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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的，不大可能把报纸的评论和官方的态度之间的分歧完全都揭示出来，传说给上耳其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不足，报纸上对此一再有过抗议。灌对照之下，西欧诸国拿到的数目就比它大得多，甚至象希腊这样一个（在土耳其心目中）对国内二万名共产党叛乱分子都束手无策的国家，拿到的数目也比土耳其大，而上耳其则是保卫西方自由、抵抗苏联威胁的勇敢前哨，达而国内也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共产主义的问题。经有人主张，同美国的国会和人民打交道，要记住土耳其的一句老活：“不哭的孩子吃不上奶”。
人们发现，美国的军事援助不仅在数量上不够，而且也不包括同苏联可能用以对付土耳其的武器旗鼓相当的那种最新式武器。建碰上这些心理上如何适应的问题。美国顾问们不得不采取极大耐心的体谅态度。在军事部门中间，由于必须教那些将来可以成为指导员的土耳其人（数目有好儿千人）弄懂英文，训练他们掌握新的机械和器材的基本操作知识，情况更是如此。在想要拥有象雷达之类的现代器材一事上，土耳其人表现得永远是那么急不可耐的样子，因为他们把这件事看成不但与他们的名誉地位有关，而且也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象征——虽然他们还没训练出来足够数量的人员去使用这些东西。洲美国人不得不对土耳其政府的最上层施加压力，要求把保守的参谋部的状况来一个大改变。二十五年前费夫齐·查克马克元帅原是阿塔图克建立上耳其共和国时候忠心耿耿的支持者，当时曾代表军队表示全力支持新政权，条件是他作为总参谋长直接向当共和国总统的阿塔图克负责，而不向内阁负责。结果是：直到查克马克引退的1943年，他的工作是不受政府文官的控制和干预的。“参谋部制定的军队预算送到大国民议会纯粹是为了形式上加以通过。二十年来，没有一个议员敢对军队的预算提出任何问题。”然而，在查克马克引退以后，总参谋长总算是对总理负责了。当1949年初议会讨论预算时，“第一次有人对军事问题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这件事搞得政府非常窘，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是权威性的。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援助。。却使土耳其政府感到需要把军队事务集中在一个负责的政府部门里。”
1949年6月，议会因此通过了几项法律。把所有的国防组织部置于国防部长的权力之下，同时建立了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来调配战时的国家资源。该委员会除以总理为主席外，包括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内阁经济各部的部长。“这样，在土耳其的历史上，武装部队第一次才被置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1949年10月，继上述措施而来的是一百多名高级将领强制退休，这就为美国人最近培养出来的年青的技术专家创造了晋升的机会。有个美国通讯记者的报道，范围更广了，也许还带一点乐观的口气，他说：由于自身安全的巩固和对美国友谊的坚定信念，土耳其的新信心正在开花结果，使民主倾向强化了，而这种强化，甚至官方的反对党也承认，已从政治上和公民自由方面给土耳其带来了“新面貌”。
新闻传正在重新修订，以保护报纸刊登批评的合法权利，只要这种批评不犯叛国罪。选举法正在重新起草，以保证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歧视，也确实有所改善。
虽然公民权利方面的这些收获，并不是美国援助土耳其的当前的目的，但却是这种援助的直接结果，因而说没有这种援助，就不会有这些收获，也不为过分。1947年夏，伊诺努总统企图使执政党（共和人民党）同作为反对党的民主党进行和解，或者至少也要缓和一下双方势不两立的局面，但是失败了。
7月，他私下透露了他的意图，想放弃他从阿塔图克继承下来的、既是共和人民党领袖又（看来当然）是国家首脑的那种双重身分的地位，并想今后只当共和国总统，不偏不倚地发挥作用。1947年9月，由于内阁阁员的辞职以及共和人民党的议会党团中形成了一个四十多个议员（其中大部分是年青人）所组成的“进步”集团，保守派总理雷杰普·佩凯尔被迫下台，由外交部长哈桑。萨卡组成了新的政府。萨卡换掉了原佩凯尔内阁中的几个“死硬”分子，起用了进步派的几个年青人物。1948年6月，议会和报纸对某些部长的经济政策的批评，造成了萨卡内阁的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又添了几个原批评政府的人物，使其成员包括了四个四十五岁以下的部长。但是有关国民经济的各部部长却继续被生活费用上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而共和人民党内部“进步派”和死硬的“极端派”之间的纠纷却有增无已，直闹到哈桑”萨卡1949年1月被迫下台为止。
共和人民党副主席塞姆斯丁·居纳尔塔伊组成了从性质上说是进步力量占优势的新内阁，并在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方面提出了保证。可是到了6月，经济部长又辞职了，显然是因为他不能从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为土耳其捞到更大一笔援助而受到了批评。1948年10月的补选，受到了反对党的抵制。作为它的一部分政策，反对党以抵制来抗议，说它受到排斥，在监督选举行动一事中没有占到一个份儿。这次补选的投票率非常低，是对共和人民党政权日益不满（尤其是在城市里）的一个标志。
内吉梅丁·萨达克当《晚报》编辑的时候，原是共和人民党“进步派”中一个批评雷杰普·佩凯尔政府的人物，现在高升，当上了哈桑·萨卡政府的外交部长。当1948年6月30日美国舰队正在访问伊斯坦布尔时，他在一个招待会上宣称，由于土耳其早已“不止是”美国的“盟国”了，所以，如果美国认为法律上是可能的话、土耳其政府愿意通过同盟的形式把这些关系更加正式地和有效地具体化起来。
7月2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加以评论说，美国正在“大力”援助土耳其，而且对它能保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政府一事深感兴趣，但是这样的一个正式同盟则会牵涉到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方面和美国“事实上同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的种种考虑。
在华盛顿的婉言谢绝之后不久，苏联方面就多少带着几分丑态出场了一一开始向上耳其递送秋波。过去有十八个月，苏联没有向驻土耳其大使馆派遣大使，大使馆的事务只由一个代办来主持，直到1948年2月24日亚历山大·拉夫里谢夫才彼任命为驻土大使。美国的一个新闻记者早从这件事上看到了苏联的意图，即想利用土耳其对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规模的不满一事乘虚而入。但是这件事给土耳其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却看不出来。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为庆祝俄国革命周年所举行的招待会上，拉夫里谢夫也许是公然要使土耳其总理为难。根据这次事件的最详尽的记载：快到午夜的时候，他坚持要为哈桑·萨卡的告别再“干一杯”伏特加。然后，一群新闻记者和其他的人就听到他用不大的声音问道：“究竟是准把美国人带到了土耳其的呢？你还记得在阿塔图克时候和你们独立战争时候俄土两国的那种友谊吗？”根据某些记载，他接着又说：“你必须知道，苏联军队一天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坦克就比美国人给你们的坦克多一倍。我们有共同的疆界和共同的利益。为什么你们让陌生人介入到我们中间来呢？”土耳其人有一个“鼓舞人心”的传说：他的这一席话使哈桑·萨卡听了有点冒火，回答说：这个责任是在苏联一方，因为苏联威胁了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可是，有许多评论员则认为，另外还有一种传说倒是似乎可能的，即萨卡对他的这种违反外交惯例的挑拨离间手段没有理睬。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政府对俄国正教教会采取了宽客的政策，为选出新的莫斯科大主教而重新恢复了宗教会议，目的就是以压低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基督教大主教的职权的办法，来提高莫斯科大主教的职权在俄国以外正教教会中的威望。然而，与此同时，冷战似乎也牵连到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本人和他所采取的政策。马克西莫斯五世1946年当选为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时，只有五十一岁，那么年青是很不寻常的。据说，苏联政府当时是支持他的，但是后来由于他要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也对他失望了。至于土耳其政府（这个政府在共和国初期打退希腊人入侵后的年代里，却使这位代表拜占庭希腊精神的大主教的日子很不好过），也对他有所不满，因为他表现得反共不够积极。据说，这种两面夹攻的压力是他1948年害了神经衰弱症的原因——如果这不是一个借口的话——使他非辞职不可。不管怎么说，他的辞职是推迟了。这时，土耳其期刊《米勒特》就对宗教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它不肯把宗教传统抛在一边，并对大主教施加压力促其辞职，那么，它自身也会有嫌疑。1948年10月18日，他终于辞了职。11月1日，由十七个本耳其国内教区的主教组成的宗教会议开始选举马克西莫斯五世的继承人。
土耳其政府支持的候选人是全美大车教阿瑟纳戈拉斯。在过去二大年中，阿瑟纳戈拉斯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作出了一项看来几乎是无法作到的事——拇美洲各国的正教团体都团结起来了”。不过要把他选出来，形式上也有困难，因为土耳其共和国历来要求大主教一职应由土耳其人担任，而网瑟纳戈拉斯则于1938年拿到了美国公民证。不过，他是生在埃皮鲁斯的，而埃皮鲁斯当时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所以，他就合法地拿到了宗教会议的十一张选他的票，而其他六张则是空白的。接着，这位新大主教正式被授予了土耳其的国籍。有的报道说，他曾在华盛顿讲过，这件事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而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保留着美国国籍的。在他离开美国时，他宣称，他确信美国将会“给世界带来它在为维护人类良由的尊严而进行的斗争中听需要的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力量”。遗憾的是他现在正要离开这块“福地”了。不过，他正把“一个希望”带往中东，“这就是“你们这里所享有的四大良由就可能成为世界的四大自由了”。杜鲁门最近再次当选为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将“为一个新的反对暴政的攻势开辟道路”，而且也是“给铁幕后的世界以希望和鼓舞的一次讲话”。杜鲁门总统还特地为他的这次旅行准备了一架由美国空军人员驾驶的飞机。他的就职仪式于1949年1月27日举行，苏联集团的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但是在庆祝他当大主教而举行的首次礼拜仪式上，美国大西洋和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以及美国、英国和希腊的大使都出席了。1949年7月，他也仿照罗马教皇的例子，发布谕令把所有支持共产主义的人都逐出教门。
1948年9月15日，一年前逃出匈牙利以后寄居在美国的前匈牙利总理费伦茨·纳吉拿着一张美国护照到了伊斯坦布尔，表面上是作为一家美国杂志的通讯记者来的。可是上耳其报纸却报道说，他来的目的是想把巴尔干各国逃出来的难民组织到一个共同反共阵线里面。
9月19日，莫斯科电台谴责他说，“在美国特务机关的唆使和怂恿下”，他想煽起铁幕后的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上耳其政府随即也发表了一项公报，说是政府已下令把从事反对别的国家的政治活动的人们都驱逐出境。于是纳吉就悄悄地又溜回到西方去了。1949年4月，《真理报》从一件事里又嗅到了特务活动的臭味。这就是一个退休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传教士和一个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院士这时候分别组织了两个探险队去调查一份报告中所说的情况。该报告说，在一万六千九百英尺高的阿勒山（即传统所说的阿拉拉特山，位于同苏联和波斯相毗邻的土耳其边界上的斜坡处），有一块地方的积雪反常地完全融化了，一个库尔德人发现了“看来是一条船的化石遗物”。那些相信《旧约全书》中句句话都是真实的人们所作的解释是，它只可能是诺亚方舟，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纽约先驱论坛报》描绘这件事所用的词句是“多少有点古怪的探险队”和“这桩明明白白异想大开的勾当”。《真理报》的评论员则疑心——或许不无理由——它是心里怀有特务意图而“手里捧着《圣经》的假面舞会”。筹备中的英国探险队的组织者（将由一个十九岁的荷兰学生陪同），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发给他们到这个战略地区去的护照，最后是屈服了。但是他的那位美国竞争者则比较固执，而且口袋里现钞也多得多。所以尽管国务院加以阻止，E·艾伦·史密斯博士和他四个青年助手还是坐飞机到了土耳其。他们不但消除了土耳其政府的不安，而且后者还派了一个土耳其向导带他到山的斜坡处进行考察。可是不久，他们就从那里筋疲力尽地返回美国去了一只发现了他们从事的工作过于艰巨，他们的身体素质和登山经验不能胜任。
与此同时，在苏土关系史中也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件。当苏联驻安卡拉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被强迫押解回国的时候，据说该官员的穆斯林出身的妻子跑到土耳其政府那里请求避难。1949年5月，苏联大使馆说收到她的一封信，要求从上耳其警察局的“扣押”中“开释”出来，但是土耳其内政部却拒绝把她引渡给苏联大使馆。
5月31日，苏联外交部通知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说，前一天土耳
其的一个外交信使单身搭火车从莫斯科往安卡拉途经外高加索时自杀，死于苏联边境内一百五十英里一个叫做索契地方的医院里。至少可以说，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显然太巧了。上耳其政府对于这个信使的死亡原因所抱的怀疑态度，在授予死者以英雄称号并派遣九名高级将领参加他的葬礼一事中，表现了出来。
1947年12月，属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五千名安卡拉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激烈的示威游行，要求开除三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教师，指控他们搞共产主义活动，并且以同样的罪名从该大学校长那里勒索到一份书面的辞职信，而其罪名显然是以他二十五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作为根据的。当这三个受嫌疑的教师事件提交到大学联席会议上审议时，比较老成持重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代表认为控诉的证据不足，而代表安卡拉大学的少数派则认为他们有罪，据说还企图对他们采取停职的行政措施。在土耳其与保加利亚接壤的边界上，双方都有巡逻队严加防守，但对于在两国之间往来的特务或逃亡者来说，仍有可乘之机。1949年6月，土耳其政府加重了对颠覆活动的刑事处分。另一方面，土耳其反共编辑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发动了一个运动，要求重新审查著名诗人纳津·希克梅特的案件。据说，希克梅特承认是共产党人，他的著作败坏了武装部队的士气，因而在1937年被判处二十八年徒刑。他的判决不但明显过重，而且对于判决所根据的那项法律是否有效一事，有人也表示了种种怀疑。在经过十九天的绝食而他的支持者又同反共学生发动了一场严重冲突之后，他受到了特赦，于1950年7月15日获释。然后于1951年6月，他逃往苏联。
1949年初，西方为缔结北大西洋公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土耳其和希腊政府作为美国军事援助的受援国，自然对此发生兴趣。
2月，土耳其外交部长内吉梅丁·萨达克在动身前往伦敦和巴黎前声称，虽然土耳其参加这个筹划中的地区性的大西洋公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兴趣却在于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地中海安全体系，他还补充一句说，土耳其参加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是由于真诚地希望看到一年多来毒化了中东的阿拉伯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冲突能够解决。希腊外交部长也表示了同样的兴趣；在萨达克与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举行会谈之后，《泰晤士报》在一篇重要文章中用同情的口吻评论说，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希望这个新的公约不至于影响对它们商国的供给和援助，这种希望得到保证的心情是很自然的。然而，北大西洋公约的全文公布时，却把意大利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三个北部省也包括了进去。为此，土耳其执政党的机关报《民族报》于3月26日发表了一篇非常不满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佩亚米·萨法声称：
“由于西方所组织的安全体系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同样也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反倒有了自由和灵活性，得以适应我们邻国的谅解。”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其他地区爆发，土耳其是可以避免牵涉进去的。美国答应给土耳其的一切，不过是“两个星期的抵抗”，继之而来的则是“被占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