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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还是送往美国时，立刻就可清楚地看出，中东补给中心的这两个伙伴之间并非事事顺遂。这些分歧，在1944年和1945年发展到更为激烈的程度，它们并不单纯只限于狭隘的贸易问题，而是发端于对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前途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英国在中东的经济工作人员，在严重危机时刻，已辛辛苦苦地建立起一套管制制度；而在美国大量参与中东补给中心工作以前，危机大体上已经克服。这套管制办法效果斐然，并且还为在本地区实行更有建设性的经济计划和经济协作造成了一个机会，本地区恰好也是迫切需要有这样的行动。这是典型的和传统的英国思想特征，这种思想特征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可以见到，由于短暂的危急时期，使英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控制了国外领土，在危急时期过去后，他们在这些地方的辅佐活动往往还继续保持下来——它要比社会主义更为深刻，社会主义不见得是驻中东人员中间流行的信仰。美国的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是与此相反的。他们把整个中东补给中心的体制看作是一座实行严密控制的大迷宫，无论从那一种有关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美国观点看来，这都是大逆不道。凡英国人认为是天赐良机的，美国人就认为是该死的负担，一有机会就要取消它。这样一种隔阂本来是可以弥合的，尤其是因为中东补给中心的纯粹限制性的职能本已统一划归一方执掌，而建设性的区域性业务也已明确划给另一方掌管；这些区域性业务在许多方面是深合美国人的心意的，而美国官员对此也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然而，1944年，由于美国插手进来竞争，就给作为一个联合机构的中东补给中心敲响了丧钟。此外，日益加剧的美元问题格外使美国人恼火。他们看到中东进口商乞求获准向美国订货，而英国财政部却坚决地告诉他们，匀不出多余的美元，因此应在英镑区订货。美国人眼看着美国的军事装备在中东锈烂，因为英国给了他们一种无法接受的选择：要末接受以英镑支付，要末把这些装备运回美国。仅仅这两个问题就足以使相互关系变得极度紧张，致使一个联合机构维持不下去了。这种紧张关系是在上层。在中东补给中心最后结束之前，无论在开罗和在整个地区的中东补给中心分部，各级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愉快地并肩工作着。一种纯系谘询性的和科学上的联合业务本来也许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但要把这种业务同补给机构结合在一起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补给机构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贸易问题和重大的观点分歧。
从纯粹的英国观点来看，在中东进行的试验，其经验教训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它揭示出，只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今后在科学和经济领域中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有着丰富多彩的发展可能。此外，它还表现出在行政管理技术，特别是在经济管制以及在文教、卫生等重大事业的组织等方面提供建议，这或许同在纯技术方面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第二，它揭示出战前驻中东外交使团在组织上存在的隔阂。确乎需要为其切磋咨商提供更大的便利，仅仅为此目的，常驻大臣和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就具有很大的价值。
第三，它表明有广大范围的工作可以由英国使团的商务秘书来承担。这些经济和商务方面的工作可以合法地进行，对英国和有关的外国政府双方都有莫大的利益，但这些工作不能指望一个负担过重的商务秘书来总揽一切。
最后，它尖锐地提出了为半发达的地区充分调派第一流的科学工作人员的必要性。象中东补给中心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就是因为有少数最优异的人士掌握着发展的政策，也因为可以得到具有高度水平的经济方面的建议。这些人大部分只是由于战争的需要才能罗致到，其中不少是穿军装的。
英国和美国在中东成立的区域性经济机构最初是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但是所取得的经验，既为今后的中东，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十分明显地指明了使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不过，它需要高度的政治才干为这种机构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而且必须为它们配备优秀的官员。
第十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 1942年1…2月
鉴于哈桑·萨卜里政府在战事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合作，英国为报答起见，对埃及给予及时的经济援助。意大利参战后，地中海已被封闭，只有必不可少的护航船队才得通行。意大利在红海所占地位，也使那条海路的通行成了问题。因此，1940年埃及的全部棉花收成可能无法脱手，损失浩大，弥补乏术，对其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并对驻埃英军不断增加的基地设施的安全和有效作用产生不可估量的不利影响。为此，英国政府于1940年8月7日答应按议定价格购买当年的全部棉花收成，亚历山大棉花业认为，考虑到国际情况，这一价格算是公道的，甚至是慷慨的；英国政府还答应，若有亏损，英国将全部承担，若有纯益，则与埃及政府平分，其条件是所得纯益将用于埃及农民的福利事业。埃及各界对于这一协议普遍感到如释重负，不过也有人因为上一季剩下的七万吨余棉不在收购之列而感到失望。然而，英国购买的数量已可满足其正常商业需要的一倍左右，并且估计这批棉花大部分还将存放在亚历山大。
与此同时，埃及政界人士正继续就参战的技术问题进行辩论，不过英国军事当局更感兴趣的，倒可能是在由他们自己作战的时候能够得到埃及行政方面的合作，而且，埃及参战后如果开罗遭到严重袭击，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额外的累赘。英国人曾试探性地建议，既然埃及军队按其政府愿望避免介入战争，英国将购回一部分最近供应给埃及的新装备，以供中东部队使用，那些部队装备不足已到危险地步，现在不得不经由漫长的好望角航线进行补给；虽然据说埃及政府欢迎这一提议，可是军队出于威望的缘故却表示反对。国防大臣于7月17日宣称，政府业已同意军队有必要保留它现有的全部武器装备；军队将继续据有它现有的基地，政府并将从数量和装备上增强其力量。8月21日——到这天为止，亚历山大在空袭中已约有十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埃及众议院一致决定，“如其领土遭到进犯或其军队受到进攻”，埃及应即自卫。9月13日，意军越过埃及边界，《报道报》声称，意军将发现英埃军队并肩作战，并说埃及人深信“他们自己的和英国的＇原文如此＇防御手段是坚不可摧的”；但是，埃及政府几乎同时为其按兵不动立即找到借口，或曰相信英国能够阻挡入侵，或曰意大利的进犯并非真正要进攻埃及，而不过是诈兵之计。
9月19日，意军进抵边界以东五十英里的西迪巴腊尼村后第三天，萨德党领袖、众议院议长艾哈迈德·马希尔在曼苏拉省府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主张埃及人应该同仇敌忾，捍卫独立，驱敌出境。他的这一主张出于民族利己的考虑，这种考虑在战后英埃谈判过程中证明为很有先见之明：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立场＇不参战＇，我们将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战争结束时，我们将何词以对盟国？……“现在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吧！”如果他们回答说：“你们无力履行捍卫你们国家的责任。经验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听任你们成为另一次进攻的牺牲品呢？为了你们本身的利益，我们要留在这里，保护你们。”这不也是言之有理吗？
继而在9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艾哈迈德·马希尔及其萨德党的副手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建议向意大利宣战。当这一建议遭到内阁的所有其他阁员拒绝时，四名萨德党部长辞职。内阁却决定将埃及军队增加五千人，并宣布全国实行全面戒严；首相在接受萨德党人辞职时宣布，在没有明显的好处或必要的情况下，他反对将国家投入战火；假以时日，以待高深莫测的种种秘密意图真相大白，方较稳妥有利。这一政治危机最后确定了埃及不参战的方针。埃及的行政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埃及部队都继续协助盟国的事业，但政界人士对战争的态度则消极如故。他们虽然有时也由于在埃及国土上作战的英军当局的推动，勉强有所行动，但这方面的自觉活动却很罕见。事实上，他们的主要活动仍然停留在惯常的党同伐异和个人争权的水准，犹如一群潜居海底深处的动物，只有当海面上的战争风暴掀起万丈怒涛之时，其我行我素的态度才能有所触动。几位萨德党大臣的辞职使《最后一点钟》周刊恳切陈词，对埃及政局作了一番评论：
自由立宪主义者与华夫脱党基本上一心一德，都坚持要求英国应该保证在战后撤出埃及，承认埃及在苏丹的仅利，并且修改条约条款。人们问道：埃及人为了避免意大利可能的占领而奋起作战，其结果却是维护英国人实际上的占领，那又为什么要作战呢？如果英国人能够对现在提出的要求作出保证，那么意大利自称是为埃及自由而战的口实也就失去了依据，如若继续进军，就证明是蓄意侵略了。
11月14日，众议院新的一届会议开幕，六十五岁的首相在开幕式上宣读国王圣谕时心脏病发作，猝然身亡。次日由侯赛因·西里组成一个同前内阁大同小异的新内阁。侯赛因·西里是位著名的无党派人士，是个土木工程师，曾历任公共事务大臣、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等职。华夫脱党拒绝支持新政府，萨德党则宣布，他们虽然准备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同政府合作，但仍将保持其反对派的立场。
9月16日，意军可能由于补给跟随不上，到达西迪巴腊尼以东后便停止前进。26日，海军上将雷德尔向希特勒进言，他怀疑意大利人是否能够独自占领苏伊士运河，因此敦促德国插手。希特勒先派冯·托马将军往利比亚，就战局提出报告，后于10月4日在勃伦纳山隘同墨索里尼会晤时，又建议在西部沙漠投入一个德国装甲师。然而意大利人不甘在自己的战场上相形见绌。墨索里尼表示，在前进计划第三阶段，即自马特鲁向亚历山大推进以前，他不接受这一建议；可是，墨索里尼并未向西部沙漠进逼，而是认为入侵希腊易如反掌，几乎未经与德国人磋商，便鲁莽从事了。
1940年12月9日开始向意军发动反攻，1941年2月6日攻克班加西，反攻大获全胜，意大利人被逐出了埃及领土，埃及举国上下为之欢欣鼓舞。由于意大利占领的危险突然解除，大批外国军队驻在埃及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也就得到了补偿，对于英国这一功绩的颂扬，也由衷而生，溢于言表。1940年12月15日的《金字塔报》写道，现在没有任何人再能怀疑，英埃条约对埃及的安全乃属必不可少，而埃及为履行其条约义务所作出的牺牲不过是为其获得的利益所应付的代价而已。而况英埃友谊已经由于近来许多事件得到巩固，所有的埃及人都终于认识到，这一条约并不单是些书面文件，而是关系到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不过，当时也有一种倾向，过分夸大埃及对胜利的贡献。《图画》周刊（1940年12月20日）写道，埃及针对意大利以及意大利在埃及的财产和侨民所采取的行动，远远超过了条约规定的法律要求。“但是，埃及所采取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行动是它没有对意大利宣战”，因而保护了作战部队的运输和供应。各部大臣和政府各部门，无不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以满足英军司令部每日每时提出的要求，甚至把这些要求置于埃及人民需要之上，而埃及人民因为懂得“联合防御”符合双方利益，所以甘愿忍受一切。“这是埃及的一次惊人壮举”；一旦认识到现代战争的根本在于准备和补给，认识到“平民军队”和作战军队的同等重要，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埃及人民如此热烈欢呼最近的胜利捷报，这是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有权声称他们也是胜利者，他们也收复了失地，他们也虏获了战俘，他们也进行了战斗并赢得了战斗。”这种“战场内外结合的战略”，是两国外交家和军事领袖的一项杰出成就，应予保持和发扬。
1941年1月10日以后，韦维尔一再收到战时内阁发来的指示：为了从中东抽调尽可能多的陆空军支援希腊人，以防御德国料将从保加利亚发动的进攻，昔兰尼加只能由保护埃及基地侧翼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驻守。韦维尔后来承认说：
在昔兰尼加冒了相当大的危险。……当时我估计：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军可以置之不理，而德军鉴于意大利海军起不了什么作用，也不大可能冒险将大批装甲部队调来非洲。我因此作出安排，仅将少数装甲部队和一个受过部分训练的澳大利亚师留驻昔兰尼加。
我们对希腊承担义务以后，德军增援的黎波里的证据越来越多，他们在增援的同时并对马耳他进攻，阻止从该岛对的黎波里的轰炸，对这种轰炸，我曾寄予很大希望。德国对班加西的空袭，使得补给船只无法利用该港，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鉴于德国装甲部队和飞机抵达的黎波里塔尼亚，”韦维尔被要求对此发表简要意见，他于3月2日复称：“我认为他们（敌人）不会用这样的兵力试图夺回班加西。最后可能使用两个德国师来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样的攻势在夏末之前也未必能够展开。”帝国总参谋长于3月中旬巡视班加西以南的前沿阵地后，曾于18日电告伦敦：韦维尔对防御问题筹措有方；但据说他同时也曾对澳大利亚参谋人员说，“部队看来不久要‘碰得头破血流’。”当轴心国军队在阿盖拉以西的结集已是显而易见的时候，韦维尔于27日向参谋长委员会汇报说，鉴于上文已经提到的困难，目前我在昔兰尼加的兵力薄弱，而又无法获得最感需要的装甲部队的增援。……今后一两个月的情况令人忧虑，但是敌人也有极为困难的问题，我敢断言：敌军人数是大大地夸张的。不过，目前我不敢随意地大胆使用我这支力量单薄的装甲部队。现正采取措施增援昔兰尼加。……我本身的主要困难在于运输。
轴心国军队于3月31日发动进攻，事实上其目标只限于向班加西以南八十英里的阿杰达比亚推进。不过他们的装甲部队、枪炮武器、机动能力和技术效率都大大胜过力量薄弱的英军；且有德国空军逞威，获得全部制空权。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悲惨插曲”，英国装甲部队“由于机械损坏，供应脱节，几乎没有打就全部溃散了”。到4月11日，英军被赶回到埃及边界，托卜鲁克要塞受围。埃及国内一片沮丧，人心惶惶，首相虽一再公告安定人心，也无济于事。股票价格暴跌，大资本家伊斯梅尔·西德基力促内阁向德国声明：埃及是独立的非交战国家，它虽反对损害其领土完整的任何企图和任何侵略，但其行动只不过是履行英埃条约规定的义务而已。据报道，德国外交部曾于4月17日宣布：
德国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到埃及政府的态度，埃及政府现在谋求奉行的政策，旨在使埃及这个国家和民族免受战祸的牵连。德国政府除非必要，无意为埃及的此项政策制造困难。但是，众所周知，哪里有英国军队，我们就必将在哪里予以歼灭，因此，我们也将在埃及这么做。
西部沙漠战线刚刚恢复稳定，伊拉克的政局又因拉希德·阿里的暴动而动荡不安。当伊拉克军队与英国驻军发生火并的时候，埃及首相于5月4日致电拉希德·阿里，吁请他以睿智和谅解平息事端。同时对一些潜在的颠覆性人物采取了防范措施，前任首相阿里·马希尔亦在其中。现任首相要他离开开罗，乡居家中。5月15…16日夜间，曾任阿里政府埃及部队总监的阿齐兹·阿里·米斯里，乘坐一架埃及空军飞机，由两名埃及空军军官驾驶，潜离开罗飞往贝鲁特，但仅飞出十英里，即被空中交通管制当局迫降。机上人员逃脱，但于6月6日在开罗郊区某处被捕。5月19日，教育大臣宣布，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首领、教育部雇员哈桑·班纳已由军方命令遣往上埃及。次日，据宣布，阿里·马希尔内阁的社会事务大臣及其“核心内阁”成员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重任由他创建而曾被两名议员于4月16日谴责为危险组织的国防义勇军的首领。日本公使馆被褫夺发送密码电报和派遣外交信使的权利，电话通话受到检查，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设在亚历山大和苏伊士运河区的领事馆被迫关闭。
6月7日和8日，亚历山大两次遭到空袭，死六百五十多人，市内居民，特别是贫民阶层，仓皇外逃，据估计共达三十万人，几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政府因无适当防备、拆屋救护工作迟缓、难民收容场所安排不足等等而受到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