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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第十一章 粉碎“四人帮”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对江青这个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直对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访问苏联期间，还特意到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1973年夏季至1974年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年8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周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原文如此。——译注）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1956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的党代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没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他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