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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点：解放时的气氛特别有利于极端的政治主张。首先，物质方面的损失比1918年巨大得多——并不那么突出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非常普遍。所有大港口都被毁坏了。其次，精神上的冲击显然更要大得多：惨败以后接着又遭到胜利者的占领，这对法国来说比对其他受到类似遭遇的国家更加难堪，因为好几个世纪来它是一向列为强国之一的——往往还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三，确有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情况，虽然可能还不普遍，但从个别的一些事实和地区来看，也严重得足以引起广泛的愤恨了。例如，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里，有为数相当可观的一小部分人靠战争和德军的占领而发了财，由于有黑市，他们在过去四年中简直没有感到任何艰苦。而在同一城市内，却有一大批人只能在生命线上勉强挣扎。这种异乎寻常的不平等正是革命所由产生的土壤，而且，要不是共产党人认为妥协更符合他们的计划的话，解放后流传了好几个月的关于即将发生共产党政变的谣言是可能成为事实的。
第二节 解放前的发展趋势
（一）地下法国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各种政治趋势和宪政理论
当人们考虑到，戴高乐在能够实现他那恢复祖国伟大稳定的目标和抱负之前，首先不仅要争取到盟国的承认，而且还必须赢得他自己的同胞们（法国国内的以及在国外的法国人）的认可，人们就不能不对他的个人成就致以更大的敬意。他的流亡奋斗历程，在本文所涉及的这段时期以前的，大部分已在别处另有详细叙述。如果他真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有必要在率领民族解放委员会返回法国本土以后，立即拿出证据来证明他对民主的信仰以及他对恢复民主政体的诚意。早在流亡阿尔及尔期间，就已成立了一个临时协商会议（1943年9月），由一百零二个成员组成，其中二十人是维希政权之前的议会议员，余下的五分之四是法国本土和北非各个抵抗运动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盟国的领袖们对戴高乐是否代表着法国国内足够大的一部分民意，因而是否值得给予承认，是有怀疑的，而这一点同抵抗运动中许多左翼领导人对这位将军是否真心信仰共和主义所抱的怀疑态度不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这些怀疑终于克服了，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同意接受戴高乐的早已被公认了的全面领导地位，至少到法国国土重获自由为止。作为交换，戴高乐也同意尊重抵抗运动关于法国的前途和制度方面的愿望。
在这以后，戴高乐所面临的最困难、最迫切的政策问题是对第三共和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很多法国人现已认识到那个政权的许多缺点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国遭受的大灾难应负的责任。最初，当维希政权正竭力诋毁它之前的历届政府时，戴高乐并非不自然地感觉到他很难在这方面超过它所唱的调子；而且，为了想使他的一切行动看起来具有严格的合法性，他曾于1940年10月在他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保证他要恢复第三共和国宪法。但到了1942年，当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明白表示了他们准备同他合作的条件之后——条件之一是完全屏弃第三共和国——他认识到非放弃这一立场不可，他不得不发表一个新的宣言，象维希政府一样地痛斥第三共和国，并答应在解放以后召开一个制宪会议来制订新宪法。
事实上，戴高乐和抵抗运动都认为第三共和国是不可取的——其理由却完全相反。且撇开当初设计1875年宪法时的真正目的是想为复辟君主制铺平道路的这一事实不谈，这种类似英国式的议会制政府一向同法国人的有历史意义的共和主义理想格格不入，而这些共和主义理想正是抵抗运动所自称代表着的。真正的共和传统是“由议会直接执政”的那种传统，它的典型例子是1792…1795年间革命的国民大会，当时行政和立法两种职能融合在一起，由一院制的议会统一行使，不设总统或内阁，议会所任命的行政委员只是执行议会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戴高乐则被认为是赞成美国式的强调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府的。事实上，在抵抗运动早期，连许多同情左翼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当然除外）也都倾向美国制；但到了1943年，他们已开始后悔自己一时误信邪说，并自我解释说，美国行得通的政治制度不一定也适合于法国。事实上，美国的总统制是建立在一种联邦制结构上面的，这样就自动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赖以建立这种政体的美国的特殊环境，法国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法国，总统滥用职权的机会可能会多些。而且，维希政权不正当地使用强大的行政权的坏榜样也不是没有促退作用的。但尽管如此，在一些由无党派知识分子所控制的抵抗运动团体中，这个想法却仍然保留着，这些知识分子无疑还记得达拉第和其他几个战前总理所发布的那些“起法律作用的行政命令”，并懂得它们的真实含义——就是说，确实需要加强一些行政权，否则连普通的日常行政工作也无法有效进行。这些人还赞成在解放前就拟订好一部现成的宪法；于是由一个综合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体现着他们想法的草案，希望能在解放前为大家所接受。
但1944年初共产党人参加宪法辩论，使想要在这一问题上拟订出一个抵抗运动的联合纲领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因为他们持有一种同其他党派截然相反的见解，坚决认为以往的弊病不是由于立法机关对内阁控制得太多而是太少了。他们举出了战前各届政府常常被赋予“特别权力”的一些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虽然正象刚才所指出的，这些例子恰恰更能证明相反的论点。他们因此要求在解放后尽早召开一个制宪会议，并开始活动，争取人们支持把一个单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作为今后任何宪法的必要条件。假定认为这一情况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久就可能要丢掉自由民主的假面具而暴露出他们的极权主义真面目，那末戴高乐就有责任着重表明他自己忠实于民主，同时要鼓励培植足与抗衡的力量了。因此，他虽然最初曾倾向于用一个广泛的政治大联盟来替代原来的政党制度，但不久就改变了想法，决定鼓励旧政党复活，其部分目的也是为了向人们表明，那种认为他计划用一个类似法西斯式的政权来抵销共产党人的过大影响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就是在这方面，他也面临着困难。在解放前的协商会议里，各旧政党的出席代表人数是根据1939年9月3日那时国民议会下院内各该政党代表人数的比例确定的，虽然旧政党代表总数不超过新协商会议总名额的五分之一，抵抗运动里的人却仍然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在“新法国”代表不了什么人。
的确，抵抗运动中许多不但任政治工作的人员——“左派”除外——责怪戴高乐错误估计了解放前夕的法国形势以及失去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认为1944年时他本来可以大大改造法国而不必流血，并可以通过带头领导革命运动而使共产党失去其立足点。总之，他们觉得他是过高估计了共产党人的影响，动辄把所有一切抵抗运动力量统统看作是危险的共产主义乱民；他们认为，戴高乐的这种看法同事实相差甚远，要是他能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观察一下的话，他自己也会发现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四年来一直在梦想有一个新的法兰西并一直在为之而斗争，在他们看来，戴高乐似乎一心想重建旧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要创立一个更好的新秩序，即使他所提出的一些进步措施——如煤矿、许多银行、广播事业、电力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国有化，以及对战前所实行的飞机制造业和铁路国有化政策的追认等——似乎都不是衷心自发的表现，而只是一种对他所并不同情的社会舆论勉强作出的让步。
产生这种隔阂的根源可能是，虽然戴高乐并不真正具有极权主义的观点，但他却认识不到真正的民主是同政治上的多样性分不开的，政治上的多样性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手中。这样，他自己就不时地试图取消政治上的多样性，建立起一种没有意见分歧的民主。虽然他一度鼓励过旧政党的复活，但到了1947年，当他打出他那个联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旗号时，他又回复到了原来的立场，因为这个联盟虽然主要地是针对共产党的，实际上却旨在取代所有一切政党。
（二）共产党的崛起
人们很可以认为，戴高乐关于共产党威胁的看法，已由后来的事态发展所充分证明，尽管左派分子以及甚至连那些只有点自由思想的人都在竭力贬低这种看法。而且，还应该看到，戴高乐在采取组织他自己的党这样一种极端的步骤之前，曾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作出过真诚努力，想通过一些老办法来达到大家克制的目的。他自己曾力图鼓励组成一个强大的中派集团来掌握左右两派势力之间的平衡，虽然他的一些更不妥协的助手们，如勒内·加比唐等，从一开始就认为左右两派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希望集合起一支强大的反共力量来为这种危险预先作好防范。此外，尽管抵抗运动里面有着各色各样的人，，成分异常庞杂，但事实仍然是，到大战结束时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控制和渗透了该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比该党在全国拥有的支持所真正应得的大得多。如果考虑到共产党在法国最近的那段历史，这一成就越加显得非同小可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共产党遵循着莫斯科那条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共同抵制扩张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法国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撇开意识形态问题，光从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宜得失来看，苏联在当时确是法国人可以指望的唯一重要盟国，因为那时候英国的意向仍然显得非常暖昧，令人痛心疾首。再者，共产党人由于放弃了他们公开从事颠覆的国际性任务而代之以一种表面上是进步的、民族的立场，并同别的改良主义党派一起支持1936年的人民阵线政府，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追随者。由于上述这些理由，国际共产主义方面所提出的这一新的号召在法国就显得特别有力，特别能吸引人，因此，尽管在战前和战后有过暂时的挫折，也有过几次使人恍然大悟的“暴露”，但仍然对法国的命运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使法国成了比它的许多邻国都更有利于共产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这一事态发展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也许是，不但工人阶级，就连中产阶级的一些重要阶层最后也都觉得共产主义很有吸引力。这一趋势实在是同社会上另外一大批人的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相对应的，因为它的根源也在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们对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理论和实践普遍感到幻灭。
可是，在另一方面，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使共产党遭受到了一次突然的打击。在法国就象在其他各国一样，共产党除表示赞成外别无选择余地，虽然党员们都大为愕然，简直觉得无法相信。然后，紧接着这一打击而来的就是战争的爆发和共产党的被明令取缔。但尽管如此，共产党仍完整地保住了它最坚定的核心力量并在地下继续活动，它并没有失去什么重要的党员，虽然它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法军中开了小差，逃往俄国去了。共产党的这种相当凄凉的处境，一直持续到1941年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又一次改变了它的处境时，才告结束。
俄国既遭到了进攻，斯大林就把这次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开始时原是叫做“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当时法国的抵抗运动士气涣散，组织松弛；共产党虽然外表上暂时威望低落，其潜在力量却始终是组织得很好的。现在他们就用惊人的速度和精力抓到了很大一部分抵抗运动的控制权，但并没有公开地拿他们的共产党招牌来炫耀，却组织了一些所谓“无党派”的团体（他们在里边执掌着主要职位），从而建成了一个“民族阵线”，甚至把一些教会人士和政治上的右翼分子也都包罗在内。因为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领导、组织和战斗得都很出色，别的爱国者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挑剔。而且，斯大林于1943年5月24日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一姿态似乎表明——这也正是它的用意所在——没有必要担心苏联将来会干涉其盟国的国际事务。
也是在这同一年的同一个月（1943年5月），成立了全国抵抗委员会（CNR）来协调各个抵抗组织的行动。它的第一任主席让·穆兰（“马克斯”）被德国人逮捕杀害；他的继任者，是一个注定要在国家事务中担当日益重要的角色的人——乔治·皮杜尔。皮杜尔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当然可以证明抵抗运动并不完全是由共产党所控制的；但是共产党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中确实扮演着一种双重的角色。他们一面通过其所控制的那些团体间接地从事活动（表面上他们控制这些团体只是为了组织方面的目的），而另一面又作为全国性运动中一个不同于其他团体的独立单位，保持着他们的特征和独立性，从而保持他们的“灵魂”完整无损，以备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卸去一切伪装而重新以其本来面目出现。
虽然好多人担心在德国人已被赶走、戴高乐的威信尚未确立的这一段混乱期间会发生共产党的政变，但莫斯科显然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或者是对这样一种行动必然要引起军事上的麻烦有顾虑。的确，共产党人开始时是心甘情愿地服从戴高乐的，甚至当戴高乐把他们为了维持解放后法国国内治安而组织起来的爱国民警队解除武装时，他们虽然曾大声表示抗议，却还是俯首听命的。他们在解放以后所追求的目标，看来并不是在准备发动政变，而是宁愿通过合法方式扮演一个共和主义大政党的角色，充当这一悠久而光荣的法国传统的继承人。抱着这个目的，他们使自己的宣传巧妙地适应于社会上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有成效，因而其党员人数从1944年的三十八万五千人发展到1945年的一百万人。共产党甚至愿意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中充当一个小角色，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他作任何直接批评，并大事宣扬它要对法国的经济恢复作出贡献。这一点，它确是特别有条件做到的，因为，凭着它对工人的控制，它可以抑制罢工和劳资纠纷，可以使工人牢记保持高产的责任。于是，又象在大战临近爆发前那段时期中一样，共产党不得不再次在策略上从国际主义者变为民族主义者，从革命派变为宪政派，从不妥协者变为机会主义者。
而且，在莫斯科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不妥协态度还没有严重到令人无法容忍之前，要把苏联的对外政策说成是唯一和平的政策而把所有别的国家的政策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也是相当容易的。同情共产党的人回忆起当初法共在同民主派人士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分子，共同支持1936年民主阵线政府时所表现的姿态，而且相信，在慕尼黑那个时候，苏联方面的类似姿态遭到了法国和英国那些愚蠢而抱有偏见的政客们的无理拒绝，并因此引起了大战的爆发。在更近一些的往事中，他们更念念不忘共产党人在反对德国人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所作出的惊人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实用主义地忘掉了介乎这前后两件事之间的、苏联曾同希特勒缔结过一个条约的那段时期，再不然，他们也许用自己国家的政府和英国政府没有能对苏联表示更多的谅解为词而原谅了苏联的那个行动。的确，如果说“斯大林总是正确的”这一信条对于真正的党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话，那末对于一个喜欢跟着别人跑的同情者来说，这信条也有着不容置疑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省得他自己独立思考。
第三节 戴高乐的独裁统治
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来自法国国外，要指望它和长期来在国内拥有强大势力的抵抗运动部队实现统一整编而无摩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上面已说过，由于盟国和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方面都对他抱有怀疑，戴高乐所扮演的角色特别微妙而且吃力不讨好。可是，尽管处境困难，他仍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他自封的使命，不但当上了解放后极关紧要的最初几个月里的国家元首，而且成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政治中的枢轴和某种意义上的试金石。
1944年6月2日，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四天，上年成立于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使用了“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