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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地问题的要求的那天（2月8日）下午，斯大林同罗斯福谈起了这些事项，并且立即同意了美国人的所有要求，只有在堪察加半岛建立空军基地的要求除外，因为斯大林声称，在堪察加半岛有日本领事，要使行动保密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作出的保证似乎清除了俄美军事合作的障碍，但是象以前的情况那样，那些负责执行协议的美国人发现，俄国人作出的保证一再拖延，使他们寸步难行。因此美国人始终没有使用原已答应给他们的布达佩斯附近的机场，直到最后美国飞机也没有在远东从苏联的基地上起飞过。
不过这些基本上都是小问题。罗斯福到雅尔塔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最后牢靠地把斯大林在德黑兰作出的诺言确定一下，即在欧洲胜利以后，一俟他能够集结起军队来，立刻就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加入对日作战的规模和时间的细节，在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没有解决的是对斯大林的参战付什么代价的问题。这位苏联独裁者在10月里已经提到他参战的政治上的先决条件。1944年12月，他对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确切地说明，他在远东想获得的是什么。因此，罗斯福到雅尔塔来时，对于斯大林将要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心里是一清二楚的。我们还可以有把握地说，罗斯福来时肯定是打算接受斯大林的一些主要要求，以便取得俄国人的军事支援的，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使他确信，俄国的军事支援对于缩短对日战争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斯大林参加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以适合罗斯福的想法的。除了千岛群岛外，俄国人并没有要求任何新的东西。他们仅仅要求归还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从沙皇政府手里夺走的旧有的权利和领土。这个要求可以说是完全符合第一次开罗会议后宣布的原则的。当时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庄严地宣布，将迫使日本归还它在过去侵略中得到的一切果实。罗斯福很可能是根据这种见解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果真如此，那末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欣然接受斯大林的要求了。
虽然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困难。在满洲，中国人和俄国人要求归还的旧有权利发生了抵触。斯大林想要重新租借大连港和旅顺港，并重新建立起俄国人对满洲铁路的控制权。他还想要获得维持外蒙古自治地位的一项国际保证。这些事情是不能指望任何一个中国政府乐于接受的。罗斯福希望他能够使斯大林的条件温和一些，比较能合中国人的胃口些。
2月8日，罗斯福同斯大林会商了这个问题。罗斯福表示，他认为接受俄国的其他要求是毫无困难的——即归还萨哈林岛的南部和割让千岛群岛。关于满洲，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蒋介石大概愿意在某种国际委员会管理的形式下，使大连和旅顺成为自由港，并且暗示根据这样的方针达成协议比简单地恢复老沙皇的租借权要好些。总统还表示，他认为俄中联合经营和共有满洲的铁路，比由俄国一手控制要好些。
在此后的两天内，哈里曼和莫洛托夫进行了磋商，起草了一个协定草案。2月10日，罗斯福和斯大林再次会面来审查他们的下级业已完成的工作，并解决尚有争议的各点。主要的困难有二。斯大林坚持苏联需要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因此不能使它成为国际港口。他还想否认蒋介石有任何权力修改或取消他和罗斯福已经达成的协议。罗斯福不愿同意这些要求，但是最后他在旅顺港问题上作了让步。有一点，斯大林也作了让步，同意把下列句子写入协议文本：“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但是这句话的效力被紧接着的下一段话抵消了：“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由于1945年2月10日会晤的结果，罗斯福和斯大林商定了一份规定俄国从日本战败中应该享有的利益的协定文本。第二天，2月11日，这份文本送请丘吉尔过目，并征求他的同意。虽然首相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起草这一文本，他还是决定签署，因此这一文件采取了三方协议的形式。
这项协定的最后定本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丙）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接着就是上文所引的关于征得蒋介石同意的两段话。协定的结尾说：“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之目的。”
在罗斯福战时的所有行为中，这个协定最常受到攻击。当时，他对自己做成的交易感到非常满意。斯大林已经承诺对日作战，这样就帮了美国的忙。他又承诺援助中国国民政府，并承认它对满洲的主权，这样就帮了蒋的忙。不过，罗斯福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他没有同中国人商量就把中国在满洲和外蒙古的主权放弃了。这种行为当然带有大国之间进行的帝国主义交易的气味，这是过去美国人所经常批评的，也是罗斯福本人所常常攻击的。
不过要了解罗斯福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也是容易的。部分原因是不能相信重庆方面会保守秘密，部分则是罗斯福自信他能够取得蒋的欣然同意，因为这毕竟对于中国国民政府还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斯大林和丘吉尔，特别是前者，都不愿意接受蒋介石和中国人作为平等的谈判对手，而中国政府在大战中军事上的失败又大大打消了罗斯福先前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权利和资格的信心。
全部事情严格地保守秘密。海军上将李海是罗斯福的随员中知道协定全文的唯一人员，连美国国务卿这样一位负责的官员也不知道作出了什么决定。2月10日或11日，似乎是斯大林正式向全体会议宣布，在欧洲胜利日后的两到三个月内俄国就加入对日战争。他把刚同罗斯福达成的关于远东政治变动的协定极笼统地讲了个大概。这似乎是这笔交易在雅尔塔会议上最接近于全面透露出来的场合。
在雅尔塔的讨论中，军事问题没有占突出的地位。罗斯福和斯大林的秘密会谈，当然在幕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为会议上的俄美关系定了一大部分调子。在英俄政策之间，就不存在类似的联系。关于欧洲政治前途的辩论，占去了会议的绝大部分注意力，英俄两国政府的对立的意愿变得非常明显。英俄两国在欧洲都有许多利害关系，不能使他们的分歧从属于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考虑，更谈不上从属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各项计划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能够，而且也的确这样做了。因此，在关于欧洲前途的辩论中，总的说来，罗斯福起了相当消极的作用，自然地落到了扮演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
第一个需要作出决议的题目，是盟国对德政策的问题。欧洲谘询委员会经过努力磋商，已经提供了一个占领区行政机构的计划大纲。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2月6日，当雅尔塔会议正在进行时，确定三个占领区的议定书最后获得了批准。议定书规定成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由各国占领军的总司令组成，它还确认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所在地柏林为特区，置于三大盟国的共管之下。
这样，盟国对战败后的德国的政策这个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根除纳粹党、纳粹法律和制度以及根除“军国主义”，是大家都接受的目标。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盟国重申了要根绝这些东西的意图。但是还有其他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上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雅尔塔会议的讨论集中于三点。（1）德国应不应该予以肢解，如果应该，那末，要不要修改欧洲谘询委员会起草的投降条件，以便清楚地把这一点提出来？（2）在占领和管制德国方面，法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3）应该强迫德国负担什么数量和形式的赔偿，总数应该如何在要求赔偿的国家之间分配？
丘吉尔原则上同意肢解德国，但是他要等专家研究以后再作出明确的决定。他还觉得肢解问题不应该写入投降文件。斯大林主张作出决议；但这事后来交给外长们去讨论。外长们开了两次会进行讨论后，同意德国投降条件中应提到肢解问题，并且同意由艾登和在伦敦的俄美两国大使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就应该如何进行肢解制定出一项建议来。
法国参加占领和管制德国的问题，是一件更不易解决的事。英国人急于要把法国拉进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指靠美国的帮助来占领德国，其时间不论多久，都是靠不住的。的确，罗斯福再次说明，大战结束后两年之内，美国军队将从德国撤走。鉴于罗斯福的声明，英国人觉得必须从一开始就让法国参加盟国管制德国的政治机构。有哪个其他国家能够接管美国部队这么快就要撤空的美国部分或全部的占领区呢？罗斯福很愿意在德国西部给法国一个占领区，但是当斯大林反对法国参加盟国委员会时（根据欧洲谘询委员会所接受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有责任决定盟国对德国的全部政策），罗斯福也说，他认为没有理由给予法国和胜利国家同等的地位。
这个问题于是移交给外交部长们讨论。果然，要达成协议是困难的，只是在三国首脑几次密谈以后，才达成最后决议。2月10日，罗斯福向全体会议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主张接纳法国成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平等的成员。斯大林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同意”。我们无法设想出导致事态这样转变的那种情况。会议已接近结束。有争论的各点正急忙一一作出决议，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和罗斯福的几个专家顾问的论点终于取得了胜利。
赔款是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俄国人来开会时，带有一项明确的建议。他们想把德国赔款的总数定为二百亿美元，他们自己要求得到总数的一半。他们建议，在战争结束的两年之内，一百亿美元的赔款应以可动资本的形式——如机器，铁路车辆等——拿走。其余半数想从德国战后的各项生产中，在十年的时期内拿走。苏联计划的用意是要使德国重工业的主要工厂减少百分之八十。德国国内剩余的重工业和对军工生产有用的辅助工业全将“国际化”，也就是置于盟国理事会的管理之下。
俄国人的建议没有五个月前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接受的摩根索计划那么严厉。俄国人并没有想把德国的重工业全部毁掉，而是保留百分之二十继续生产，也没有说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和牧畜业的国家。因此，他们也许觉得提出二百亿美元这个数字的赔款是适度的，非常合理的。当英国人争辩说这个数字太大时，他们当然感到愤慨了。
但是自从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后，英国和美国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丘吉尔，已开始考虑到，假如盟国把一笔沉重的赔款强加给一个一贫如洗、心烦意乱的国家，那末它对德国社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经济上的苦难和绝望，会不会给革命提供一片肥沃的土壤呢？如果把太重的赔款强加于德国，那末英国和美国，出于人道的考虑，以及由于重建一个稳定的德国政权在政治上对它们的利益，它们会不会甚至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资助德国呢？丘吉尔头脑里大概已经有了这些想法，因此他要求明智一点，在专家们研究出能期望德国负担多少赔款才算合理之前，不要定出任何要德国赔偿的数字来。他详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赔款问题上的大失败，并且发出警告防止重蹈覆辙。
罗斯福的立场并不十分明确。他宣称，在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不会象二十年代那样贷款给德国。他解释道，不应该过多地把德国的工业拆走而使德国人挨饿，但同时俄国和英国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赔款。就美国来说，罗斯福宣称，他的政府除了没收美国境内的德国财产外，不要从德国获得任何其他的赔款。
在这次初步交换意见以后，三大国同意在莫斯科成立一个赔款委员会，负责研究技术细节，它们要求外交部长们拟定发给该委员会的指令。
这证明是个困难的任务。艾登和他的同僚们会谈时，继续主张对战败的德国采取一项温和的政策，并且提出赔款应如何在遭受纳粹蹂躏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许多次要的问题证明易于互让解决，但是对于是否要确定一个赔款总值这个中心问题，却无法使英国人和俄国人两方面都感到满意。在这点上，斯退丁纽斯个人觉得，俄国人建议总数为二百亿美元并非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他根据罗斯福的指示支持艾登，并且力促在专家研究出结果之前，不应固定金额。
由于外长们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2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第二次又讨论了赔款问题。斯大林代表俄国的要求作了特别强烈的发言，他说如果英国人的本意是认为俄国根本不应该获得赔款的话，现在是公开说出来的时候了。丘吉尔否认有这样的意图，但是他象以前一样，反对在对德国的支付能力进行调查之前就提出任何具体的金额。罗斯福也比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更加公开地表示，他对于要德国付出沉重的赔款是否切实可行也很感怀疑。然而，当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的争执没有迹象能达成协议时，罗斯福决定不顾英国人不同意，接受下俄国人的二百亿美元的数字“作为讨论的基础”。
虽然要求德国赔款的总数问题因此未能取得协议，可是在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却都达成了令人满意的方案。大家商定，在各申请国中分配赔款时，对于在纳粹手中受过的损害和对盟国胜利所作的贡献两方面都应加以考虑。大家还商定，德国赔款应采取三种形式：转移资本，用当时的产品支付，以及强迫劳动，最后一点在国际惯例中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多少有点令人不寒而栗的新办法。
总的来说，这些有关未来盟国对德政策的决议是含糊的，而在赔款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预示了五个月后波茨坦会议的总的形势。可是德国的前途的确是盟国面临的唯一最为重要的问题。当德国还没有被打败时，这个问题可以搁置起来，或者不着边际地说两句掩饰过去。但是现在回顾起来，至少可以看清，雅尔塔会议的主要失败之一，就是三大国对它们将来管理德国的政策未能取得任何真正的意见一致。欧洲谘询委员会建议的机构全都很好，但实际上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除非每一个盟国的高级专员都接到同样的指示。而从雅尔塔进行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期望他们会接到同样的指示是不可能的。
德国问题为什么在雅尔塔处理得这么令人不满意，一个原因就是其他工作过于繁忙。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联合国组织问题上，而波兰问题又占去了长得完全不相称的时间，这两个问题全是2月6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起的。
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方式是第三次全体会议议事日程的第一个项目。这是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陷入困境的主要问题。罗斯福把打开这个僵局看作是他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主要政治目标。美国人草拟了一个折衷方案，他们希望俄国人会接受。这个方案已于1944年12月5日提交斯大林和丘吉尔审阅。当美国人发现斯大林还没有抽出时间熟悉一下这个新建议时，他们大为震惊。
斯退丁纽斯仔细而详尽地说明了美国的方案，力求挽救当时的情况。他把可以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分成两类。某些问题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体一致投票才能通过——这类问题包括接纳会员国和中止会员国权利，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和制止对和平的破坏，调整军备等等。但是还有些其他准司法性的问题，料想也可能被提交安理会——例如，一项国际争端如果长久继续下去是否会威胁和平；安理会是否应要求有关国家自行解决争端，或者采取安理会所建议的和平步骤；某一争端是否应移交国际法院解决；是否应要求某一区域性国家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