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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暂且不谈，铃木明说：“查阅了所有关于‘南京暴行’的记录，全然未能找到日本海军登陆的事实。”对铃木明的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为了乘上十二月十五日开往上海的轮船而前往下关码头时，曾亲眼目睹了如下事件。
本记者在乘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前，在江边看到两百个人被处决。这次残杀前后花了十分钟时间，两百个人在墙边排成一行，然后遭到了枪杀。
随后，许多佩带手枪的日本兵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中国人尸体旁边，满不在乎地走动着，还踩在尸体上面，一旦发现还有人未断气，手脚在抽动，便再补上一枪。
陆军士兵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里叫来海军士兵，让他们观看这种情景。围观此景的许多军人似乎大感兴趣（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我认为，既然有德丁记者所看到的那种事实，在下关登陆的部分海军中自然会有人干出照片上所拍出来的那种事。总之，这张照片也与前面提到的照片一样，不能认为是伪造的照片。我相信，它无疑是日本兵特意干出来的残暴行为的确凿证据。然而，即使是陈列在南京的陈列馆里的，也不能立即把它看作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照片，实际上也有与间岛事件有关的照片。当然，所陈列的照片镜框里的说明文字，也没有下结论说那是南京事件的照片。
重复说一遍，我认为，对这类照片不宜过于认真。如果判明这些照片是伪造的照片时，就必然会有一批人说要着看这些照片，从而断定南京屠杀事件是“无稽之谈”。我想起了一九八○年上映香港电影《旭日》时的情况。当时，电影进口公司曾企图以影片中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几个场面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问题，挑起一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用它来进行宣传。这种论争十分危险。
驻南京大使馆有关人员与暴行事件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几乎全部收录了《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文章，并作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同样有的地方也删掉了大段文字。这已在前面作了叙述。在一处增补的地方，就有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的记录。日高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身份进入南京。这篇记录是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它说，日高信六郎先就田伯烈编写《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的内容谈到：“由于在南京的外侨更为强烈地申诉他们自己的困境，其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掺进许多夸张的成分。然而，琐碎的小事可以姑且不说，但就其所写的基本情况来说，我也认为有很多地方不能同意。我本人认为田伯烈绝对不会是个反日的人，毋宁说他是个天真的反战主义者……”（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五页）。接着，他对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进入南京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进入南京的十六日那天，没有一位外国记者。那里的情况是，街上空无一人，连一只猫跑出来也会吓人一跳。在下关那里，还留有尸体。我一到那里，就获知在占领时日本军与当地市民之间发生了许多磨擦。于是，我便逐个拜访了日本军方面的有关人员，要求妥善处理。日本军方面也对这类问题大伤脑筋，于是我连夜拜访了宪兵队长等人，他们紧急召集全体宪兵，加强巡视。尽管如此，在众多事件中，可能发生了田伯烈在他书中所写的那类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七至一二八页）。
日高信六郎也曾对作家城山三郎谈到他进入南京时所目击的情况。不过，他对城山三郎所谈的与对铃木明所谈的却有不少微妙的出入。据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一九七二年十月号）说，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这样的：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什么，我就向你敬礼。”
宪兵队长说，宪兵只有十四个，而且正在为明天（即十七日）的入城式作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可是，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连军刀也打弯了。
继此之后，城山三郎根据高回信六郎的谈话，作了如下的叙述。
暴行事件连日来不断发生，夜里日本军进行掠夺后，还放火焚烧，到处是烈火熊熊。
日高信六郎拜访了上海方面（旁注原文如此——作者）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告诉他说：“在南京的行动已引起世界上极大的关注。”他对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也提出了警告。
最有问题的是第十六师团。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曾任宪兵司令官。
又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在攻城战中曾负过伤，大有纵虎归山之感。
日高信六郎的往访，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准备在与中岛今朝鲁中将交涉时挨打。可是，中将不在，见到了和蔼的参谋长（即中泽三夫。——洞富雄注），并转致了对他的警告。
城山三郎转述的关于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相当具体的。
毋庸赘述，铃木明和城山三郎两人所转述的谈话，都是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并记录的原话。不过，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所讲的有关同一事实的谈话，也会由于听者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而不同，这很有趣。
再说，城山三郎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日高信六郎参事官于一九三七年正月访问松井大将时，松井说：“看来，我的部下确实干出了悖理的事。”为此，日高信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家伙。”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这里从路。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采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以巡回总领事身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也邮寄东京外务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到这类报告。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 松井大将说：”无言可以辩解‘。“（前引书1，第三八三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还有副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这就是说，外交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牧师（Rev。 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当时，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中有如下叙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叹。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纵火、屠杀的情况。宪兵虽有，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略）。”
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京暴行。因为它有比“暴虐”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高信六郎。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
“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方性质。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并名誉扫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告知说他编著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编著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为此，出于时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务必请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上海时代》，下册，第二四九至二五○页）
随军记者、摄影师所谈的“真相”
铃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采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词，另外还采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采访报道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在正编中，仅介绍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一个人的谈话，则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采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尤其是想知道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而且，铃木明没有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采访报道使缺乏说服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采访。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有更多的了”。在他们中间，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逛街”，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发，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见《在上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入于难民区”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后“没有找到姑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