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逶�11月7日顺利地控制了阿尔及尔几个小时，贝当分子却在盟军8日登陆以前恢复了他们的地位。当时，达尔朗因为儿子患了重病，碰巧来到阿尔及尔，鉴于他是当地法国的最高级军官，他的权力比朱安大，而美国人一直是同朱安进行接触的，朱安对法国军队重新参战的想法至少是同情的，这一切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达尔朗对盟军舰队的庞大有了深刻的印象，在11月8日授权朱安仅就阿尔及尔市区同盟军缔结一项停战协定，但是，诺盖却在摩洛哥抵抗盟军的进攻，并逮捕了该地的少数反对者。当吉罗到达现场时，他的名声并没有发挥出原先预期的影响。显然，北非的法国当局和部队仍然忠于贝当，只有奉到他的命令，或是奉到作为他代表的达尔朗的命令，才会停止抵抗。
达尔朗本人显然在等待贝当作出决定。维希发来的官方电报指示他用全部可用的兵力抵抗入侵。11月10日2时30分，他接到贝当的命令：“我早已下令保卫非洲，现在仍维持原令。”然而，在法国当时的情势下，任何官员，甚至最高级的官员，都决不会有把握地认为任何命令就是字面上的那种意思。在德国人开进法国非占领区以前，贝当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是：“我完全信任你，好好地干吧。”这件事还有下文：在关键的时刻，“国王的秘密”应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原来法国人在停战以后，曾将电报密码交给德国人，达尔朗也保留了一份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密码。这份密码为维希的海军部长奥方海军上将知道以后（他以前不知道有这份密码），便提供了一种手段，于同一天（11月10日）4时35分从维希发出了另一份不同的电报：“不要理会在强迫下发出的公文。你可以全权处理一切。”达尔朗回电说：“我完全了解。我很幸运。”必须承认，原电都已经销毁了，这个电文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甚至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应对这份电报负责，不过，有一件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确有这样一份电报从维希发给达尔朗，从而打消了他的疑虑。同一天，他同意全面停火，并以贝当的名义在北非肩负起管理权来而由朱安担任他手下的军事指挥官。
这出来自不名誉中的名誉和来自不忠诚中的忠诚的悲剧至此还没有演完。诺盖在卡萨布兰卡对进攻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美国的一次炮轰使法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1月11日，诺盖奉朱安的命令宣告停火。但是，同一天贝当又发来一份正式电报，任命诺盖为他在北非的唯一代表。幸亏维希不能撇下坏事不管。达尔朗文收到了一份密电，这是贝当最后发来的一个完整的电报。据说电文是这样的：“你必须理解，正因为大家认为你已经成了俘虏，诺盖将军才被任命为元帅的代表的。”诺盖于11月12日到达阿尔及尔，显然对这些密电感到怀疑，他建议北非的法国军队应保持中立。法国人和美国人在阿尔及尔陷入的这场几乎无法解决的纠纷，现在被一位本来就是将军的将军解决了。11月12日傍晚，朱安命令突尼斯的巴雷将军掉转枪口打德国人。阿尔及尔和摩洛哥重新参战了。
这时，突尼斯是一个危险的地点，因为这里发生了反侵入的战斗。总督埃斯特瓦、地面部队司令巴雷和比塞大的舰队司令德里安三人所面对的不是盟军的舰艇和登陆部队，而是德国的飞机。在一周的混乱期间，巴雷设法把大量军用物资转移到可以进行军事防卫的山区去。另一方面，埃斯特瓦和德里安这两个身为海军的人，都认为只有比塞大这一海军基地才值得一战，但是，正当他们迟疑不决时，德国人却行动起来了。11月17日，狂热的合作分子普拉通海军上将从维希到来，随身带有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侵略军的命令，突尼斯的命运便决定了。在这一周里，一直摇摆不定的德里安，这时已决心这样干了。埃斯特瓦则扮演了突尼斯的贝当这一角色。另一方面，巴雷在一支薄弱的部队的掩护下，在山区进入了阵地。11月19日，北非的陆军同德国人交战了。
达尔朗的在场和他对密电的解释使进攻部队与法国军队之间避免了一场大冲突，但是，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同盟军设想的一切全然不同。美国代表罗伯特·D·墨非及其工作人员所搜集的关于法属北非的情报，使美国政府获得了十分错误的印象，以致艾森豪威尔在11月14日致罗斯福的信件中竟会写道：当地的情绪同原先的估计相去不远。根据海军上将坎宁安的判断，达尔朗是唯一可以使这场战斗停止下来的人，同时艾森豪威尔也致函丘吉尔说，达尔朗是“我们所受到的一点一滴实际援助的源泉”。因此，不管盟国多么不信任和不喜欢，他们却不得不把这个海军上将当作政治上必需的人物而接受下来，法属北非的政府主要就是以他的权力为基础的。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在11月15日发表了一项宣言，使武装部队、行政人员，以及军团不再受效忠贝当的誓言的约束。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也是一个只有达尔朗才能有效地采取的步骤。
经过一场混乱的谈判后，他们商定由吉罗任总司令，达尔朗任法属北非高级专员，朱安任法军地面部队司令，诺盖和夏泰尔分别任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总督。使法属西非依附新政权的布瓦松则保持原职；成立了一个帝国委员会，由达尔朗、吉罗、诺盖、布瓦松和贝尔热雷五人组成，后者原来是维希的航空部长。他得到情报，说11月15日盟军将发动进攻，便于11月6日动身来到非洲。
这些几乎全都是参与停战协定的人。因此，同北非的贝当行政官员做成的这笔交易，以及对达尔朗的承认，就在自由法国的人士中激起了怨恨的情绪。这种作法在英国和美国也受到强烈的批评。为它辩解的人说，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的确，要是没有达尔朗，又得对付当地法军的抵抗，这次进攻一定会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战斗。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1942年11月以后法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上去。盟军对北非发动的进攻似乎使维希全然出乎意外。罗斯福曾写信邀请过贝当，劝他参加解放北非的工作。贝当回信说：“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这就是我下的命令。”他给北非的正式电报也指示该地当局镇压一切反叛的企图。贝当另一方面似乎（如同上文所述的）已经用11月10日的密电暗中批准了达尔朗可以不服从这些命令，但是，他又在11月11日把北非的权力移交给了诺盖，而且在12日还签署了军政部一个将领呈给他的一份电报，使突尼斯的部队不再听从达尔朗和诺盖的指挥，并命令他们保卫突尼斯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对于贝当当时采取这些自相矛盾的行动，唯一讲得通的解释是，他那时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影响。他始终毫不犹豫的一点——这一点已经成为他的固定思想——是，他拿定主意不离开法国。对于乔治将军和魏刚等人劝他离开法国到北非去的意见，贝当的回答几乎同他在1940年所说的话一样：“我的责任是同法国人民呆在一起。”因此，不论他暗中能够作些什么，或者能够允许他手下作些什么，他是不能公开同德国人决裂的。
法国本土当然无法支持地中海彼岸发生的事件。只有两件公开反抗的行动：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想发动兵变的企图，他遭到逮捕，被判了十年监禁；法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把该公司的飞机派往北非。赖伐尔大为惊慌，生怕他的政府赖以维持的同德国人达成的不稳定的妥协办法会彻底崩溃，于是一再重申先前的政策，把他不得不献给德国人的东西全献给了他们，力图挽救这种局势。不幸这还不够。11月7日夜间，德国人得到报告说盟军的护航队进入地中海时，曾建议以他们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为基地的空军支援法属北非。次日上午，赖伐尔劝使维希政府向德国请求这种援助。接着又接受了德国人提出的使用突尼斯机场的要求。但是，11月8日，希特勒要求法国对英美宣战。这是会使德国人息怒的唯一一着，也是贝当始终最最不愿意采取的一着。当赖伐尔奉召前往慕尼黑谒见希特勒时，他所能转达的只是对这项要求的拒绝。他可能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而有所收获，但是，德国人却无意谈判了。11月11日，德军侵入了非占领区，同时意大利军队也开进了东南各省。
盟军攻入北非的总的影响是，加强了法国那些主张同德国进行更加全面合作的人的力量。吕歇尔代表巴黎的合作分子宣称：“法国现在同欧洲团结起来了。”他号召法国在反对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资本家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同盟的欧洲阵线中占有它的地位。赖伐尔倒没有走得这么远，不过当他从德国回来时，他对部长会议说，如果他们不竭尽全力抵抗对北非的入侵，德国人就会对法国本上实行报复。他补充说：“你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帝国，但无法重新建立法兰西。”不论有没有法国的援助，德国人在几周之内反正总会重新征服非洲的。诚然，德国的威胁使维希只能在军事联盟或波兰式的命运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但是，德国政府并不认真期待，或者甚至认真希望，法国会“全副武装”地站到他们身旁，这从11月27日的那道命令上便显示出来了。这道命令把法国本土仅存的一支法国兵力，停战协定规定的部队，加以遣散。
这场危机使维希政府重新分裂。在盟军攻入北非以后的人事变动中，最重要的就是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代替奥方出任海军部长。德国人仍旧颇为多余地把魏刚看作抵抗运动的潜在领袖，所以把他送到德国去监禁起来。赖伐尔极力使纳粹分子相信他的忠诚，设法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的确，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使他的地位进一步获得加强。11月17日颁布的第十二号制宪法令就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这项法令，贝当把宪法条例以外的一切法律和法令的颁布权都授给了他。
现在同1940年夏天一样，决定性的问题是集合在土伦的法国舰队的命运。在奥方担任海军部长时，他曾力促贝当下令让舰队驶往北非，以防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是，这个元帅害怕德国人在法国实行报复，又考虑到战俘的问题。达尔朗在美国人的坚持下，曾亲自要求土伦的舰队驶往北非，但是，看来他不大可能会认真看待这项要求，也不大可能指望会有什么结果。从技术上说，也许迟至11月18日这个时候，土伦的舰队仍有可能逃走，但是，它在土伦的司令官拉博德海军上将受着强烈的反英情绪的支配，他的确很想出海，不过如果他非出海不可的话，那就是去进攻英国舰队，而不是加入盟军去同轴心国作战。
如同在1940年一样，希特勒主要担忧的问题之一是，不能让法国舰队落入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企图安抚维希政府，答应不占领土伦，如果法国人保证不对轴心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保卫土伦不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国反叛分子侵占的话。其实这只不过是哄骗法国的海军将领们，让他们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已。11月27日，德国军队向土伦直扑过来。根据德·布里农发表的他从阿贝茨那里获得的情报，这一行动的理由是希特勒收到齐亚诺的紧急报告，说法国舰队即将驶往北非。这是一条典型的玩弄权术的奸计，目的是要使土伦的舰队脱离法国人，从而夺去维希所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使它再也不能企图在德国人面前同意大利争宠了。如果原来的打算是这样，那么它倒是成功的。据阿贝茨说，是凯特尔向希特勒陈述了这一情况后，他才下令进攻土伦的。
这次行动是希特勒多年所抱希望的必然结果，也是在付诸行动的几周前早已精心筹备好了的，所以尽管这篇故事很详尽，其实却不需要用如此复杂的解释来说明。德国人最初的让步是在土伦四周划出一小片自由区。接着便坚持这一地区只应由海军驻防，这就是说只应由大约四千到五千人驻防，这支部队根本不可能确保它的安全。11月27日清晨4时30分，赖伐尔收到希特勒的一封信，宣布要占领土伦。赖伐尔把当时在维希的海军将领们召来开会，过了一会儿，便向土伦发出了这道命令：“应避免发生任何事件，所有以前的命令都完全失效。”这道命令发得如此迅速，以致赖伐尔和海军将领们不可能设想以前发出的破坏命令竟会已经执行了。这道命令是暗示他们知道有过破坏舰队的命令，并且暗示愿意取消这些命令，使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是，已经太迟了。德国人向该港的突击是迅疾的，但还是不够迅疾。两年多来，达尔朗下达的破坏舰队的命令一直被严守机密地保持下来。就在最近的11月8日，奥方还重申过旧令。现在，它们生效了。当法国海军的最后一支大舰队——甚至比德国机械化部队横穿土伦飞驶而来还要快——沉向海底时，一声接一声的爆炸为它引以自豪的舰艇敲着丧钟。
1942年11月是维希——“这个貌似忠厚而心怀奸诈，自由放任又吹毛求疵，外表谦恭但满怀自信的维希……民族革命的维希”——真正的结局。当维希政府把它的海外领土一处接一处地丢失掉时，它在法国国内的势力也一天比一天削弱下去，因为它愈来愈多地、最后几乎是完全依靠占领国过日子了。这并不是说德国人想要直接统治法国。如果维希把传统的法国官员行政体系的残存当作法国人民和占领军之间一种缓冲手段（它无疑正是这样），那么，把继续运转的行政机器保留在法国人手里对德国人说来也是很有好处的。整个大战期间，除阿尔萨斯和洛林外，法国官员一直掌管着全法国的行政工作——不仅在非占领区，也包括占领区，甚至还包括诺尔与加来海峡。这两省为了军事上的目的是划归冯·法尔肯豪森的比利时军区管辖的。德国占领当局并没有取代法国的行政部门，而是与之并存。首脑是军事司令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1942年2月，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由他的更为凶残的亲戚海因里希接任，以便加强日益显得不足的镇压措施。在每一省和每一专区以及较为重要的城镇上部设有德国司令部。维希颁布的所有法律和命令都必须呈请德国人批准。从这一点看来，直到1942年11月为止，两区之间的不同在于，在占领区内，德国军事当局自己直接向法国行政部门发出命令。法国官员在一定程度内，普遍制造障碍，如果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全部都用德国人来替换他们，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最后，德国人的命令只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效。
在占领期间，德国人主要关心的始终是，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勒索占领费，这笔费用在盟军攻入北非后每天从三亿法郎提高到五亿法郎。在较早时期，德国账户上积有大量的余款，到了1941年6月，德国在法兰西银行中的存款到了六百亿法郎。这对法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但是1942年11月以后，德国占领军的开支和在法国设置防御工事的开支大大增加，于是以提高勒索的数目来偿付。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德国人可以要求维希把从前付给意大利的钱都付给他们。1944年7月31日，作为油干灯尽前的最后一次勒索，这笔贡金从每天五亿法郎增加到每天七亿法郎。根据德国军事经济研究室的计算，法国缴纳的占领费用如下：1940年为三百五十一亿八千万法郎；1941年为一千零十七亿四千万法郎；1942年为一千五百七十四亿四千万法郎；1943年为一千九百五十九亿六千万法郎；1944年第一季度为四百五十五亿法郎，总数为五千三百五十八亿二千万法郎。
这笔巨额存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其中有许多都远远超出了实际占领开支的范围。例如，德国人用它去偿付从法国运往德国的原料、粮食，以及其他产品，偿付所取得的法国证券、所购买的名画和其他艺术品，支付召募去德国工作的工人家属的生活费，提供党卫队和德国海关及税务机关的经费，并且偿付德国人在法国的宣传费用。同样地，从事修筑大西洋壁垒的庞大的托特协会也由法国提供经费。
为了防止法国人援用早先德国人的先例，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防御的武器，占领当局借助于法国当局提供的大量补助金，坚持使工资和物价固定下来。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必然是广泛的黑市，德国人自己设有一些专门负责在黑市采购物品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卡纳里斯的代表奥托·布兰德尔掌管的奥托局。由于德国武装部队极端腐败，这个局在1943年4月被撤销。黑市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庇护下继续旺盛，黑市物价的继续上涨使抑低的官价显得毫无效用。不论这些数字是否可信，官方公布的物价上涨率在1939…1940年为百分之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