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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当希特勒正准备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时，他不听劝告，不肯进行“深度”的武装，尽管他也预料到他对小国的进攻有可能使大国在他达到战争目标前就对他开战。这一失策使他那些职业军事顾问感到忧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的明白教训是：德国人缺乏先见之明，自以为他们蓄意发动的一场战争必然是短暂的，其理由只不过是德国将主动选择时间和地点发动打击，并且事先已积聚了足够的军需品和第一线军队，使它在纸上谈兵时，俨然拥有使这种第一次打击成为决定性打击的手段。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国际形势并没有什么情况可以使他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决不会在这方面重演。首先，他不可能有把握地预料：在德国粉碎它在欧洲的全部牺牲者的抵抗以前，德国的侵略不会再度激起美国的干涉——而美国的作战潜力，如果再度动员起来对付德国时，肯定将再度促使德国战败。但是，希特勒除了把希特勒式的战争想象为利用军事手段来实行一种希特勒式的政变外，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它想象为别的什么，而希特勒用来重占莱因兰，吞并奥地利，打垮捷克斯洛伐克并使之屈服的那种相当于政变的军事行动，不外是一场闪电战。在这种闪电战中，只消大胆地使用新武器和新战术，就可以迫使德国的牺牲者即刻屈膝，双方都来不及使用全部作战潜力来打一场消耗战。
希特勒始终按照盗匪“砸烂抢走”的黑话来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战争两次延长下去后也仍然如此。第一次延长，是由于希特勒未能如愿打赢不列颠战役，第二次是由于他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在这两次战役中，他似乎每次都仍然希望象在法兰西战役中那样赢得一次轻易而快速的决定性胜利。1941年1月1日，在对德国武装部队发布的节日命令中，他预言“将取得”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1941年10月3日，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说，宣称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已被粉碎，彻底消灭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甚至在1941…1942年那个冬天以后，当苏联仍在继续战斗、美国又已经参战时，希特勒的经济和政治顾问们还是未能说服他着手在德军所占领的生存空间内充分动员其资源，及至战争后期，即使可能作到最充分的动员，也已经不再能挽救德国失败的命运了。
特别是，希特勒到了很晚才同意采取一点类似人力总动员的措施，并且始终不曾使用在他控制下的广大地区内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潜在人力。在法国沦陷以后，英国终于认真进行动员时，联合王国的军方权威人士中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英国动员妇女就可以弥补它和德国之间在人数上的悬殊。作者还记得，那时候，每当有人向作者提起打赢这场战争的妙策时，他总是感到烦恼，当时他觉得几乎无以自慰，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一定已用日耳曼民族办事彻底的脾气，以及一心发动战争和打赢战争的极权主义政府的残酷手段，早就把动员妇女力量的事情办理妥当了。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是：动员妇女并不能改变英德两国力量的对比，只会增加拥有较多人口的那个国家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他决没有想到，这两国之中竟是英国首先动员妇女的，更没有想到，在英国用这种办法增加它动员起来的力量时，德国竟会一味观望，无意照样办理。作者确实是等到读过本卷第二编的原稿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在1940年，“那些该死的蠢才”的似乎愚昧无知的设想——动员英国妇女以补救人力的不平衡，并不会激起德国人仿效而使英国的目的落空——倒是“想对了”。
在1942年5月以前的三年里，德国实际上听任其平民劳动力的总数减少了将近四百万。为了弥补这一缺额，希特勒只满足于从当时在德国统治下的国家里输入外国男劳动力，而不采取根本的补救办法，即大刀阔斧地重新分配使用尚未应征入伍的德国男劳动力，并立即着手动员德国妇女。在这期间，德国平民劳动力中妇女的总数实际上反而减少了，只是暂时而局部地延长了工作周的时间，何况不仅到1942年5月，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工厂大部分都只开一班，而不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开工。1942年3月，绍克尔被任命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对劳动力的招募、使用和分配，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这个阶段正是希特勒大失所望、对俄战争拖延不决的时候，德国武装部队正需要增调更多的德国壮丁入伍，而这些人只有用牺牲德国工业的办法才可以获得——鉴于苏联坚持作战和美国业已参战，这也正是德国的工业生产不仅需要维持原状，而且需要大大增长的时候。
希特勒政权未能把在它支配下的妇女劳动力甚至男劳动力动员起来，这一大失败已在德国战时军备生产的过程中反映出来了。在入侵苏联以后，实际上已经听任军备生产减少下来，因为预期对俄战争为时很短，手头的储备可以够用。在1942午2月至7月之间，通过提高已经分配给军备工业的人力物力和设备的使用效率，军备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那场大灾难，使人再也不能忽视德国经济政策需要作根本的改变了，然而，这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扩大德国战时经济的工业基础以提供“深度防卫”的机会，毕竟已经错过了。这时候，已经不再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于不能立即取得报偿的计划。而且，在德国后来为对付无情地逼近的败局所进行的输定了的战斗中，德国始终摆脱不了希特勒的（幸亏是致命的）战争观念。希特勒认为打仗不过是一种“把戏”，只要出色地运用一个骗子手的胆大妄为和巧妙花招，不必全力以赴就可以摘取全力以赴所能得到的果实。
在这种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逆境中，1942年2月被任命为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的施佩尔，却取得了卓著的成绩。然而，甚至在战争到了这种无可救药的阶段，施佩尔虽力图减少民用消费品的产量，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无论如何不肯批准削减民用消费的措施，唯恐公众由这件事上彻底看透他们处境的险恶，因而危及他通过蛊惑蒙骗对公众的控制。所以，施佩尔要做出成绩，便不得不集中精力于两件事，一是把德国军备工业当时所能支配的工具和设备的原有潜力，最大限度地用之于生产，二是采取合理化的生产措施。尽管一只手暗中被束缚住，施佩尔在1944年秋季以前用了这种办法，还是使军备生产不断上升——这时已经到顶了。鉴于当时德国已经失去了多么大一部分一度归它所有的外国资源，以及德国国内当时正遭受着多么严重的轰炸，应当认为：施佩尔的功绩是卓越的。但是，到他取得这种成绩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是白费力气了。因为，这时原料的缺乏——这个问题一直象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样高悬在希特勒的脖子上——正十分严重地暴露出来，而德国生产能力灾难性地一落千丈，也在使当时缺乏原料的影响变本加厉。事实上，到了1944年秋季，情况已经一清二楚，德国已经觉得自己无力把这场战争再支撑上几个月了。
希特勒由于在三个主要问题上未能采取显然必要的行动，日积月累，终于使他失去了他的欧洲。他不肯把他的欧洲的作战潜力近乎充分地动员起来，他不肯扑灭纳粹党徒敌对派系之间的内讧，他也不肯把他那些有权为自己着想的盟友、卫星国或是臣民当作人看待，以争取他们的自愿合作。历史对希特勒的垮台所作的结论是：“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使他发狂。”各国人民宁可忍受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却不愿俯首帖耳成为纳粹德国的奴隶。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尽管希特勒已被打倒，在一个原子时代里，如果他们不自动地联合起来，那么，他们仍将为政治上的统一，不得不再向另一个狰狞的独裁者付出这种可恶的奴役作为代价；因为他们在原子时代所能作出的唯一的最后选择，只有不惜任何代价地去争取团结，否则便是自取灭亡。
第一编 希特勒的欧洲的政治结构
第一章 1939…1945年的德国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的权力实质上已经完全集中在国家社会党的手里。德国政治生活方面的许多“调整工作”实际上在国家社会党执政的头十二个月内已经完成了。根据1933年3月24日颁布的授权法——或者所谓“人民与国家保护法”，著名的领袖原则（纳粹党一开始就受它指导）代替了多数裁定的原则，立法的权力（大体上）已经由国会移交给了内阁，于是内阁在制订法律时可以不受宪法的条款和精神的拘束。根据1933年12月1日的“争取党与国家统一法”，纳粹党成为唯一的“国家观念的代表”，党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副元首和冲锋队（SA）的参谋长成为德国政府的成员，“以便使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机构与政府机关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最后，按照1934年1月30日的“重建法”，中央集权制的过程（纳粹党有时候称它为“丰富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各州（Lander）享有的全权、选举出来的议会和行政权力一律都被取消，州政府完全被置于中央政府之下。这样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俾斯麦或是魏玛宪法的制订人，都未能理所当然地坚决贯彻到底，因为在1871年和1919年各州的地方情绪还很强烈。
在地方机构改组完毕后，国家社会党便在最高部门进行权力集中，因为当希特勒向国外四下看望，寻求新的冒险场地时，他已打定主意只向最亲信的几个顾问透露自己的计划。所以，他逐步不让德国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国家政策的讨论（当时，内阁中有一部分阁员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是多少令人怀疑的），因此在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希特勒始终没有预先向内阁报告他打算采取的步骤，而到1938年2月4日以后，他干脆不让内阁召开会议了。同时，他还逐渐使内阁丧失了立法的权力，方法是让个别部长颁布法令，事先仅把该法令交给有关的其他部长过目。
由于德国内阁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希特勒便着手（好象主要是在书面上）试行较为适合于应付国内或国际紧急情况的其他宪法形式。因此，1938年草拟了一项新的德国国防法，规定在发生战争时把职权集中在三个人手里：即德国行政工作的全权代表弗里克、经济方面的全权代表沙赫特（后来是丰克）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的长官凯特尔。这就是所谓“三人枢密院”。这个枢密院除了发布一些不重要的命令之外，事实上始终没有开过会，起过应有的作用。在进攻波兰前两天，希特勒将“三人枢密院”撤销，代之以“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它是当时由戈林主持的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这个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的机构，是特地为了“在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下”确保“行政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指挥”而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个内阁国防委员会象它的前身德国内阁一样，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就失去其审议的作用。事实上，在1939年12月以后，要说召开会议的话，那也是难得有的事。在那个日期以后，每当有法令要公布时，委员会的成员只不过用书面方式相互联系一下。结果是，甚至连通过“国防委员会”来管理这一概念最后也被逐步抛弃掉了，因此在战争的年代里，德国不是象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相当正式的政府。事实上，从1940年以后，德国政府已经退化成为一种拜占庭式的朝廷，除希特勒本人掌握的权力外，其余的实权不是操在国家部长们手里，而是操在一小撮技术专家、官僚和纳粹党内的“实权派”诸如施佩尔、拉默斯和博尔曼这一类人的手里。
希特勒是在兴登堡逝世后，根据1934年8月1日的那道法令接过总统兼总理的双重职务的。理论上讲，这道法令使他成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武装部队应立即宣誓对他效忠并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可是，仍有许多权力，特别是向武装部队直接发布命令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手里，他在希特勒之下统率着武装部队的所有各部门（即海军、空军和陆军）。起先，把军事方面的这种权力留给勃洛姆堡和他的国防部很合希特勒的意思。一个原因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担任军事领袖。同时，在1934年6月30日罗姆事件发生时，他也深信需要保持军队的独立（即便仅仅作为防止党内再度发生叛乱的保障），因此他坚决站在武装部队一方去反对冲锋队。他与陆军达成了一项默契——武装部队（第一次）参加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的大会，便是这项默契的象征——只要陆军无条件地支持重整军备和纳粹党的其他措施，纳粹党将不干涉军事事务。可是，有两个因素损害了这项默契：一个是党卫队不断玩弄的阴谋（党卫队正在逐步排挤冲锋队），另一个是参谋总部的有些成员和象哈默施泰因之流的较老的司令官，对于他们的同事施莱歇将军和冯·布雷多上校于1934年被“清洗”的事，仍然耿耿于怀。纳粹党与陆军之间的默契总算维持了三年半，到1938年2月初突然终止了，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同柏林的一个妓女结婚，玷污了军队的名誉，因而被迫去职。
勃洛姆堡的丑闻，给了希特勒向军队下毒手的机会。党卫队早已在伺机打击参谋总部的“铁腕人物”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现在党卫队果然捏造了一项关于弗里奇搞同性恋爱的罪状。2月4日，希特勒终于宣布弗里奇和勃洛姆堡两人全辞职了。弗里奇由勃劳希契接任，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另行任命一位新国防部长，而是亲自承担起“直接统率”全体武装部队的职务，同时成立了一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去执行以前由国防部办理的例行公事。根据勃洛姆堡的推荐，希特勒任命国防部武装部队处处长凯特尔为新的最高统帅部长官。然而，甚至在这一阶段，希特勒仍然感到有必要全面改组一下政府各部来掩饰他对武装部队的夺权行为。在这次改组中，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由里宾特洛甫接任，冯·巴本则从维也纳应召回来。原来希望接替勃洛姆堡出任国防部长的戈林被晋升为元帅。同时，在陆军高级司令官中也宣布进行了一次“人事变动”，大约有十二名过去曾触犯过纳粹党的将领都被迫引退。
这样就结束了希特勒同将领们友好和睦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之所以能维持友好关系，仅仅因为希特勒同意保持旧德国国防军的“非政治性”军队的传统，以及他能够使军事领袖们追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和重建德国国防力量的愿望得到满足。但是，在弗里奇…勃洛姆堡危机出现之后，将领们立即开始接近文官中的反对派，这在当时是以沙赫特、格德勒和德国外交部的一些人为代表的。他们中的有力人物，这时和后来一直是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他认为弗里奇事件在希特勒同军官团之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鸿沟。贝克特别担心希特勒外交政策当时的倾向，所以一再向他的上级勃劳希契提出备忘录，企图说明希特勒的轻率行动只能导致战争。1938年7月和8月里，贝克试图说服勃劳希契采取一种集体行动的办法——由将领们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指出同捷克发生的一场冲突必然会把法国和英国卷进来，从而将导致一场德国无法指望战胜的世界大战。当贝克看到新的陆军总司令过于意志软弱，不能给他必要的支持，而他又坚信，只有把希特勒搞下台才能使国家免于灾难以后，他终于在1938年8月27日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此后他就秘密地致力于推翻希特勒政权的工作。
贝克的辞职大大鼓舞了文官中的反对派。他们也深信一切和平抵制的尝试都必然会遭到失败，“只有采用暴力手段”才会成功。因此，他们就着手准备1938年9月的那次密谋，其目的在于通过武力搞掉希特勒，以制止德国走向战争。起初，这个密谋似乎颇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德国人民普遍对希特勒的备战工作开始显出不安的迹象——例如，当希特勒煽动人民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达到高潮，让一个新的装甲师列队通过德国首都时，柏林居民竟然冷冰冰地静立在一旁以示反对。这时军队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显然都准备采取行动。他们中有新上任的参谋总长哈尔德（他同贝克一样也对希特勒的政策感到优虑）和柏林军区司令冯·维茨勒本，他部下的师长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将负责执行政变的具体计划。在德国外交部内，反对派的计划已经发展到更为具体的阶段，他们已经谨慎小心地向国外去试探意见。甚至勃劳希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