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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奥地利与德国脱离关系；
（三）尽快建立奥地利中央行政机构；
（四）为建立自由选举的奥地利政府做好准备；（五）同时为令人满意地进行奥地利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好准备。
第五节 波茨坦会议
影响战后奥地利前途的最后的主要国际决定是1945 年7 月在波茨坦作出的。
5 月底，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去伦敦拜会丘吉尔时，丘吉尔告诉戴维斯，他对苏联单方面在奥地利施展策略表示担心，并于7 月20 日波茨坦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单刀直入地指控俄国人阻挠英美两国人员进入维也纳和迟迟不让西方去占领已经达成协议的地区。事实上，如前所述，四国总司令的代表已经于7 月16 日在维也纳会晤，作出临时安排。因此斯大林能够给予这样的回答：协议现在已经达成，必要的部队调动一两天内即可开始。两天后斯大林在主持会议时宣布，苏联军队现正撤到规定的占领区，英美两国部队正进入各自在施蒂里亚和上奥地利的占领区。实际情况是英国军队于7 月24 日进入格拉茨。7 月24 日至26 日，四方代表在维也纳再一次会晤，签署“参谋长议定书”时，已安排美国军队从多瑙河以北的地区撤让，那个地区根据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协议是划始苏联占领的。这样，四国占领区已最后调整到与已经作出的决议完全相符了。会议后期，丘吉尔为奥地利委员会中英方成员的紧急建议所迫，提出要苏联协助解决不属俄国管制区的维也纳市民的粮食问题，斯大林同意了，因为该市的粮食供应在正常情况下都是来自奥地利东部，即俄占区。
这些问题如此解决之后，下一步是解决赔偿问题。俄国人在雅尔塔已明确表示他们很重视战争赔偿。莫洛托夫现在提出，奥地利的赔款应定为两亿五千万美元，以物资抵付，六年为期。这一建议立即遭到英美两国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不符合莫斯科宣言中盟国要把奥地利当作一个被解放国家对待的诺言。其后，贝尔纳斯指出，不管怎样，奥地利将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一个国家既要接受盟国的援助又要向盟国偿付赔款，这是荒谬的。因此一致同意不向奥地利要求赔偿。8 月1 日，斯大林在回答艾德礼的问题时，确认了这一决定。当时艾德礼是通过战后英国大选继丘吉尔担任首相的。贝尔纳斯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这一协议应写进议定书中。”
事实上，这一协议并未写进议定书。然而，贝尔纳斯说，美国代表至少认为，他们离开波茨坦时已经在豁免奥地利偿付赔款方面取得了成功。8 月23 日，当时的外交部政务次官赫克托·麦克尼尔在下议院证实，英国已采取不要求赔偿的政策，正如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议上所宣布的那样。
但是，赔偿问题虽然表面上解决了，事实上却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现。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临时提出，苏联分得的德国国外资产虽然已经包括德国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平和芬兰的资产，但也应把德国在奥地利东部的资产加上去。据说，杜鲁门只提了几个问题，没有和他的技术顾问磋商就表示同意了，艾德礼和贝文虽然比较犹豫，但也跟着表示同意。这个让步在当时显然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让步。代表们都很清楚，苏联在奥地利东部已经夺取了“战利品”，同意斯大林的要求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罢了。当然，“赔偿”二字并未提及。但实际上这个让步正使斯大林如愿以偿。8 月2 日公布的波茨坦协议关于赔偿部分包括下列两条： （八）苏联政府对于坐落在德国西部各占领区的德国企业以及除下列第（九）段所规定以外的德国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九）英国及美国政府对于坐落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内的德国企业以及德国在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奥地利东部的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涉及奥地利的规定留下了可以随意解释的余地。在以后的岁月里，苏联毫不迟疑地利用这一条来为它在奥地利东部进行掠夺作辩解。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假使了解其真实意图，是决不会这样考虑的。这一问题后来成为讨论对奥条约时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一开始没有把它解决好，在以后十年内对奥地利的经济犹如脖子上挂上了一个磨石，甚至在1955 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之后，奥地利的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是为苏联的利益而抵押掉的。
在波茨坦考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奥地利的重要问题是苏联提议把伦纳政府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会议同意这一问题暂缓解决，等英美部队开进维也纳之后再说，这些部队看来马上就要开进去了。
第六节盟国委员会首次会议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不多几天，第一批西方占领军队就开进维也纳，8 月23 日，英、美、法三国的司令部正式迁至该处。战争已经结束了四个月，盟国对奥委员会可以开始工作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但是一开头就有一个困难要克服。6 月3 日西方代表团第一次进入维也纳时，四国进行了初次接触，关于维也纳的粮食供应问题与苏方当局曾经作过多次讨论。俄国人起初不愿意帮助解决西方管制区居民的粮食问题，尽管居民的粮食一向是由东部奥地利供应的。西方盟国自然不能单从军事物资内承担这一任务。斯大林在波茨坦答应过协助西方管制区，这虽已定为政策，但还需要通过就地正式协商来加以贯彻。由于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巴西执行亲善使命，与苏联副司令热尔托夫将军进行的讨论还未能完成最高一级商谈。克拉克将军回来后，8 月底四国总司令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宫举行了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商定于9 月11日在维也纳正式会谈，但关于维也纳粮食供应的安排仍未最后取得一致。
会议是在苏军司令部帝国旅社举行的，由苏方代表伊凡·科尼耶夫元帅担任主席。其他代表是联合王国中将理查德·麦克里里爵士，美国的马克·W ·克拉克将军和法国的M·E·贝图亚尔上将。他们随带各自的政治顾问：W 、H·B ·麦克（联合王国），J·G ·埃哈特（美国）， 叶·德·基谢列夫（苏联）和L ·德·莫尼科中尉（法国），还有四个副高级专员：T·J·W ·温特顿少将（联合王国），格伦瑟少将（美国），A·S ·热尔托夫将军（苏联）和P·R·P ·谢里埃准将（法国），由他们四人组成执行委员会。
会后，向奥地利人民发布了一份重要声明，宣称盟国委员会从那一天起对奥地利全国性的事务行使最高权力，虽然各总司令据此得在其辖区内行使全权。声明重申以1943 年莫斯科宣言作为盟国政策的基础，并宣布下一项任务是相应地产生一个牢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以便重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为此目的，民主党派可以允许通过报纸、电台和公共集会发表政见，作为通向自由选举的一个主要步骤。这一声明表达了委员会旨在及早统一奥地利和彻底肃清德国影响的意图。
会议作出了其他几项重要决议。粮食争论解决了，答应从9 月23日起，维也纳居民的每天口粮定量从八百卡路里增至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尽快地恢复铁路、公路的交通运输以及电报、电话的畅通；三个正式的民主政党，即人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获准继续自由开展政治活动；还成立了儿个四方委员会来研究并汇报有关复兴的许多紧急问题。
会议的气氛是诚挚愉快的，看不出什么不吉的朕兆。从帝国旅社的窗子里看出去，不可能象从施瓦岑贝格的广场上以后专为盟国对奥委员会开会用的大厦里看出去那样，一眼就见到俄国人所竖立的巨大的红军纪念碑。它以施瓦岑贝格宫为背景，造型是一个苏联士兵，一手擎旗，一手持盾，象征着解放。而维也纳人对苏联士兵却已给予“不出名的强盗”这一称号了。
第三章 占领
第一节 任务的性质
盟国对奥委员会的组织初看起来在许多方面与对德管制委员会有相似之处。驻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于正常情况下每隔十四天开会一次，而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则每隔十天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对盟国委员会的关系与协调委员会对管制委员会的关系也有某些地方相同，虽然执行委员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盟国委员会，而协调委员会则不能代表管制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下面设有许多四人委员会，如同在德国一样，是由若干全国性管理处的主管人组成，在两个委员会中大致上彼此相对应，但也有细微区别，例如在德国，粮食管理处是同经济管理处分开的，而在奥地利，只有一个经济管理处，它的职责之中就包括了粮食和农业。关于占领区，起初总的组织原则也是相同的，即在每个占领区单独设一个军政府司令部，其下属部门均附设于各个全国性机构。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及其下属四人委员会的主席，和在德国一样，郁是按月轮流担任。在取得记录译本的一致和克服语言障碍方面，都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如同在德国一样，只有在政治管理处内，仅用俄语转译或译成俄语，而法语是不用翻译的。
维也纳的组织机构本身也不同于柏林的组织机构。
有一个盟国问军事管制总部——这个名称，在两个城市里都是相同的—
—由维也纳市的四国驻军司令和军政府高级官员组成。但柏林没有共管区，而维也纳的内城则由四国共同管理，从占领一开始，其实际活动突出地表现在由一支国际军事警察来巡逻。巡逻队是乘一辆吉普车的四个军事警察，分别来自四个占领国，各自穿着本国制服。
就人员招募问题来说，盟国对奥委员会也遇到管制委员会所面临的困难，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有些是相似的。开头招募人员比较容易，因为所需人数较少，而申请去做那些在各方面似乎尚合自己志趣的工作者还不乏其人。但由于迫切要求复员和战斗结束时实行各种长期休假制度，这就产生了应募人员能否接得下去的问题。这一点，两处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趋向于想在国内寻找一个和平时期的牢靠工作，这时在物色合适的人员方面，两处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相同的。最后，至少在关于西方政策的调节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延宕和困难，其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问题。拿英国来说，它把奥地利问题和德国问题并在一起处理，建立一个特别的管制局，由当时的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J·B ·海因德来负责。华盛顿和巴黎的安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这样的趋向，即奥地利问题与大得多的德国问题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可能受不到应有的重视。
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容易使一般人把这两个组织机构等量齐观，或者更精确地说，使人们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出发来考虑盟国对奥委员会，正如过去在计划阶段就有过一种趋向，即按德国情况来考虑奥地利本身的问题。其实，相似之处都是表面的。对奥委员会的工作环境是全然不同的，甚至在委员会存在的初期，来自德国的人也就一眼看得出来。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对奥委员会与315 对德管制委员会在规模上不同；第二，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不同。
就数字比例来说，在奥地利要管理的人口总数和德国的人口总数比较，几乎少得可笑——是七百万与七千多万之比。奥地利的总面积是三万二千平方英里，而德国的总面积是十三万八千平方英里。对奥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即使在最多的时候，也从未超过对德管制委员会总人员的零数。
规模既小，再加人口集中于维也纳，这就使得在奥地利建立机构的问题大为简化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虽然决非阻止——发展占领区组织机构而损害集中管制的趋势。盟国对奥委员会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维也纳，各种全国性组织的管理处，都相应地距离不远。以英方为例，十二个处绝大多数就都设在申布龙宫内，或设在宫址一端的前党卫队兵营里；其余都设在希青第十三区的征用房屋里。各处之间的距离，乘车只需五分钟，步行也不超过二十分钟。机构这样地集中于维也纳，又说明了四国总司令从一开始就在维也纳度过较多的时间，而远不是象初期的驻德司令那样通常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各自的占领区内。
维也纳的辖区小于柏林，再加上存在着一个共管区，因而更产生了一种情况，即市内四国管制区的界线并不象在柏林那样划得很严格。四国占领军和奥地利人本身从一个管制区进入另一个管制区从未遭到控制，尽管实际上其他三个占领国的成员为谨慎起见，特别在夜间，并不无限制地进入苏联管制区。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本来住在苏管区的维也纳人，一有可能，就及早采取措施，搬到西方管制区内居住了。把不同的地区划给不同的国家来管制，特别在占领初期，有碍于经济情况恢复正常，这也是事实。有那么一件事记录在卷，1945 年底法国军政府坚持需要一张许可证，使马里亚希尔费尔街一边法管区的货物能够送到那一边的美管区。然而，在这些保留意见得到适当考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从占领一开始，维也纳的统一实质上就保持下来了。
占领区之间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占领初期的几个月内，安全检查也许是造成占领区之间壁垒森严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其占领区成为重要的纳粹分子或战争罪犯的避难所。而且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匮乏也使占领国和奥地利的地区当局不愿意让货物离开其控制范围。如果他们确信这样外流的货物会用于奥地利本国的话，他们也许不至于会过分犹豫。
但不合理的情况是，早期对奥地利的边界，特别是对东部边界的控制，反而不如控制国内占领区界线那样严格。例如，在奥地利南部和东部，有好多星期不能宣布肉食的定量，因为牛羊群都散布在美国和法国的占领区内。其结果是各占领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实际上在发展其单独的经济实体。这种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幅员更广阔的德国，如果说这在德国造成了用难和反常状态的话，那末对一个疆域还抵不上德国一个占领区的国家来说，这简直要导致一种悲惨的荒谬现象了。
规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奥委员会象人们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管制委员会那样，这一点也许已经说得够多了。但这两个委员会之间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差别，是由于前面已提过的第二个因素，即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
德国是被战败的。而奥地利，至少从官方来说，是被解放的。即使奥地利人可以歪曲地说：“我们战败了，还可以活下去；可是让老天爷保佑我们不要再来一次解放吧”，但差别就在于奥地利人从一开始并不被视为要加以管制的过去的敌人，而是被看做要给以帮助的朋友。确实，在占领之初，如果希望无保留地采取这种友好态度，刀是不能兑现的理想。首先，态度之不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四大国间情况之各异。俄国人不管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什么官方意见，就一般士兵而言，很少表现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友谊，而他们带来的那种赠品却被认为莫名其妙，这也许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个人方面，他们被禁止和奥地利人建立密切关系，即使有时不顾禁令，或多或少地和奥地利人建立起正常关系，也很可能突然中断，或有时生硬地宣告结束。法国人在某个时期内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奥地利人和前不久压迫法国的敌人操同样语言。在盟国对奥委员会还没开始行使权力的过渡时期，法国人在其占领区内所遵循的政策并不是严格地始终符合通告牌上的精神的，虽然从德国法占区到奥地利法占区去的旅客总会看到通告牌上写着“这里是友好的国家奥地利”。法国人对本国所遭受的战争破坏满怀惨痛的经历，无怪乎他们在完全控制其占领区后，有那么一个时期对美国要把蒂罗尔的战争工业转变为有利于奥地利经济的和平工业这项政策颠倒过来，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接管。他们无法从本国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无怪乎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国外，从而消耗了供应奥地利居民的本来不足的粮食。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有一段时期不愿意给予奥地利政治党派和报刊以许多自由，不肯贸然停止那种拆除工厂设备运回法国的做法，这也不足为怪。在这种情况下，法方在许多问题上很自然地对苏方的态度比其他西方国家较少地表示不满了。有一个时期在讨论清除纳粹影响时，总是发现法国代表和苏联代表站在同样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