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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好上几百倍。球员都非常地自觉，训练和生活上根本用不着教练、领队像保姆般地去管，要说有什么问题，也不过是有点娇骄二气罢了，绝对没有出格的，更没有溜出的事发生。即使这样，他都觉得运动队难搞。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球队管理非常难，当然管理企业也很难的。但是管理球队与管理企业是不同的。我对俱乐部去年底搞的民意测验仍然耿耿于怀。我说，俱乐部怎么能听队员的呢？你们要听运动员怎么讲怎么讲，就像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样下去教练的威信如何树起来？
郁知非马上对我解释道，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队员了解情况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谈了。
我的第二个意思是，俱乐部、主教练和队员三者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我为此曾特别请教了施拉普那。他告诉我德国足球惧乐部的管理方式，那就是球员对教练员负责，教练员对俱乐部负责。我说，我希望我们今后也能够参照国外先进俱乐部的管理模式，队员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如果有队员再找到俱乐部去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把他踢到我这里来。郁知非回答得也很干脆：一点没有问题。
最后，我说了球队建设的问题。我提议，外援内援的工作要抓紧。内援问题，根据陈副书记和龚副市长的指示，要挑最好的。我说，在你们决定续聘我之前，我已经就内外援的问题做了一些工作。我联系黎兵、郝海东和胡志军等，这些队员原来都是我国奥队的队员，我认为我讲话还是管一点用的。但是联系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郝海东是现役军人，转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时的部队还没有转会一说。再说解放军队就指望着郝海东进球，少了海东根本不行。即使部队可以转会，以当时的情况，也是不可能让他走。胡志军从广州转到上海也挺难，主要是广州市体委方面有困难，他们不会放人。最有希望的只有黎兵了，他转会的可能性最大。
黎兵是我从贵州把他招到国奥队的，现在辽宁队。前不久黎兵到上海我与他谈起过此事，他也有意来上海。何况，黎兵的女朋友当时正在上海体院进修。但是没有料到后来黎兵去了广东。
这是我的疏忽了。我原想他女朋友在上海，工作应该好做些。不料他后来去了广东队。原来他是要去广州队的，太阳神俱乐部的人都到过他家去了。但广东队工作做得更彻底，居然在半道把他给截走了。后来在昆明我曾经问起黎兵，你当时不是想到上海来吗，为什么又走了？是不是那里的待遇比上海好？他说不是的，主要是怕外地人在上海与上海人不太好相处。广州那里更开放些，与外地人相处可能会好一些。
尽管如此，我想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细一些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改变。
内援我就只看中这三个。除此以外，还没有更合适的。这三个争取不到，“内援的名额”也就没有了。
外援方面，瓦洛佳与莎莎的作用在队里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外援是沈阳的莎莎，这个秃头“老毛子”在沈阳海狮队里是最有威胁的人物。94年我们第一场对沈阳海狮队，就被他冲得差点乱了阵脚。郁知非忙说，那你快想办法，赶紧去联系他，这个队员我们要了。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飞北京。沈阳队的教练谢尔盖也是俄罗斯人，他正好在北京，听说莎莎全都听他的。我会通过中国足协的杨秀武找到他，杨秀武会俄语正好请他当翻译。
申花队中的外援门将库茨是绝对不能再用了。1比6的惨败，给我们，也给这位当事的守门员造成了太大的心理创伤。但是蔡建林状态时好时坏，贾春华还不能挑大梁，守门员非得再找一个。我说，我还要去一次俄罗斯。
这次谈话气氛很好，大家畅所欲言，在许多方面也达到了统一。最后谈到了1995年的“指标”时，沈副区长和郁知非都说，你先等着，等我们开完了董事会后再说。
我便退出了会议室，独自坐在门外休息室等着。我只是俱乐部聘用的球队主教练，不是董事，不能参加董事会。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这一点我想得很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董事会才开完，我被叫了进去。一进去，但满屋子的人都抬头望着我。我忽然觉得，我这个董事会成员之外的人物，这时却成了主角了。
参加董事会的董事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俱乐部总经理郁知非、副总经理孙春明，黄浦区体委主任施翔和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贡献。他们首先向我表示，我被聘用为1995年赛季申花足球队的主教练。这在一个多小时前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只是“过过场”。而后郁知非代表董事会向我表示，董事会认为申花队今年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这使我有点吃惊。
我必须承认，我们1994年取得前三名是有运气成分的。我们的真正实力，其实与大多数球队相差不了多少。如果最后一场吉林队金光诛的点球罚进，我们就是第五了。因此我说，我第一年的目标是争取前六，今年是不是提出争取前三？最好不要提确保第三，更不要去提争第一。说实话，争取前三的指标，已经是非常难了。根据我当时的观察，我的争取前三的指标，其实与六位董事会的意见差不多。只是市领导对申花俱乐部提出的争前三的指标不满意，郁知非和沈立恭有压力。但是他们谁都不敢讲争第一。
果然，当我讲完后，沈副区长便插话道：“根宝，我个人想法，你能不能提一下争第一？”我说：“沈副区长，争第一可真不行。国安提出永远争第一，与我们要求争第一是不同的。他们提的只是口号，没有兑现的具体时间，而如果我们定下，就得去实现。我提出的争取前三，我认为已经是相当难的了。还是给我留点余地吧。”
沈副区长又说：“如果你争到了第一，区政府奖励你三房一厅！”我说：“你即使给我六房两厅我也不能提啊。”
后来我才知道，在董事会上确实也讨论过要争第一，但大家都认为有困难，便希望我自己提出来。贡献还出了主意：根宝的脾气要让人去激的。你激他，他才会提。于是，沈立恭便来激我了。
当时我感觉争前三已是非常难的，根本没敢想拿第一，因此也没有想去争个三房一厅。但偏偏那一年我拿了冠军。这也许就是“命”，你想要的不会有，没有想到的，却有了。
争第一的事就这样没了结果，董事会也就不再坚持在接下来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最后我仍像第一年时那样地表态：“如果完不成前三的指标，我自己炒自己的鱿鱼。”我这个人就喜欢这样，没有一点压力，浑身就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我便飞北京。今年要打出好成绩，外援是个重要的环节。我不能再犯引进黎兵时的错误。一定要把那个秃头莎莎请来。
在北京找到了莎莎的教练谢尔盖。他一日答应愿意帮这个忙，并向我保证，只要他开口，莎莎没有不答应的事。
我们把话挑得很细，甚至定下了许多条件，如：莎莎每月的工资是1200美元，伙食费每天60元人民币，赢一场球奖3000元，平一场1500元，每年探亲一次，夫人探亲三个月，吃、住，托运超重费均由俱乐部负责。关于转会费，谢尔盖提出5000美元，这在当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然而，就是这5000美元，使秃头莎莎的转会有了麻烦。谢尔盖让我当时就把钱交给他，由他来转交给俱乐部。而事后我才知道，莎莎并没有什么惧乐部，这5000美元的“转会费”实际上是要进谢尔盖自己腰包。
但我不能这样做。我说必须莎莎到申花队后钱才能给你，而且由俱乐部给你。如果我现在给了钱，到时候如果没来人，我找谁去？
谢尔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是两周后带人来。但我回到上海等了两周多，谢尔盖和莎莎都没有来。后来有人在沈阳海狮队看到了莎莎，他依然穿着海狮队的球衣在训练。不用说，这事又黄了。我们谈得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我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只能认为当时没有交钱。但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交了钱，莎莎就真的会来？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幸亏我没有交钱。当时的转会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好像这不是堂堂正正地交易，而像是贩卖人口似的。
2。二赴俄罗斯，我带回高佳
外援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再次北上俄罗斯，因为那里最便宜。半个月后，我又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1993年第一次去俄罗斯是我一个人。这一次则由步润生（上海体科所）、莫志康（当时的上海大顺队主教练）和吴无差（大顺队领队）三人一起去的。
四个人代表两个队，但在人员挑选方面是由我们申花队先挑，这个方针在出发前便定了。我们队有5个外援的名额（可上场3人），莎莎和瓦洛佳是临行前就定了，这次去还可以找3个。
这次出发的主要目的地还是圣彼得堡。莫斯科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行前已有朋友为我们联系了那里的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
斯巴达俱乐部是俄罗斯最大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有两个室外体育场，一个室内足球场，俄总统叶利钦就是斯巴达俱乐部的球迷。
此时的莫斯科已是零下20度，室外根本没法踢球，但俄罗斯人冬天从来没有停止过足球活动，他们都是在室内足球场比赛，他们的室内足球场太多了，这真使我大开眼界。
在莫斯科呆了5天，我们在两个室内足球场看了3场比赛。
也许是中国足球给人家的印象太差，太落后了。斯巴达俱乐部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队队员。尽管俱乐部副主任对我们的接待很热情，但我还是看得出他从心里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人。在观看火车头队（第五名）与斯巴达二队比赛时，这位副主任对我说，我们的二队球员到你们中国踢球也足够了。我告诉他说，中国足球尽管很落后，但你们奥林匹克队不久前在中国与中国的四川全兴队也只打成了2比2。他似乎不相信，你们有这么强大？我还告诉他，去年意大利AC米兰队和桑普多利亚访问中国，还输给了中国国家队和北京队。他有些不太相信。
正在这时，火车头俱乐部总教练走过来。1992年我带国家队和国奥队在参加新加坡鱼尾狮杯和泰国国王杯比赛时，与他们比赛过并把他们淘汰了，因此他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见我后，忙用俄语向斯巴达俱乐部副主任介绍，他这才相信，对我认真起来。
这时，我讲话的底气更足了。我说，你们的二队水平太低，不够我挑，把你们一队替补或者要淘汰的老队员介绍几个给我吧。他连忙点头答应。一旁的大顺队领队吴无差见这一情形开玩笑地说，看来外国人也是要看来头的。
在莫斯科呆了5天。陆陆续续看了一些球员，但俄罗斯的一线队都要考虑俱乐部自身利益，有好的队员不肯放，而年青的球员我们则认为水平一般，终于没有找到理想的，我们只能把目标放到了圣被得堡。
到圣彼得堡的挑选工作就顺利多了，因为上海市体委事先已经与他们联系了，他们已经把球员准备好了，我们的要求是一名守门员，一名前卫。
我们还是到斯密那俱乐部。老板第一个介绍给我的便是高佳，并担保高佳比库茨好十倍。高佳曾是格鲁吉亚国家队的守门员。尽管我没有看过他比赛，但是有老板和其他教练的推荐和担保，我相信不会有问题，当场就拍板了。另一个是瓦西里，身高1米65。去年我挑选瓦洛佳和莎莎时，看到他踢过球，也是个不错的球员。瓦西里我也当场定了。
我挑完后，大顺队的莫志康和吴无差只能在斯密那队的其队队员中寻找，在室内进行的分队比赛中，他们也选了几个，我也一起帮他们出主意。
只一天的功夫，我们就把所要的球员都定了。挑球员有时得碰运气，有的当时看起来很好，但回去后不行了。有的当时不注意，但后来却发现非常不错。实践证明，高佳我是挑成功了，他为申花队1995年夺冠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他的工资也很低，一个月只1000美元。
在圣彼得堡过得很愉快，因为有莎莎、瓦洛佳这两个外援“打底”，我已经放心一半了。另外，莎莎还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在我挑外援时我对他说，你要我明年留你，那你要给我好好出主意，不要给我们“垃圾货”，否则如果明年球队成绩不行，首先让你回家。
诸事顺利，离回国还有两天，闲来无事，我忽然想去家访了。想去看看莎莎和瓦洛佳的家。这也是我去俄罗斯这么几次，第一次走进俄罗斯家庭。
我们先去瓦洛佳的家，由莎莎开着车送我们去。他新买了一辆车，拉达牌，花了8000美元。我一看，这车与我们的普通型桑塔纳差不多，没有现在的2000型好。
瓦洛佳的妈妈正在生病。我为他妈妈买了一些礼物。我原以为俄罗斯的住家都是很好的，但没想到瓦洛佳是与别人合租一个单元，一套居室的房里住着两家人，合用一个厕所和厨房，没有洗澡的地方。房子与我们60年代造的工房差不多。我问瓦洛佳，你们洗澡怎么办？他说，我们就这个条件，没有洗澡。我又问，你们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他说大概人民币10万左右（两房一厅）。我对他说，去年你在中国干了一年，赚了6000多美元，还不够，明年你要加油干。
瓦洛佳是当时在中国踢球的十几个外援中最红的一个。回到圣彼得堡后，许多报纸都采访他。他在那里非常得意，也很吃香。
在俄罗斯，瓦洛佳的生活应该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些，因为他有这么多美元。而在当时，俄罗斯一般的职工一个月的收人大约只有100多美元。
瓦洛佳的家里摆设还是很干净的。这一天瓦洛佳的父亲去上班了，他妈妈出来接待我们，一看便知是一位善良的俄罗斯老妈妈。她非常感谢我们对他儿子的关照。她还告诉我说，瓦洛加在中国呆了一年，女朋友也吹了。她妈妈拿出很多糖果接待我们，我们的翻译濮者太与她年纪差不多。她深有感触地说，俄罗斯比我们的生活条件还艰难。
晚上，我们到了莎莎的家。
莎莎用在上海挣的钱买了一套房子，也不过60多平米的使用面积，二房一小厅，正在装修。两间房子很小，厅也只有10多平方米。莎莎非常看重他在申花队里的经历，把我们全队的照片，申花队的队旗，以及前三名的奖章，都挂在墙上，我没想到他对荣誉看得那么重。
我想起1994年联赛结束后，我问莎莎和瓦洛佳什么时候回去？
他们反问我奖章什么时候发？
他们要等到拿了奖章后再回去。莎莎还把我们队第一年在白玉兰宾馆为他过生日送给他的礼物也摆了出来，他确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这次实地探访俄罗斯家庭，所见所闻比我想象的要差，最多与我们当时的生活相差不了多少。祁宏当时也是三代人住两间房，我也只是50多平米一套房子。
这次俄罗斯之行，非常顺利，大家愉快，吴无差也说，这是一次愉快而难忘的旅行。吴无差在南京部队时曾与我一起踢球，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这次俄罗斯之行一年多后，他却因病过早地走了。
3。招聘领队
外援问题解决后，我的心放下了一半。下一步，就是要考虑队里的事了。
俱乐部兑现了年前的承诺，范志毅和李晓两人各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我对范志毅曾经说过，你要房子，我拿不出来。我们一起好好干，只要成绩上去了，年底惧乐部肯定会给你的。
论条件，老队员成耀东也应该分到的，但俱乐部只拿出了两套房子，他没有分到。我想，这一年来成耀东干得也不错，关键的时候，他还是很起重要作用的。尤其是在1比6惨败后接下来对山东队的比赛，小范两张黄牌停赛，成耀东作为队长率领大家逼平了山东队。这场如果输的话，我的位子就保不住了。再说在建队初期，成耀东把队里的所有情况都向我作了介绍，为我建立队伍，掌握情况做了许多工作，帮了很多忙。成耀东的年龄与李晓相同，比范志毅大，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应该有一份。于是我给体委主任金永昌打了报告，请他想办法解决一下。当时的运动员还是俱乐部和体委双重隶属关系。后来体委领导研究后，也给成耀东解决了房子。
1994年联赛结束后，申花队的国内球员比较稳定，没有人提出要转会。申花队在国家队只有范志毅，后来有李晓，其他球员还没有什么名气，在国内足坛也不起眼，因此队员也都没有转会的念头。
经过一年的运作后，董事会在管理上也比过去成熟了许多，确定了总经理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俱乐部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