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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贝当之下的政府首脑，达尔朗主要关心的自然是维希政策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即对德关系问题。希特勒觉得达尔朗是个可靠的人，虽然他出于对法属北非的忧虑，在1941年4月20日发出指示，命令对“阿蒂拉”战役作好准备。达尔朗表面上非常希望恢复同德国合作的精神，但是，维希的总气氛——在他们最初预期德军迅速即将获胜的看法证明是错误了以后——这时却是观望主义的情绪占了上风。达尔朗及其下属的缺乏政治经验，在维希历史的这一阶段中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因为维希政府这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都是政治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都与殖民地有关。在1941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从各个殖民地接连涌来。为了把情况说清楚，必须把这些问题分别讨论一下，虽然这些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并且在维希看来多少不过是形成一个单一的问题。
法属西印度群岛是在法国驻安的列斯群岛高级专员罗贝尔海军上将的统治之下，他还掌管着航空母舰“贝阿恩”号，一艘巡洋舰，几艘较小的舰艇，美国在法国沦陷前提供的数目相当可观的飞机，以及法兰西银行的一部分黄金储备。美国自然对这些岛屿以及它们拥有的宝贵东西的命运感到关切。经过一番磋商以后，罗贝尔海军上将和美国于1940年秋达成了一项维持现状的协议。罗贝尔在情绪上是反英的，他在这些岛屿上全面实施维希的法律。当地的居民总的说来是反对他的政策的，然而却畏缩不前，部分是因为他们害怕万一美国接管这些岛屿，就会实行种族歧视，所以罗贝尔在1941年里一直顺顺当当地保持了他的地位。另一个小殖民地吉布提，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人被击败后，也处于孤立的地位，那里的法国军事当局拒绝接受英国或自由法国的控制，结果英国实行了封锁，给法国驻军和当地居民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遭到了维希宣传的激烈谴责。
印度支那正在出现较为重大的事态发展。在停战协定签订时，日本就已经向该地的法国当局一再提出要求。贾德鲁将军开始就此进行谈判，但是在他发回法国的电报中，他明确表示，他认为必须把印度支那保持在远东英法联盟的体制以内。因此，他被召回，另派远东海军司令德古海军上将接替了他。德古面对着日本8月2日的最后通牒，只得同意了这项条件，即为日本人提供有限的使用印度支那的空军基地和运输的便利。8月30日，法国政府和日本在东京签署了一项军事协定。
邻国暹罗趁法国战败的机会于1940年秋对这个殖民地发动进攻。日本插手干涉，提议从中进行调解，法国于1941年2月23日被迫接受。日本鉴于法国在东京的和平会议上采用拖延战术，便扬言要用武力强制实现和平，并派了一支海军分遣队到暹罗湾。法国政府让步了，于3月20日签署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大约有七万平方公里的边界地区割给了暹罗。日本由于保证了这项解决办法而也得到一项保证作为报酬，即印度支那和暹罗都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针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或经济合作协定。因为维希政府无法抵抗日本的压力，日本便继续施加压力。5月6日，在东京签署了一项印度支那和日本进行密切经济合作的协定。7月26日，法国接受了由日本暂时占领印度支那的一些战略据点，美其名曰保护印度支那免受自由法国、英国或中国的侵略，一支日本舰队载运一支四万人的陆军部队于两日后到达。日本的控制逐步扩大到贸易、运输和新闻报刊。9月间，维希被迫向日本正式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美国的支援（这种支援也不是即将到来的），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除非是开展游击战，而这是维希政府没有考虑过的。从实际用途看，这个殖民地已成了日本的一个基地，虽然日本人在那里经常驻有大约两万五千人的一支部队，还说不上是一支占领军。在更靠近本土的叙利亚，达尔朗政府则有较多的选择，但是，它的政策却导致了另一个殖民地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丧失了。维希断定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的忠诚深为可疑，于是，在1940年12月把他解职，另派以前巴黎的警察头子、与右翼的关系无懈可击的希亚佩去接替他。希亚佩因为座机被击落而丧命，于是任命当茨将军为高级专员兼法国驻近东部队总司令。虽然法国的战败曾使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得到鼓励，当茨在日益不安的状态中仍然保持了法国的权力。
1941年4月，伊拉克发生了拉希德·阿里的政变，使战火扩大到了近东，这时危机来了。德国人为了空援伊拉克，需要使用叙利亚的机场，便对达尔朗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在同德国人缔结通称“五月议定书”那项明确的协定前三周，达尔朗就开始在叙利亚作出让步。5月4日，维希指示当茨说，假如德国飞机抵达叙利亚，他必须牢记法国在对德关系上是一个中立国，但是，如果英国人进行任何干涉，则必须用武力加以反抗。5月6日，达尔朗电告当茨，他正在同德国人进行重要谈判，希望在叙利亚向德国人提供种种便利以换取德国人作出重大让步。这时李海海军上将提出警告说，法国在叙利亚援助德国已超出了停战协定的条件，并与贝当以前保证的各点不符，但是，达尔朗并没有就此罢手。德方人员于5月9日到达叙利亚，通知当茨说，涂有伊拉克国徽的德国飞机在飞往摩苏尔和巴格达途中需要取得过境的便利。德国飞机及时到达叙利亚，5月15日，在巴尔米拉、大马士革和拉亚克遭到英国飞机的轰炸。贾德鲁率领的自由法国军队极力主张立即攻入叙利亚，但是，英国司令韦维尔由于兵力有限，不得不首先对付伊拉克的局势。当伊拉克的叛乱被击败以后。德国人没有理由再使用叙利亚了，5月30日，最后一批德国飞机离开了那里。6月6日，当茨邀请美国驻贝鲁特的总领事来查明叙利亚是否已没有德国军事人员或飞机。但是这时要制止达尔朗对德国人的让步所引起的事态发展已经太晚了。6月8日，英国和自由法国军队攻入了叙利亚，在进军以前，他们发表了一项宣言，保证叙利亚的独立，并由贾德鲁将军代表自由法国表示赞同。
这是法国重新爆发一阵反英情绪的时机。当然，叙利亚这场斗争的根源始终没有对法国公众说明过。鉴于法国没有力量派遣援军去叙利亚，这场战斗的胜负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对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入侵可能进行抵抗的情况下，抵抗还是被视为荣誉的问题。6月20日，当茨要求英军司令提出停战的条件，但是，他又不能就停战问题获得达尔朗的同意。这场战斗打了一个月，当茨对英军的推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同时除了达喀尔的那次小冲突外，这还是法国人第一次同法国人作战。一个月以后，维希才授权当茨同英国人进行谈判。7月12日，宣布停火，7月14日，在阿克签署了近东的停战条款。
达尔朗的政策促使法国失去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但是，维希对它所造成的错误后果尽可能装得若无其事。当茨和从叙利亚遣回的部队在马赛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个将军被授与高级军官的荣誉勋位。“我们是把您作为一位凯旋的将军来欢迎的，”洛尔将军如此说，“因为您保全荣誉。”反对自由法国和反对英国的宣传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哈瓦斯通讯社向法国所有的报纸发出这样一条大字标题：“戴高乐分子正图谋从法国盗走叙利亚，把它送给英国。”贾德鲁被斥责为英国雇用兵和卖国贼。当茨在对他的军官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宣称：“至于英国人，你们再次看出他们是我们传统的敌人，他们一心只想使法国在取得和平后没有海军，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传统。”
叙对亚的事态比印度支那那样遥远的殖民地的事态对法国舆论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就法国政府的政策以及战略意义来说，最最重要的法国海外领土无疑还是法属北非。那里，虽然魏刚的权力由于合作分子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的对抗和诺盖的竞争而受到限制，但是，他从1940年10月以后似乎还是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王国。德国人对他这个王国极为疑忌，而达尔朗则颇为嫉妒。魏刚在可能的那种狭小的范围内致力于加强他所指挥的法国军队。他鼓励建立秘密的石油和武器库，阻止将钴和铜之类战略物资输往德国。他这种缺乏合作的态度使他同停战委员会经常发生冲突，但是，他并不打算冒险同德国公开决裂。对于贾德鲁的接触，他作了不承担义务的答复；他表明了他个人对戴高乐的敌意，并且对英国人的殷勤不予理睬，虽然美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容易使他动心的。
维希在政策上支持魏刚，成功地使北非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卷入战争。从军事观点上揣测这种政策的利弊，或者揣测另一种政策可能获得的成果，就象上文所谈的那样，都必然反映出事后聪明的想法，而不是反映当时发生作用的种种考虑和动机。不应忘记的是，贝当和魏刚最初的目的是要使法国逃脱这场风暴。他们接下来所操心的是，如何从这次沉船之难中救出可能救出的一切，而又不冒重新被吸引到险些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的波涛中去的风险。德国人可能把法属摩洛哥送给西班牙以换取它的协助来入侵北非，这一危险沉重地压在维希政府的心头。维希在北非可以使用的手段太有限了，使他们不可能考虑对这样一次军事行动进行任何长期的抵抗。不加抵抗，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还作些让步使德国人深信用和平办法比使用武力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后来，到了也许有可能采取行动的时候，无所作为却已成为习惯了。
德国和意大利当然急于想从法国殖民地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要使轴心国不为它们在利比亚的军队从法属北非榨取一些粮食和其他补给品是不可能的。英国人也同样不可能有效地切断北非与法国本上之间的贸易。据估计，从北非输入的商品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全落进了德国人的手里。
随着意大利人在北非战事的逐渐失利，轴心国更加急于想从法国领土上获得补给品和运输的便利了。达尔朗看到在它们的这种愿望中有利可图，可以借此同德国人达成一项更为积极的谅解。1941年5月11…12日，他和伯努瓦…梅香一同在贝希特斯加登受到希特勒接见，他宣称他本人准备立即站在德国一边，尤其因为他已坚信德国人将获得最后胜利。这次会见之后，他便在巴黎同德国人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谈，结果产生了著名的“五月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的条款，达尔朗象上文指出的那样同意把叙利亚贮存的军需物资让给伊拉克，准许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在叙利亚着陆和加油，并答应德国人可以经由叙利亚的公路和铁路向伊拉克运送物资。关于北非，双方商定，德国人可以利用比塞大港和比塞大…加贝斯铁路为部队运送给养，法国将从法属北非向德国人提供运输及其他补给品，法国政府还将宣布原则上准备允许德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使用达喀尔港。作为对这些重要让步的酬劳，法国人可以在叙利亚和北非与西非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整军备，使他们可以更为有效地保卫他们的殖民地，防止英国人可能发动的进攻。这完全是一项单方面的交易，只有假定达尔朗是觉得必须让德国人知道他能够为他们带来好处，从而增强他个人的地位，这样才解释得通。他还必须设法让法国人知道，他的合作政策将会改善他们的命运，因此他要求释放更多的战俘，削减占领费用，并取消法国东北部的特殊体制。作为报酬，德国人同意把占领费用削减到每天三亿法郎（这一让步并不要德国人花费分文，因为他们已经在法兰西银行中积聚起许多存款单），稍许放宽一点法国两区之间的来往限制，并给予法国重新装备几只鱼雷艇的权利，总的说来，同达尔朗提供的十分重大的利益相比，这些报酬实在少得可怜。
他在5月23日的一次广播中为他同希特勒的谈判辩解，一开头便保证说，德国人并没有要他交出法国的舰队。“谁都知道，”他说（这一点至少是真的），“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也不存在把殖民地送给德国或是对英国宣战的问题，但是，法国必须为它的错误，为过去的懒惰与合法化的混乱，为不负责任的宣战，为从前盟国的过失，为一个“在我们已经无力作战时还要继续作战，后来又只想到逃跑的”政府的过失付出代价。这些话以前已经说过那么多次，以致这时可能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达尔朗在结束时说，法国的前途取决于同希特勒进行的谈判。“法国不得不在生死存亡之间作出选择。元帅和政府选择了生存。”实际上，不问是什么选择，当时都还不曾作出：达尔朗的话说得稍微早了一点。
美国政府听到达尔朗同德国人谈判的消息大吃一惊，连忙象在1940年10月的危机中那样对维希施加了影响。1941年5月15日，警卫人员奉派登上停泊在美国港口的法国船只。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重新提起法国政府所作的关于他们决不会同意同德国进行任何超出停战协定条件范围的合作的保证。总统宣称：“美国人民几乎不能相信，法国现政府竟会参与一项含蓄的或公开的自愿联盟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然将把法国及其殖民帝国，包括法属非洲各殖民地和它们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内，拱手让人，从而对西半球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在维希，李海也在警告贝当，指出他对德国人作出的让步所含的危险。亲德派发表了激烈的评论便证明了他的警告所产生的影响。7月间，《画刊》谴责美国大使是“一种新型的外国独裁者”；12月30日，《新时代》把作为1941年特征的观望主义说成是“战争煽动者李海”的“可悲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
维希政府的其他成员看到达尔朗显然是心甘情愿地要使法国投到德国一边去，几乎也同样感到吃惊。他们把魏刚和布瓦松从非洲召回维希。在6月3日举行的部长会议上，魏刚强有力地施展出他的影响来“粉碎”五月议定书，并且得到布瓦松的支持。在这种压力下，贝当被说服拒绝批准这些议定书，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把德国人想要得到的让步同法国两区之间的界线问题联系起来。德国人当时正准备进攻俄国，并没有打算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更大的压力，因此，五月议定书便成为一纸空文。
使这场谈判未获成功的法国观望主义，也在德国人方面莫名其妙地反映出来，他们也不愿意对维希作出任何重大的让步。甚至在他们需要什么法国的东西，又不准备用武力夺取时，他们也不愿意用钱来购买。也许困难是部分在于他们尚不能决定要用什么政策来同维希打交道最为得当，因为我们发现里宾特洛甫在1941年8月指示阿贝茨，在谈判时应采取缓慢的拖延政策。但是，在有一点上，他们却是绝对的、一贯不变的。他们继续逼迫维希把魏刚从北非撤换掉，阿贝茨早在1940年12月就提出过这项要求。在德国人看来，魏刚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而达尔朗则认为魏刚是他的竞争对手，是他推行政策时的绊脚石。维希的阻力被克服了，魏刚于1941年11月被免职，虽然接替他掌管兵权的朱安将军继续推行他的政策。尽管五月议定书没有搞成功，德国人还是能够从法属北非为他们的部队取得食物供应、卡车和军火，不必为这种种便利而对法国作出任何让步。
总的说来，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达尔朗的殖民地政策到处都证明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它给维希带来的只是损失；它损害了他个人的威信；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甚至对德国人也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在1941…1942年秋冬两季，入侵俄国占去了德国政府的大部分精力，但是到了德国高级领导有时间就法国问题作出新决定时，已不大会对达尔朗有利了。
1941年上半年，法国政局的总的均衡状态出人意外地变动很少。巴黎和维希的政客和报刊，同联盟和军团这两个组织一起，都在遥相厮打，但是，因为双方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区域里，所以不能短兵相接。达尔朗从维希通过他的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