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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方针改组军队也受到经济危机的阻挠，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的头几年中，历届法国政府一直设法用通货紧缩和精简节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需要改革军备的军事理论是不容易被正在设法削减开支以平衡预算的政府所接受的。因此在法国政府于1934年4月17日声明停止裁军谈判，并宣称法国今后将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确保其安全后，却将其军备拨款从六亿法郎削减到四亿法郎。1934年（七十八岁高龄）任陆军部长的贝当表现出完全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为满足军队的需要而运用他的巨大权力。在继贝当之后担任陆军部长的莫兰将军任内，1935年拨款增至八亿法郎，最后又为1935年和1936年补充拨款十八亿八千五百万法郎。
然而直等到勃鲁姆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以花费挽救经济萧条的主张，1936年9月7日才拨出一百四十亿法郎，此后又增加到三百一十亿法郎。但除了起步必然缓慢外，这些贷款的使用在初期又受到劳工冲突和严格执行四十小时工作周的牵制（四十小时工作周就需要铁道增加职工七万人）。当保罗·雷诺于1938年11月接管财政经济事务以后，前面讲过的活力解放才给重整军备以推动力。但即便有了那些拨款，军队的财政还是处于如此拮据的困境，以致必须节约其他基本开支，所以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应征入伍的士兵发现连军靴都没有，许多人只得穿着普通便鞋去参加他们的部队，此种经历对下一年的士气起了很不幸的影响。
最后，有待解决的军事问题的性质需要有使用三军的整体协调思想，换言之，就是要有一个国防总参谋部。虽然早自1932年起就创设了国防部长这样一个头街，而且任职这个部的部长经常使用这一头衔，同陆军部长经常使用他的头衔一样；从1938年年初起，甘末林将军虽然已取得了国防总参谋长的头衔，但国防组织从未实际存在过。这对空军特别不幸，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一直在衰退，虽然最后在1929年取得了与其他两个军种平等的地位，并成立了独立的空军部，但除了英勇的传统外，它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理论或传统。在1939年3月以前的五年中，在各个部长任内，先后有过三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到1929年，政府和总参谋部，象他们在历次危机中一样，都认识到法国空军脆弱得可怜。另一方面，海军却也许是法国所曾有过的最强大的晦军，不过使用这样一支海军，它的基地必须要有充分的保卫，或则法国的抵抗中心必须转移到海外去，但情况又并非如此。
1939年3月，法国舆论充其量只是作了防御战的打算。它由于害怕遭受使法国失去战斗力的伤亡而苦恼着。它由于一些人越来越怀疑法国军队的效能，另一些人又从贝当和魏刚所宣扬的法国军队无与伦比的说法中得到安慰，因而陷入分裂。它对马奇诺防线寄予幻想，以为这条防线从瑞士一直延伸到海边，可是实际上已完工的部分只是到比利时国境和法国边界接壤处为止。正当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笼罩天空时，贝当却在一篇长长的序文中向公众推荐肖维诺将军的《入侵还有可能吗？》一书，该书声称修建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速度将被证明较之它们的被炸毁更迅速。
军队的理论是以1936年8月12日刊行的《大部队战术运用操典》一书为依据的，该书是由乔治将军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它代替了由贝当编写的1921年版的《操典》。1936年的《操典》断言：
负责编写本操典的委员会并不低估（自1921年以来）在战斗和运输手段领域取得的进展的重要性，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个属于技术性质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地改变它的前驱者在战术领域所确定的主要规则。因此它认识到，在胜利之后不久由刚刚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的杰出将领所客观地确立的理论体系应该继续成为我国大部队战术运用的根本法则。
这段文字在暴露自满情绪的同时大概也泄漏了同样程度的沮丧的忧虑心情。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知道，他们最早必须到1940年夏天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坦克，得到飞机大概还要迟一些，要有经过训练而能使用这些军备的军队，那就更要推迟一些时间了。他们知道法国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军队尚未得到在德国一旦侵犯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时便能按计划迅速进军低地国家所必需的装备。
让·吉罗杜在1939年回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时写道：
我们所有的条约，不论是胜利的条约或者甚至是失败的条约，都是以自信的心情并怀着希望签订的。夷平我们天然国境线的1815年条约，我国大部分人接受时都松了一口气。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在法国引起的只是一个反响，即希望复仇。另一方面，标志我国最大胜利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却被改变为保证“安全”的形式。我们谋求的不是几年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有必要的时间去检修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而是要谋求永久的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后审判的日子。
法国就是在此种疲惫不堪的困境下开始争取它的二十年休养生息，以待它的元气得以恢复。
为防范德国的报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国作为后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国的支持，在东翼则要得到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盟国的支持，至于那些德国要争取它们行动起来威胁法国的南翼并切断它同海外领地的交通线的国家，法国至少也要争取这些国家严守中立。在二十年和平开始初期，法国人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总体上看来，还不至于显得不可调和。右翼所设想的是旧式的联盟，左翼则从集体安全考虑。根据法国在胜利后的欧洲大陆的地位看来，这两种体系好象是可以融合为一的。在1934年巴尔图当权的短暂期间，这两种体系似乎正在合并成一个大同盟，它至少会得到大多数日内瓦国家的消极支持的。
不过那时在法国人观点上的另一种分歧也变得逐渐明显了，即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都梦想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国，又富裕又显赫，不卷入国外的纠纷，永远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识到，法国的富裕是潜在的，实际上是又弱又穷，还不具备享受此种幸福的任何条件，而法国所羡慕的那些中立国家的幸福，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尚未退出国际政治舞台而才获得的；如果法国不接受历史传统上应负的责任，法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全都无从实现，法国的物质利益也得不到保护。除了全国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种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那样，共产党人还持有第三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约柜”是在莫斯科，不是在巴黎。
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发生此种两极分化的演变，首先是由于前面已说过的疲惫、沮丧和在国内事务上的分裂等现象，此外又日益感到法国军事力量的薄弱。但和平主义的增长也是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迭遭挫折和暧昧不明。当法英美三角同盟流产后，法国在深感失望之余发现英国的战后情绪是不可能结合成欧洲和平组织的，无论是按日内瓦议定书的方针（左翼的理想）或按大陆联盟的方针（右翼的理想），都不可能同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其结果就缔结了折衷的洛迦诺公约，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德国，这在三十年代业已日趋明显。
当法国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些新国家或大为扩大了的国家的紧密关系都已在松懈时，洛迦诺公约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还有其他的和十分重要的原因。法国的渴望安全并非出于俨然以领导者自居而非受人尊敬不可的态度。法国的稳定和自足的经济，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资本或市场吸引力上都不能为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农民国家提供它们需要从一个大国获得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推动力。这里产生的问题和法国同它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问题相类似。最后，法国在其盟国中所享有的文化上的威望也并不是象很多法国人所想象的那种性质了，当它的失效被发现后，便激起一阵辛酸和失望。不仅有关国家的讲法语或读法文的这一阶级正处在社会和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就是法国的文学艺术，从任何国家大多数居民的观点看来，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成了世界上最高深莫测的事物了。在波兰、罗马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德国商业兜销员，没有必要去和他们的法国同行相比，即便同法国的讲师及外交官相比，他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较高的发展水平，就可以作为更易理解和更为恰切的楷模。
唤起法国舆论注意法国的东方联盟已在削弱的第一个具体事实是1934年1月的德国…波兰条约。不过法国已为它自己放弃早先的立场作出了先例．因为它已在1933年参加了墨索里尼提议的四国公约。失去的阵地可以收复这一点从巴尔图出访小协约国的各个首都时所受到的接待中已经表明了。但巴尔图被谋杀所造成的局势，不但对法国的盟国，而且对法国的舆论，都带来了最严重的灾堆性后果。他的继任者是赖伐尔，从理论上讲赖伐尔是在推行其前任的政策，但在事实上，他却在竭尽全力地通过与德国达成谅解而谋求另一条途径，从而勾销他的前任的政策。直率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从此开始便很快地失去其有价值的意义了，它们也就随着乔治·博内向他的选民们所作的解释（即法国从未背弃捷克斯洛伐克）而化为泡影了。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法国的盟国都不再知道法国的立场究竟如何。直到大战实际爆发为止，除勃鲁姆政府外，历届法国政府都以此种令人泄气的暧昧态度为其特征。但在法国人看来，英国的暧昧行动同法国的行动完全一样，英国居然能在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从而宽恕了三个月前德国公开破坏凡尔赛和约的一切军事条款的行动，而且使法国外交为促使斯特雷扎协定成为现实所作的努力全归无效。
在此刻，既有法英联盟与法国力图在德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有第一个目标与必须防止德国在法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相似的矛盾。首先，法国右翼所得出的信念是，英国要求制裁意大利是硬要在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给法国加上一个敌人。两年以后，法国的左翼又觉得英国坚持不干预西班牙内战，既是强使法国蒙受道义上的耻辱，又是在比利牛斯山给法国安上一个敌人。
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发生过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一事，法国未能进行干预。英国也未支持法国进行干预。因为这一事件是法国批准法苏条约而引起的，英国不作出反应就成为英国拒绝支持法国在欧洲大陆寻求盟国的又一例证。但在这一事件中，法国自己的“坚决拒绝”对它所产生的反作用却有着最严重的后果。法国失去了由它自己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后机会，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在几个星期后即将举行选举。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民主的不真实性没有比这一回暴露得更彻底了。在法国批准了同位于德国东面最强大的国家结盟的条约以后，法国就失去了为任何东欧盟国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法国事实上只剩下了一个盟国，而这个盟国自己也承认，一旦战争爆发，它不可能象1914…1918年的战争那佯，在头三个月中当法国伤亡最惨重时就提供那么多的军队。
在此后剩余的和平时间里，对于法国再一次要堵住德军第一次冲击的想法，就象一剂毒药在法国人心中翻腾。在意大利危机中，英国人看来也不了解，如果制裁引起了战争，那末在英国人可以从容不迫地征调其军队的同时，法国却非动员其全部壮丁不可了。无需德国人从旁说明，法国人自己也会想到，英国是要等到法国剩下最后一个人时才作战。这种想法不幸而又轻易地掩盖了法国自己的衰败，所以当奥地利被吞并和苏台德区德国人根据萨瓦和尼斯的类似情况提出要求时，法国便以尽瘁于道义为借口而采取无所行动的惯例了。在1938年9月的阴暗日子里，伦敦人正在公园里挖防空壕，巴黎人则在应征入伍时甚至连军用靴都不够分配。弗朗丹在1936年德国兵团开进莱茵兰时还主张采取行动，这时他却在街头海报上宣称战争是罪恶的愚蠢行为了。二十年的外交，二十年的政治，二十年的一群又一群年龄相仿的青年服兵役，却并未得到在战场上牺牲了一百三十二万法国人生命应换取的果实。从慕尼黑回来心惊胆颤的达拉第驶经拉斐特大街时，居然受到群众的夹道欢呼，这件事并不真正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倒是当法国获悉德军已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后几乎无动于衷，大部分法国人还要慢慢地、不慌不忙地面对他们的当前问题呢。
1927年5月26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的演说中说道：“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我们将处于我将称之为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那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将使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并看到我们的权利将终于被承认。”他所预言的关键时刻业已来临，但是那时在欧洲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声音却并非来自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27年可能确曾希望在未来的十年中德国会复兴，法国将衰落，足以使他能同那些得到“满足”的国家做成一笔扎实的交易，并确保意大利在欧洲四强的均势中至少能同法国并驾齐驱。但是当时他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卑微的和不可靠的模仿者，甚至连接受一张他的亲笔签名赠送的照片也不配；从他目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发迹以来，他就一直有着这样复杂的心情。
墨索里尼为意大利所要配备的充分军备、工业能量、原料、粮食、财政储备，或是为奋勇投入这场全球范围的并由纳粹规定其步调的强权政治角逐而须具备的政治和社会团结这些方面，他都没有取得成功。帝国的扩张，甚至是捍卫法西斯思想，在整个意大利都不是产生英雄事业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原因。许多因建立意大利帝国并取得反制裁胜利而深感自豪的意大利人，这时对追求经济独立政策以及在西班牙两年半不宣而战的极度紧张也正在感觉到，并且不安地意识到意大利是与德国人拴在一起走向战争，而远在纳粹革命尚未发生以前，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就不曾有过好感。
另一方面，施加经济制裁对意大利人民的影响，怎样估计也很难说是过高的。墨索里尼利用巧妙的宣传成功地说服了大批意大利人，使他们相信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提供经济开发的可能性是巨大的。意大利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仅始自法西斯政权时期，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流行了，这就使意大利人看不到真相，即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已成了一项激起海外真正义愤的罪行，也使他们看不到国际联盟体现的那种集体安全观念，对许多非意大利人说来是十分可贵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联被认为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堡垒。意大利人轻易地作出结论，认为制裁只不过是强权政治角逐中的一个步骤，从而不自觉地牺牲了自己；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天真设想，就使意大利团结起来支持墨索里尼，其团结的程度是意大利以外的人无法认识的，正如意大利国内的人也从来认识不到在外国人眼中的意大利侵略是多么丑恶一样。为此，意大利人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怨恨，尽管肯定是没有根据的。这股怨气延长到缔结了1937和1938年英意协定以后很久还未消除，甚至在1943年以后的一般对英国友好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还流露出来。与此同时，未能施加断然的制裁措施大概也加强了墨索里尼的信念，认为西方国家是软弱可欺和意见分歧的。对普通的意大利人说来，心理上的影响较之经济上的重要得多，这种持久的憎恨有助于使接受轴心国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此项政策与意大利人的感情是多么格格不入，连墨索里尼自己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踌躇才采取这一政策的。
此外，法西斯主义仍然有着热烈拥护它的人，很多意大利人也从中取得了既得利益。政府能够依赖一般群众的默认，防止形成任何有效的反对派，而法西斯党内的上层分子对外交政策的批评也往往只是逐渐流于发牢骚而已。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和他的臣民一样，不喜欢德国；但自他让君主制受制于法西斯主义后所保留的那一点儿权力使他对墨索里尼起不了什么影响，墨索里尼憎恨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同他竞争最高权力的对手。对轴心国政策提出的最有力挑战来自天主教会，1939年1月，法西斯政府曾预期因梵蒂冈反对他们的反犹太人法规，将会发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