白人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的业务在发生变化”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这么无休止地收购别人留下的破烂货。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在前沿位置那就必须要更多地有所建设要么是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建设好要么平地再建高楼。”
麦柯金戴尔跟平常一样总是明白我的意思他发问：“您在想什么事情？”
“不能肯定”我答道“但是我们需要花些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得想个办法控制卫星让它帮助我们把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能够制造的东西发送和销售出去。也许来一个超级电视也许来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增刊也许再办一家全国性的报纸。”
“要多少钱？”道格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只是在考虑明年要花上百万美元做研究。”我很低调地回答。
道格连眼都不眨一下。他明白花百万美元进行研究和开发对于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是小菜一碟哪怕大部分传媒公司根本不在这样的领域里这么做或者根本不花钱。
但他想知道更多：“这笔钱怎么花？您将雇用什么人？您想探索什么问题？”
“道格啊我会想出办法来花这笔钱的。你来考虑预算吧。”我说。
散会的时候我猜想三位关键的助手一定在考虑下面这些五花八门的事情：
＊奎因：纽哈斯的全国性报纸计划已经得到资助。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滚动了可能很难停下来。
＊赫塞尔顿：只要不是一头扎进去搞些认真的研究看看有哪些新的机遇那还是极有必要的。
＊麦柯金戴尔：我不能够肯定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100万美元的确也算不得什么如果他的脑子里又在思考什么疯狂的点子那我们也有足够多的时间说服他放弃。
1979年12月18日：加内特公司董事会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首都饭店开会。已经有了一个好年头已经有了一次很成功的会议人人都感觉不错。当董事会感觉不错的时候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很容易把一些看似轻松的新点子或新项目灌输给各位成员哪怕实际上这些点子比听上去的规模庞大得多。
搁置梦想
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按照会议日程要讨论“其他事项”我提出报告说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已经决定在明年进行一些研发工作。
“我们将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由我们公司最聪明的几位年轻高级主管组成。他们将研究报业和电视业有什么新东西尤其是研究一下看看我们能否以更多方法给卫星披上马甲好把更多的消息发送给更多的人。我们已经拨出约100万美元供研发项目使用。假如顺利到年底之前我们将拿出多种可能性方案供大家讨论。”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决定。不需要投票只是小小地喂了一口。在人们明白某些事情之前重要的是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尤其是不要告诉公司的董事。
1980年3月5日：加内特公司的一件新闻稿给报业和公众喂了第一口。新闻稿的内容是：“今天加内特公司宣布已经建立一支特别的研发工作组并任命两位新的总管探索新的投资机会。”
这两项相当一般的任命使真正要做的事情显得不那么重要。新闻稿继续说：“研发工作组将探索整个传媒领域存在的任何投资机会看看如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广告商、评论人和听众。”
根本没有提到什么全国性的报纸。
这种烟幕是小口喂食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公司董事或其他任何内部人士太快就提出很多问题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公司内部的人产生意见对立。我当然也不希望竞争者知道我们在认真探索开创一份全国性报纸的意图。
当时《纽约时报》已经在逐步但很小心地扩张其全国版。我知道《华盛顿邮报》正在考虑和谈论搞一个全国版的事情（最后办成了一家有气无力的小型周刊）。鲁帕特·默多克当时有发行量极大的全国性周刊《星报》他对全国和世界规模的冒险事业胃口极大。
因为我相当熟悉《华盛顿邮报》的拥有者那批蓝血贵族因此知道办过《笨拙画报》的萨尔茨伯格或凯伊·格莱汉姆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冒险举动。但是鲁帕特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物。我可不想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有胆子的人赶紧着手起草他们自己的计划的理由。
新闻稿发出的头一个星期我第一次与特别工作组开会。这个小组是在奎因和赫塞尔顿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我并没有征询麦柯金戴尔的意见因为我不想在项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没有钱办事结果使计划流产。当然我后来会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以便起草一个业务计划书。
这几个人都有在加内特公司工作过的背景：
＊汤姆·克雷当时30岁。是个极聪明和有进取心的报人跟他的兄弟约翰一样。约翰现在是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新闻调查研究方面是有业绩的。
＊拉里·萨克特当时30岁。他是技术和卫星方面的专家是我从《国际论坛报》那边挖过来的。
＊弗兰克·维加当时31岁。是一位口气强硬的发行斗士。我尤其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不加犹豫就敢顶嘴。
这个四人小组的平均年龄为30岁。我要确保这些年轻的幻想家能够把眼光盯住未来。
为了看管住这几个人将使他们合力行事我派了一名特别工作组的协调人是文斯·斯贝萨诺当时52岁是《今日》报在佛罗里达的出版人。他是我久经考验的朋友和同事。如果我告诉他喜欢火车朝哪个方向开他会一直把住大方向。
我决定把工作小组的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一处远离人群的别墅里离我设在南瓜中心的隐避处北边大街只有约5个街区远。
由于这事实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