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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保险的工人人数在1923年以后的任何一年都没有下降到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下。人力情况如此，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确实，英国同意大利、日本、美国或法国不一样，它从未达到过接近于把它的潜在生产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的地步。
德国和俄国的重建工作比上述五个国家都着手得迟一些，这两个国家进行重建的环境也比较复杂。
德国是战败国，不得不付出战争的代价。根据凡尔赛和约，它丧失了约百分之十的战前人口，约百分之十四点六的可耕地区和百分之十的工业生产能力。它丧失了国外的全部资本投资、大部分商船队和大量的铁路车辆、渔船等。但在魏玛共和国这个新的帝国里却既不缺人力，也不缺工业生产能力。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异常惨重的伤亡，由于从割让的领上转移过来一些人口以及由于自然增长而得到弥补，而且德国不同于法国和意大利，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没有遭到物质上的破坏。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政治单位，它的人口和工业实力被某些战胜国尤其是法国视为必须予以遏制的潜在威胁。
德国人口和工业实力这一基本事实（1925年为六千三百二十万居民，而法国是四千万）自停战之日起就支配着法国的对德政策。
负责法国政策的那些人所考虑的德国威胁不在于它当前的长处，而在于它未来的潜力。……德国的野心将来可能被安抚下去。但法国的命运却不能信赖这样一个臆测的方法。确凿无疑的是，就算其他方面都是旗鼓相当，一个不到四千万居民的国家按对等条件是打不过一个工业产量比它自己占有极大优势而且拥有近七千万居民的国家的。法国在上次战争结束时的政策所依据的就是这一条根本真理。
法国人不要含糊的保证，他们要的是有绝对的把握。克雷孟梭想要的“迦太基和平”是一种通过破坏德国业已取得的经济力量来实现法国安全的和平，“通过割去领土及其他措施削减其人口，但主要的是它的经济体制必须摧毁，因为它就是依靠这一体制取得新的实力的，那是一个建立在铁、煤和交通运输上的巨大结构”。暂且引用劳合·乔治过时的见解：法国的政治家们，一心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制订条约中）削弱德国的潜在力量。任何可以想象的和平都会让那个可怕的敌人拥有大大超过法国的人口。……在我所见过的法国政治家中，从没有一个考虑过德国和法国可能成为朋友。
决心抑制德国工业实力，是法国奉行的一项政策，它是由于法国遭受了特别巨大的流血牺牲和破坏而产生的，而在和约的赔偿条款中也有所体现。然而见识广博的对这些条款的批评者当时认为，（1）交纳这样巨额的赔款是行不通的，（2）负担过重，会妨碍德国的恢复，从而也会妨碍欧洲的繁荣，这些观点后来促使对赔偿义务作了相当大的修改。但是，在作出这些改变以前，无论是已缴付的实际数额，抑或是收取赔款的方法，都促使德国货币彻底崩溃，造成持久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只是根据道威斯解决办法——即，正是“因为缺乏迦太基式的和平”——对德国的债务作了修改，德国的工业实力到了1929年才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大大地超过了。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是如何使自己适应于战后的条件的呢？
概括地说，德国的重建任务同其他交战国面临的重建任务相似，它得补偿设备的损耗，库存的亏空和根据停战协定所承受的船只和车辆等等的损失。这些重建方面的要求不仅同消费者的需求发生矛盾，而且同外国的赔偿要求发生矛盾。但要在没有以外国贷款为形式的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满足赔偿要求，就有必要通过税收和储蓄的有秩序的方式，或者通过通货膨胀的无秩序的方式，削减或推迟物质重建和消费。但是只要价格继续上升得比收入快，通货膨胀就只能削减消费。一旦人们开始害怕并预料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抑制消费的手段，其作用会愈来愈小。这种局面实际上在1922年秋和1923年底之间便在德国出现了。
在极度通货膨胀到来之前，德国工业恢复得十分出色。到了1922年底，它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以魏玛共和国区域作为这两个时期局势对比的基础）。资本货物的生产量自1919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钢铁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水泥生产和房屋建筑几乎增加了两倍，而船舶建造增加了两倍以上。专家们提交给道威斯赔偿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德国的港口和运河自1919年以来已大大扩展，铁路网扩大了，电话和电报系统装备了最现代的设备，工业的许多部门由于建立了新的工厂和安装了最新的设备，能够比战前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重建和投资的鼎盛期首先是由政府的花费开始的。到了1921年年中，政府支出确实很高，单是预算赤字就超过了全部岁入。赤字开支导致在一些工程中重新雇佣复员军人，这些工程一部分旨在缓和各种原料的奇缺（如开采新的褐煤、煤和劣质矿藏），一部分为了改善运输和交通系统的混乱状态。许多原料货源不畅，尤其是粮食和消费品的绝对短缺导致了国内价格上涨；价格虽然还算公道，但刺激了生产；不过与此同时，由于这对收入的再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利润的影响，实际消费被保持在低水平，而重建的速度则加快了。在这第一阶段，赔款主要以实物支付，尤其是以煤支付，虽然德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但马克的对外价格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下跌。
第二阶段逐渐引入极度通货膨胀时期，那是由于要求在1921年8月以前缴付第一批巨额现金赔款一事开始的。即使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德国在第二阶段的头几个月里外汇结存也已出现赤字，其速度超过了每年十亿金马克。由于交割了又一笔十亿金马克的赔款，马克的交换价值的贬值在没有相应地增加出口或削减进口的情况下必定是相当大的。除了需要履行这个赔偿责任外，几个月以后，国联行政院又作出瓜分西里西亚的决定，结果是，“在柏林的外汇市场上便出现了其猛烈程度势不可当的一场大恐慌”。在第二阶段中，政府把预算赤字缩小了相当多，以致在通货膨胀中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已不是赤字开支，而是马克交换价值的下跌。这就提高了生活费用，同时出现了要求增加工资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并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确实，自1922年年中以后，政府赤字开支的削减被私人开支的大量增加抵销了。虽然这一年7月暂时停止了用现金支付赔款，但对货币的信用已经严重动摇，普遍抽逃资金投入所谓“实际价值”（Sachwerte）。对于大工业家和投机商来说，“尽可能多借债成了善于经营的准则之一：因为以后是用贬了值的货币去还债的。”受完全反常的刺激支配的大规模的滥用乱花表明了这种将资金抽逃到投入“实际价值”中去的现象。1922年下半年在发生这种抽逃资金的同时，出口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这部分地是因为外国的抵制。外贸额的这种变动直接造成了外汇收支的恶化和马克的继续贬值。
德国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不履行它应以实物交付的赔款，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便占领了鲁尔。这一占领引起了消极抵抗并产生两个后果：由于第一，鲁尔停止了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帝国其余部分的生产的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即因为鲁尔不再交出煤、钢和化学品以及帝国产品不能再在鲁尔销售而减少了活动力）；第二，帝国政府对消极抵抗的资助使预算赤字大大增加，致使“德国货物和劳务总生产”灾难性地下降。极度通货膨胀和马克的全面崩溃就不可避免了。一旦对通货的信心丧失殆尽，外汇市场上的极度膨胀就象国内市场的情况一样，再也限制不了消费，而是实际上刺激了消费。1923年，工业总产量降回到了1919年底的水平，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普遍存在。
1923年11月的两项决定性措施结束了极度通货膨胀并成为新通货稳定化的先导：第一项是稳定税收，第二项是停止消极抵抗。但财政改革和初步的稳定化是伴随着外援而来的，这种外援使德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受到某种外部控制，但它保证了最终的、持久的稳定。如果早一点提供这种援助并且也许还辅之以某种形式的控制——就象根据道威斯解决方案所采取的那样——大概就可以使这个新共和国避免出现一个陷入贫困的、怀有敌意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后果。
道威斯计划作为一个解决赔款问题的临时办法，削减了德国每年的赔偿债务，给了它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便真正恢复过来。正是在1924年至1928年这一时期，私人投资活动——只是在最后三年才有政府投资来补充——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在大约四百亿帝国马克的私人和国家投资总额中，三分之一用于增加被战争和通货膨胀耗尽了的库存，三分之二用于扩大工厂、运输、住房和公用事业，以及用于德国工业生产工艺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业是根据美国模式制订它的技术政策的，这种模式通过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总量并部分地减少雇佣人数。
真正阻碍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既不是人力的短缺，也不是缺少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而是缺乏原料。德国在整个这时期都赚不到所需外汇来支付进口品并用这些钱转而满足赔款要求，当时德国在交割赔款方面是分毫不差的。德国从未达到过它的战前出口量，外汇收支长期存在赤字，所以只能靠向外国借债来维持它内部活动的现有水平。事实上正是靠了净增它的对外债务，德国才为偿还赔款和部分地为扩大工业生产能力并使之现代化筹得资金。颇费揣测的是，德国能否依靠直接限制进口和削减消费以大大减少它的外汇收支赤字。这类措施肯定会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比民主国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到的对外贸更大程度上的控制，而协约国是没有手段强制推行旨在削减消费的财政政策的，除非由一个协约国军政府对这个主权共和国实行绝对控制。象法国人那样说德国在道威斯计划时期净投资额为实际缴付的赔款额的三到五倍，因此有相当大的余地可以叫它负担更多得多的赔款，这样论证是不够的，应当表明的是，没有外国对德国经济生活极其严格的控制如何能把德国的投资或消费削减下去。通过榨取赔款，直到德国的资本不可能有任何增长的地步，这样实现迦太基式的和平，也许“在经济上是可能的”，但要假定：第一，已施行了外国控制，第二，世界的其余部分愿意接受巨额的出口盈余和对它们自己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结构作必要的调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短期内可供德国选择的替代办法将是借助于外国援助把本国的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效能很高的程度，使它最后能够实现真正的出口盈余，从而可以偿还赔款、外债以及外债利息。这便是那些虽然不是全心全意，但却也诚实地支持一项履行条约政策的政府所抱的意图。但在这一点能在实际上得到检验之前，纸糊的房子早就倒塌了。德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到1928年至1929年的时候已比战前强大——是建立在不稳定的金融基础上的。最终破坏了德国金融基础并瓦解了国际支付体系的，不在于赔款方面，不在于协约国之间的债务，而主要是由于某些原因制止了迄今一直资助了它们自己的出口盈余的国家的资本继续外流。
在1920年10月内战结束以前，苏联是不能认真进行重建工作的。战前的苏联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它是强国之中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而且，它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外国进口原料、依靠外国技术人员，而尤其是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的。苏联过分孱弱，是经受不住现代战争的严峻考验的。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匮乏和苦难——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人力损失比美国、联合王国、意大利和法国加在一起的人力损失还大——彻底搞垮了的俄国农业和工业工人接受布尔什维克对政权的篡夺，把它作为向和平迈出的第一步。共产党人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把大地产分给了比较贫苦的农民，平均了农民占有的土地。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内战；而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把全部工业收归国有时，俄国的前统治阶级在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中便接受了外国人的积极援助。这些外国人的物质利益直接受到了威胁，而且从意识形态出发也有理由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深恶痛绝。
大战和内战给俄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外部供应完全断绝，在外国干涉战争的过程中又丧失了对于该国基本的煤、钢和工业生产中心所在地区的控制，苏维埃政府只能靠通货膨胀性的赤字开支来取得对实际资源的控制。但是到了1918…1919年，极度通货膨胀已把货币的购买力降低到几等于零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只好实行强迫征集。以一个把基础建立在对农产品实行征集和由中央对国有化工业、消费者以及武装部队一律实行配给的制度来代替自由市场，这种做法使俄国的经济更加恶化。政府人员里没有经验的人太多、办事效率很低；中央控制紊乱；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整个制度本身就包藏看最终崩溃的胚芽。在这个混乱的内战时期，当对财产的破坏、运输失调和行政混乱成为普遍现象时，人口中恰恰是布尔什维克靠它们支持的那些阶层——工人和小农都日益敌视“新的共产主义奴隶制度”。工业中，每个工人的生产率降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农业中，农民反对强迫征集；他们不只是不拿出农产品，而且更糟的是削减了种植面积。最后结果是，当内战结束，苏维埃政府再度控制了他们的领土时，工业总产量只有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农业土地耕种的只有战前面积的一半，而卢布的价值只有1917年10月时候的百分之一。
重建的任务是巨大的。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重新取得工人和农民的信任。为此目的，列宁在同波兰缔结了和约之后不久便制订了新经济政策。这便是放弃许多内战时期的紧急措施。以向农民的剩余产品课取实物税代替强迫征集。放弃了由中央分配物资的做法——除给重工业分配物资外——而代之以一种社会化企业可以自行签订获取和处置货物和劳务的合同制度。加之，在贸易和手工业中部分地恢复非国有化的私营部门作为社会化工业和私有农民的农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大大地加速了城乡之间正常市场联系的恢复。虽然苏联政府把新经济政策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不过是一种过渡性制度，但它还是一直延续到1928…1929年。
毫无疑问，新经济政策刺激了经济的恢复。但由于缺乏某些原料以及存在其他因素，恢复的速度受到了限制。起初，从农业税所得的收获不及原先实行强迫征集取得的收获。由于借不到外国长期贷款，而税入和自愿储蓄又远远不足以用来购买为重建运输和重工业主要部分所需要的实物资源，苏联政府继续靠印发新货币来为重建工作筹资。的确，直到1924年采用新的稳定的货币为止，货币和物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但和内战时期相比，货币的增加却是超过了物价的上涨，以致货币的实际价值逐渐提高了。随着货币改革的完成，预算中的赤字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用发行新货币弥补赤字的筹资办法遂告停止；实物税改变为可以用货币缴付的收入——财产累进税；税收和来自国家财产和企业的利润——而不是自愿储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经费来源。到了1926…1927年时，重建工作已经完成，而到1928年，工业产量和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已比战前高出三分之一，而农业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但经济情势决不是令人满意的。首先，在整个二十年代，人口一直增长到超过战前水平，而农业总产量则仅仅恢复到战前水平。由于据估计人均粮食消费已达到战前水平，结果是可以用来出口的粮食数量下降，又因没有外国援助，出口情况就决定着苏联能够获得的进口量。因此，1928年的出口额只达到战前的大约百分之四十，这便引起了很大的忧虑。所以，尽管政府通过全面的对外贸易垄断，确实控制了出口品的构成，他们也知道，进口品的短缺对国内工业的进一步迅速发展是一大障碍。但是，如果他们鉴于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而想防止人民依然很低的生活水平逐渐恶化，就需要迅速发展国内工业。其次，除了存在农业人口过剩和人口还要进一步增加的威胁外，由于工业设备不足，工业的失业人数也在增加。虽然在1926年和1928年之间缩短了工时，采取了两班制，工业工厂和设备仍不足以防止苏联工业失业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