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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组成南斯拉夫主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过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另外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德意志人移民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有一些。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分布得最为广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是从十三世纪以来的移民，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三个享有特权的民族之一，保持了高度文明的传统以及精心构成的民族组织；在巴纳特是施瓦本人；在布科维纳，在比萨拉比亚，还有多布罗加，是人数较少的德意志居民群，主要溯源于十九世纪。在保加利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无足轻重。但是在一千多英里以东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是另一个德意志人的社区，建立于凯瑟琳大帝之时，1923年正式成为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它只是在1941年秋天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才被苏维埃政府驱赶到西伯利亚。
德意志人是东欧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而由于他们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联系，变得极其危险，就象所自发源的那个民族一样，他们大都在传统上忠于居住国的政府，经济上先进繁荣，依恋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是听话而有价值的移民。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那场革命先已落到帝国的德意志人身上了。在接管政权的几个月内，纳粹分子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国境以外的所有德国公民吸收入党，要唤起所有德意志少数民族觉悟到是同种的同志，德意志人的成员。一个同种的同志的定义就是德意志后裔和德意志血统的任何人；德意志民族有别于德国，据称有一亿人口；而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已转变成为有独特力量的国际第五纵队。
德国在东欧占有优势的第二项具体资本是基于它的雄厚经济实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一百年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霸主，随着德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就如影随形地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东欧和近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这个概念里，各种经济考虑总是从属于权力考虑。普鲁士各邦关税同盟的原意是促进德意志北部和外部世界的贸易，但是后来就象利斯特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德国为了战争目的实行经济统一的工具，就体现了这种特色。因此，在希特勒时代也没有以经济理由作为德国有权统治东欧的论据。确实，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提供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德国作为它们的农产品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东欧各国对德国并非十分重要。同德国总的贸易相比，德国同东欧的贸易是小额的。德国在东欧努力实施其经济霸权，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目的。
德国要求统治东欧，一百年来主要体现在关于中部欧洲的概念上。这是以奥地利帝国为一方同德意志联邦和帝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说需要在德国领导下统一中欧。利斯特——普鲁士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的倡导者，终于认为德国命定的目标不是向西跨越海洋，而是朝向多瑙河流域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他首先想出了柏林…巴格达铁道的办法。布鲁克是建设劳埃德·的里雅斯提诺公司和的里雅斯特繁荣商业的德国商人，在施瓦岑贝格下面任奥地利商业大臣，他希望把整个奥地利帝国都合并到德意志联邦之内，以便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中欧的主人。俾斯麦击败奥地利，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按1867年的协议转变为奥匈二元帝国，以及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于是一个实验性的中部欧洲成为现实，而凭借的则是德国所获得的凌驾奥匈帝国及其皇帝之上的权力。奥匈协议使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奥地利处于最高地位，使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处于最高地位，同时又使两者最终仰赖于柏林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中欧各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中部欧洲终于完全实现，此外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几年还产生了对它的经典性理论说明。
世界大战证明了奥匈对德国的价值。哈布斯堡王朝对于眼光短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不是对俾斯麦）来说，好象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大联合道路上的障碍物，事实却证明是中部欧洲、德意志世界帝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甚至连最极端的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者也转向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所有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现在有了共同的政纲——要保留奥地利，在德国的基础上重建，并牢固地适应德国体制；它的政策要从属于中欧政策，哈布斯堡的全部遗产都要接管并由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力量来加以巩固。通过中部欧洲，奥地利德意志人既回到了泛德意志思想，又回到了大奥地利思想，此刻两者相互调和了。他们再次看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作为其一部分，他们重新开始了一种对于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他们来说是范围很大的“帝国主义”。
对于纳粹的外交政策，根据上述向东扩张的传统所作的推测很多。在希特勒同波兰签订惊人的协议来开始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就很容易假定，他既然是奥地利人，他的政策一定是哈布斯堡传统，而不是普鲁士传统，又可假定在实现他的公开表明的目标德奥合并之后，他就会恢复历史上向东推进的政策，推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确实，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影响应该是赞成向西北方面扩张，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直到1939年2月，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同波兰缔约，接着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证实了第一个假设。错误在于以为纳粹政策只把它自己限于上述政策中的一项，好象它们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似的。希特勒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他十分轻视他们的反民族政策，就象居留在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对他们一直在深思熟虑的治国术的各种问题根本不了解一样。他的根源是大德意志，但他又成为小德意志的元首，大的包括小的。他的反俄政策直接来自哈布斯堡传统而非霍亨佐伦传统，但他自己用古德意志命运的措辞加以表述，却又先于哈布斯堡和霍亨佐伦。他的外交政策把哈布斯堡传统和普鲁士传统混在一起，同时他又超过了这两种传统，就好象拿破仑的政策超过了波旁王室的扩张传统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远远不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和恢复第二帝国以前的边界；它的最终野心超过了普鲁士祖先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哈布斯堡祖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的主宰地位。旧的中部欧洲观念为生存空间的新理论所改变和吞没了。
这一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和骚乱之中发生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激变。六个世纪之中第一次，在帝国和欧亚大陆的无林大平原之间没有大国阻碍了，而在战争危机达于顶峰的六个月里，德国的统治从索姆河扩张到顿河。这才是希特勒想要恢复的帝国。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意地越过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行动路线来制定一条路线。我们停止了德国向欧洲南部和西部的不断的进军，而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东方的国土。我们最后停止了战前时期的殖民和贸易政策，转而执行未来的领土政策。不过在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应当想到俄国和依附附于它的周边国家。……今天，在欧洲有八千万德意志人。在仅仅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大陆上将居住着二亿五千万德意志人，不是象在另一个大陆上挤在工厂里当苦力，而是土地的耕种者和工人；他们的劳动将是他们生存的共同保证。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执行的。
俄国和普鲁士由于征服波兰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了一百五十年。1914年，俄德之间爆发了自七年战争以来的笫一次战争，波兰问题又一次摆在欧洲政治的最前线。在这个问题的阴影之下，出现了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代人时间里是奥匈帝国的利益所在，现巳成为德国政策的必然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出现的新权力体系确认，越过一条弱小国家组成的地带，德国人回到乌克兰的路是永远畅通的。原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居住在柏林附近的万湖，跟据情况他有时是流亡者，有时是首领权位的觊觎者，乌克兰方案是纳粹的手中存货；罗森贝格在他的外交政策说明中阐述了《我的奋斗》中的广泛言论；而由于接管了政权，乌克兰计划成了德国外交政策中公开承认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随意处置（1939年希特勒在一次著名的轻率讲话中说）乌拉尔山脉的无尽宝藏和乌克兰平原的无垠沃土，而且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开采生产，那德国人民就会在财富之海中游泳。
在希特勒的秘密建设中，需要生存空间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主题而始终强调的。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而且要求把这些思想看成是他的临终遗嘱。一开始，他就陈述这个原则：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空间需要的解决”。他随后检查了扩张的需要能否用自给自足的办法或是用更多地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的办法来抑制。德国在现存的边界以内在原料供应上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自给，而完全不能达到粮食自给。世界经济则由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帝国的形成而已经在瓦解。因此，唯一的补救办法，而在我们看来也许是空中楼阁，在于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寻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形成和民族迁徙的根源。……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粮食情况的安全是主要问题，那么，保证这一安全的必要空间就只能在欧洲去寻求，而不是象自由资本主义观点那样通过剥削殖民地去寻求。这不是增加人口的问题而是获得为农业用的空间。此外，出产原料的区域可以更实用地在欧洲毗邻于帝国的地方去找，而不是到海外去寻，这样获致的解决办法谅必足够一两代人之用。……德国的问题在于，从何处能以最低代价得到最大收获。
他在会上对这问题未予解答，但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本人十一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答案。
征服和肢解俄国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一目标。在机会主义和策略变换的背后，这项目标保持不变。“但泽不是我们活动的目标”，他在1939年5月说，当时但泽危机正在酿成。“这是在东方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粮食供给的问题。”在1939年11月23日的会议上，他又一次说，我们愈益增加的人口要求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目标是在人民的数目和他们生存的空间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把德意志人的人数同可利用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必须得到必要的空间。任何聪明的算计都毫无帮助，只有用剑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不侵犯他国的国家，倾向于从合作中寻求安全，以便维持均势。扩张中的国家则谋求分而治之。对敌人各个击破，对目前要搞的对手加以孤立，避免全面谈判：这些就是一切侵略治国术大师们的原则。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从其主要路线而言，是同俾斯麦、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路线一样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强调外交政策目标的简约性。他攻击议会空谈家，他们把愤慨花费在南蒂罗尔问题而不是放在征服生存空间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停地对五国或十国吼叫，我们就不能集中民族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最凶恶敌人的心脏给予打击。”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一旦纳粹执政，虽然保留了原则，但是其实践却是相反。打击的不是最凶恶的敌人，而是逐步升级，从最弱小和最无害者开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赞同地引用一位萨瓦亲王的经典说法：“我的儿子，米兰人象是朝鲜蓟，必须一片一片地吃掉它。”丘吉尔用了一句话，注定要变得同样著名：“一个接一个，这就是程序，这就是对希特勒帮了如此大忙的简单而阴暗的计划。”
正是在实施近期目标要筛约的原则过程中，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拿破仑的敌人大部分是王朝，希特勒的敌人却是民主国家、选举区和造成舆论的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搞乱，加以麻醉，“愚弄下去”。他对这种政治艺术所作的主要贡献可以称为逐渐增加剂量的规则。他在《我的奋斗》最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对此作了描写，而这一规则的关联性在西方各大国人民之中仅仅是很缓慢地才被认识到。
精明的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勒索永远都是尽可能分阶段进行的。因此就可以预期一个失去所有骨气的民族——自愿屈从于对手威胁的每个民族都是这种情况——在面临任何这些压迫行动时，如果这些行动又是分开实行的，就不会有充分理由重新拿起武器。消极地接受勒索的次数越多，在其他民族看来反抗就越没有道理，如果被征服的民族在经受长期压迫之后最后想要通过反叛来结束压迫的话。而如果这个民族业已长期沉默地忍受苛刻得多的盘剥，那就尤其如此。
希特勒预测和利用的不仅是他的牺牲者的弱点，还有他们的长处，例如，英国政府坚持谋求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坚持到了极端的程度，以致容忍挑衅，实际上丧失立场，也不肯对加速另一次战争负责。1934年流产的奥地利暴动，是错误估计了力量，那是希特勒在1938年以前唯一的引起了对手调动军队来反对的政变。希特勒成就中并非最小的就是他成功地掩饰了这件事，还掩饰了一个月前德国国内的一场屠杀，这是就外国的舆论而言；除此之外，到1939年3月为止的这一时期是一系列完善地逐步取得的胜利，而且每一项胜利都逐一得到西方大国舆论界主流的认可和喝彩——1933年10月14日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1934年1月26日签订波德条约，1935年1月13日举行萨尔公民投票；1935年3月10日宣布德国空军已经重新建成；1935年3月16日宣布恢复实行义务兵役制；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莱茵兰；1939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罗马…柏林轴心；1936年11月18日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1936年11月25日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公约；1938年3月18日同奥地利合并，以及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第一次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一个时期”，希特勒在1939年5月说，“已经很好地加以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指向我们的目标的。”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究竟在哪一点上是其他大国应当协同加以抗争的呢？每一事件如就其是非曲直来进行争论，全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的不公正部分予以纠正，或者看作是巩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回溯历史，显然重新武装莱茵兰是分水岭，在那以后事件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不可遏止了。但是在当时，鲍德温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我们只是要保持沉着，保持镇静和继续设法使法国和德国都同我们友好。”
希特勒政治手腕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巧妙地利用时机的艺术。他用来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外交突然行动都照例选择在星期六，这时英国式周末意味着他主要潜在对手的政府机器要采取紧急行动是十分不便的。比起利用他的敌人的社会惯例更为重要的，则是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见。1935年夏季．纳粹分子急切地等待着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战争，盘算着这将为欧洲局势带来骚乱，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使他们得以重新占领莱茵兰。西班牙内战则为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了背景。
由于世界形势政治上的不稳定，发生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求德国武装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1）在任何时候可以应战，以及（2）能够在军事上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的政治机会。
1937年秋季，德国人看出，法国内战或者法英意之间地中海战争的爆发，将造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机会。“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并不理想，”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会议上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战争的继续和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在慕尼黑之后，他已取得了欧洲的独霸权，上面的考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作出了方向的改变。
不过希特勒选择时机不仅是灵巧的机会主义。这最终取决于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实力同变动着的欧洲力量均势的关系的判断。1933年2月20日，他在一次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条重要原则，如果我们想要把另一方彻底粉碎，首先必须把全部权力拿到手。只要一个人权力仍在增长，这个人就不应该发起打击对手的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