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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到伊本·沙特的指示后再行继续。会谈恢复以后，优素福·亚辛于11月4日离开开罗前往大马士革，代表国王向新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表示祝贺。舒克里·库阿特利的家族曾有几代担任过沙特驻大马士革的代表。10月21日，由叙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开罗，接待仪式的隆重甚至超过以前的任何代表团。华夫脱党的报刊在强调叙利亚和埃及两国政府观点紧密一致的同时，却又不免力图利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勾心斗角的竞争，至于利用埃米尔阿卜杜拉想建立大叙利亚的野心，就更不用说了。法国人在11月里想镇压黎巴嫩新选出来的民族主义政府的企图，虽然推迟了埃及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接触，却起了把大多数具有政治头脑的黎巴嫩人，甚至许多基督教徒，推向阿拉伯国家一边的作用。1944年1月5日，一个黎巴嫩代表团来到开罗。在离开贝鲁特之前，里亚德·索赫勒总理声称，会谈将根据下述原则进行，即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独立国家，将在其独立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努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1944年2月3日至10日，由宗教事务部大臣侯赛因·基卜西率领的也门代表团在开罗进行了会谈。叙利亚外交部长贾米勒·马丹和努里·赛义德也进行了互访。在此之后，主要就是集中力量来消除黎巴嫩政府的余虑了。3月间，黎巴嫩政府被邀请派遣代表团前往沙特阿拉伯、巴格达和开罗，黎巴嫩议院也对政府加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表示感谢。里亚德·索赫勒抵达巴格达时声称，以前这样的代表团总是到西方去，而今在这个新纪元他们却到东方来了。但是他又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黎巴嫩将保持独立。当黎巴嫩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首都时，这一独立得到了伊本·沙特切合时宜的承认。
当时一直在传说——尽管未见报道——国王法鲁克采取的行动，部分地打消了伊本·沙特对于参加阿拉伯联盟计划所持的保留态度。据说，国王法鲁克曾派遣泛阿拉伯主义者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去参加1943年12月的朝圣，目的在于同沙特阿拉伯的君主讨论这一问题。此后，他于7月上半月巡航红海期间，又在延布亲自会见了伊本·沙特。7月12日，开罗宣布埃及政府已邀请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参加筹备大会。会议日期拟订在斋月之后（这一年的斋月于9月份第三周结束）。但是，没有提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出席会议的问题，尽管努里·赛义德在3月15日曾宣称，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让那些曾经参加过1939年伦敦圆桌会议的巴勒斯坦代表团中还活着的成员出席会议。困难在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己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些松散的党派组织的首领们被派别和个人的嫉妒迷住了心窍，以致在巴勒斯坦没有一个人能赢得所有党派的效忠。
当出席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团于9月25日在亚历山大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没有派代表参加。但到28日第二次会议时，侯赛因·基卜西代表也门来了，虽然他声称由于伊玛目没有授权他作为代表与会，只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第三次大会时，优素福·亚辛率领的沙特代表团也到会了。另一个姗姗来迟的是巴勒斯坦的穆萨·阿拉米，他曾参加过1939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六个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党终于在最后时刻同意派他为代表前来亚历山大。起先，其他代表提出穆萨·阿拉米不得出席正式会议而只可以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参加非正式会议；但结果他以享有充分代表资格的身分出席了正在举行的第三次会议。
10月7日晚上，一项包括会议决议在内的草约发表了。草约建议创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凡愿参加的阿拉伯的独立国家均可参加；其决议仅对那些愿意接受的国家具有约束力；任何成员国均不得奉行不利于联盟或其他成员国政策的对外政策；凡涉及某个成员国并可能导致战争的任何争端，联盟理事会将进行调停，使有关方面达成和解。联盟将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用以促进经济事务、交通、文化事务、国籍和护照问题、社会事务以及公共保健等方面的合作。签字国“一致确认尊重黎巴嫩在现有边界范围内的独立与主权，而且这一独立与主权业已得到各签字国政府的承认”（第四条）。筹备委员会认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权利的任何侵犯，不可能不危及阿拉伯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会议宣称它们对在欧洲遭受苦难的犹太人表示同情，但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同犹太复国主义加以区别；会议责成财经委员会对一项关于阿拉伯政府和人民捐助资金以防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被出售给犹太人的建议进行审查。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代表未经请示君主，无权签署草约。亚历山大会议结束后，纳哈斯立即被免职，在新的联合政府中担任阿拉伯事务大臣的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在那年年底朝圣以后就一直逗留在沙特阿拉伯。1945年1月3日，他向埃及政府报称伊本·沙特已指令其代表签字。也门代表又拖延了若干时日，不过埃及外交大臣终于在2月3日收到伊玛目同意签字的通知。在此期间，政治人物曾继续进行谈判，法鲁克国王访问了伊本·沙特，库阿特利总统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拉克。2月4日，据宣布，埃及外交大臣努克拉希已经邀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大臣（部长）到开罗来为拟议中的联盟起草宪章。2月8日，由努克拉希担任主席并在阿扎姆协助下，他们举行会议。沙特阿拉伯代表一直到第四次会议时才出现，基卜西也未能及时回到埃及。穆萨·阿拉米经其他代表邀请作为巴勒斯坦的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在3月3日第十七次即最后一次会议上签署了宪章草案。筹备委员会在17日举行会议，并在20日自行改成阿拉伯代表大会。22日，除也门以外，所有国家都在公约上签了字，也门代表团迄今尚未到达。
一位对阿拉伯统一的目的表示同情的人写道：
在亚历山大草约发表和阿拉伯联盟成立之间……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外约旦在政府和宪法方面有了变化。由于这些变化，也由于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犹豫，联盟公约尽管总的说来遵循了亚历山大草约规定的路线，但在某些方面这个文件却不如前者强劲有力，而是更加小心翼翼、明确具体地维护着成员国的主权。草约曾规定成员国将逐步放弃主权，而公约却强调保持主权。例如序言中，在陈述“希望加强将阿拉伯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密切关系和无数纽带并切望支持和加强这些纽带”后，加上了“在尊重这些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一语。公约略去了草约中关于“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奉行不利于联盟或其他成员国政策的对外政策”这一条款。公约还略去了草约第三条关于展望将来更进一步统一的内容，而明确规定成员国将在“对各国的组织和环境作应有考虑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最后，公约明确地限制各成员国不得干涉别的成员国政府的体制。而草约根本没有这类条款。
……公约……包括一个特别附件，承认巴勒斯坦在法律上的独立，允许它参加联盟理事会的工作。这一立场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公众的舆论认为联盟如不包括巴勒斯坦在内，那将是不完整的。另一附件就非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参加联盟各委员会工作的问题作了规定，并保证联盟将“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政治手段”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效力。所指的国家显然是在外国统治下的北非国家。
5月10日，叙利亚和黎巴嫩拒绝同法国谈判条约，原因有二：第一，法国提出的条件是它们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它们认为法军登陆的目的是恫吓它们。这就形成了阿拉伯联盟面临的第一个危机。在3月份的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的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于5月21日宣称：“法国的出兵使事态恶化，它并向这两个国家提出了反动的、过时的要求；它的行为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心理状态。”22日，据宣布，召集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的要求已被提出，开会日期最终定为6月4日。那时，在大马士革发生的危机早已到达严重关头，英国施加的压力业已迫使法国人停火并听从英国的命令。英国常驻中东大臣接着解释说：
我们……迫不得已进行了干预，因为叙利亚人认为他们要末屈服于武力，要末请阿拉伯邻国前来援助，而它的邻国也势必会慷慨相助。在那种情况下，中东将会出乱子，中东基地的工作也会陷于混乱。
人们将会意识到，这一声明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效能并未表明任何看法，因而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教训是与它无关的，声明只是提到了阿拉伯国家不可否认的骚扰作用，因为那时英国为远东战争的需要，仍然希望继续使用中东基地。当联盟理事会举行会议时，努克拉希对英国进行干预和结束大马士革的流血表示感激，同时也对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崇高态度”表示谢忱。伊本·沙特的代表，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出身的谢赫·优素福·亚辛，接着作了激烈的发言。经过四次秘密会议，6月7日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说：
联盟理事会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提出的立即从这两个共和国撤出法国军队的要求。当理事会作出这一决定时，它并不认为其他外国军队有可能继续留在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已毫不迟疑地表明了撤出其军队的意向。……阿拉伯联盟决定采取必要措施抵抗法国的侵略。
联盟理事会最后于6月11日休会。据称叙利亚总理曾建议，倘法国拒绝从近东各国撤军，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1。 断绝（或在某些情况下“中止”）外交关系。
2。 暂停用法语广播和教学。
3。 没收法国财产，以赔偿法国的军事行动在近东各国造成的损失。
可是，在这第一次考验中，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利益分歧似乎就显露出来了。据报道，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曾表示愿意出兵援助叙利亚宪兵队，但是埃及拒绝与法国断交，说它不能“驱除法帝国主义而让英帝国主义从中渔利”。几项关于由北非那些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国家要求独立来同法国作难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响应。法国终于同意从近东各国撤军，从而使阿拉伯国家的决议没有遭受进一步的考验，这对阿拉伯联盟来说，或许是幸运的。
英国的政策对阿拉伯联盟的孕育和诞生所起的作用。须待有关的秘密文件披露出来之后方能真相大白。但已有人提到，英国外交大臣曾对阿拉伯国家的愿望表示友好同情。对英国的中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种种意见（不管是从巴黎或莫斯科发出的，还是从散布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那个百口齐吼的女巫洞发出的），则坚决一致地把矛头指向英国驻中东某些官员的出场和所谓活动，其中涉及I·N·克莱顿准将（后为爵士，英国常驻中东大臣的阿拉伯事务顾问，后任英国中东事务局顾问）和沃尔特·斯马特爵士（英国驻开罗大使馆负责东方事务的公使）。在阿拉伯联盟成立以前和成立以来，英国官员，特别是克莱顿，同联盟的大多数领导人有密切而经常的官方联系，这是无可争论的；然而，将克莱顿或英国的一般政策描绘成为联盟之父（如同那些批评者所声称的），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英国的政策，也许只不过对阿拉伯政治家们主动的作为采取了默许态度而已。
第五章 阿拉伯半岛与大战；阿拉伯石油
第一节 战前美国在阿拉伯的活动
阿拉伯半岛的风云人物，在战前十五年期间是国王阿卜德·阿齐兹·伊本·沙特，在战争爆发时也是他。从1936年到1937年间，他同邻国和宿仇伊拉克王国和也门王国签订了“阿拉伯兄弟盟邦条约”，并同科威特和埃及缔结条约解决了久悬未决的分歧，从而终于能为其王国的巩固而举行庆祝。在列强之中，他同英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最初的那项条约，就是英国在1915年同他签订的。那时，他还是内志的埃米尔，却已宣称从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随后通过兼并奥斯曼帝国的哈萨省而同英国在波斯湾的势力范围有了直接接触。他在1925年征服国王侯赛因属下的汉志后，威望陡增，继而又于1927年修改了英国和他的“汉志和内志王国及其属地”的条约关系，后来这一领地名称从国家统一的意义来说，感到有缺陷，因此在1932年9月22日终于把它废弃，改称为沙特阿拉伯。
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商业利益，是以一种奇怪而意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当时，有个名叫H·圣约翰·菲尔比的著名英国穆斯林侨居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国王从他那里听说有个美国慈善家查尔斯·R·克兰正在向也门政府提供援助，于是在1930年和1931年之交的冬季就把这位慈善家邀请前来吉达访问，并向他表示希望在沙特阿拉伯寻找更充沛的水源。为此目的，1931年3月，又聘请了一个名叫K·S·特威切尔的美国工程师前来，其后又在开辟其他有实际可能的财源问题上向他请教。当时，沙特政府几乎完全仰赖于每年朝圣的收入，而在那几年，即使是这一收入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1931年12月，沙特政府请特威切尔在有关寻找水源和在位于波斯湾海岸的哈萨省找到石油的可能性问题上担任顾问，当时在哈萨省对面的巴林岛上，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正在试钻第一口井，并于1943年6月钻出了石油。同月，沙特政府请特威切尔募集美国资本参加这一计划。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终于承接下来，并于1933年5月29日同沙特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取得了在沙特阿拉伯东部一片约三十一万八千平方英里地区为期六十六年的开采特许权。至1936年，达兰半岛上达曼的一口探井钻到了地质上与巴林的油层相当的油层，但是有几口井钻到这一深度的结果却不令人鼓舞。然而，有一口井钻得更深一些，终于在1938年3月涌出了有商业价值的油流。1939年，在达兰北部的腊斯塔努腊建设了一个港口，从油田到港口敷设了一条长三十九英里、口径十英寸的输油管。1939年中东（不包括埃及）石油总产量为一亿一千四百一十万桶（其中沙特阿拉伯为三百九十万桶），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五点五。大战爆发时，有三百多名美国技术人员在沙特阿拉伯油田工作，在吉达的欧美侨民也已达六十名左右，而在十多年前仅不过十至十二名而已。在科威特酋长国，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和美国海湾石油公司以同等股份合伙经营的科威特石油公司也于1934年12月4日取得了开采特许权。1938年2月在那里发现了油层，但直到大战爆发时商业性生产还未开始。
第二节 战前的也门与英国
轴心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素少接触。直到1939年1月底，那个精力充沛的德国驻伊拉克公使弗里茨·格罗巴博士飞抵吉达，并于2月11日以第一任德国驻沙特阿拉伯外交代表的身分递交了国书。6月17日，希特勒接待了伊本·沙特的使者哈利德·阿布勒·瓦利德·卡尔卡尼的回访。此人原系的黎波里塔尼亚反抗意大利人的造反者，后在吉达同一个德国人合伙经商，成了一个德国货品的崇拜者。虽然轴心国的宣传机构试图大肆渲染这次访问的意义，访问并未取得明显的结果。所以，伊本·沙特与英国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发生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暴动事件，伊本·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君主在这方面还发挥了斡旋作用。至于也门的伊玛目叶海亚，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努力使他的中世纪王国尽可能地与世隔绝，既不允许别国外交代表常驻也门，也不愿意派遣代表常驻国外。这位年迈的君主对英国在亚丁保护地的存在满腹狐疑，一腔怨恨；他声称，从十七世纪推翻奥斯曼帝国对也门的第一次占领直到十九世纪这段时间内，他的祖先对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高原和包括亚丁殖民地本身在内的某些沿海地区曾或多或少行使过实际的权力。他因此谋求意大利的支持来同英国势力抗衡，当时在也门可以明显地觉察到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的权势。但是，英国政府在1938年4月16日同法西斯意大利缔结了条约，试图借此消除分歧。条约的第三号附件规定，两国都不采取可能损害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并放弃在这些国家谋求政治性特权地位的任何企图。但是，1934年的英也友好合作条约却将也门和西亚丁保护地的边界问题留待以后考虑；而哈罗德·英格拉姆斯（1937年被任命为第一任英国在东亚丁保护地的常驻顾问）在充满不和的瓦迪哈达拉毛各族集团之间从事调解并取得成效，则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