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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笔记本上写下相关的细节相反，我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法国维珍”。让人惊讶的是，雅克？克讷竟然同意花时间考虑一下。
会议后我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邀请他们到伦敦时来我的游艇上参观。第二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电话，我们在恶鬼号上共进了午餐，我问他是否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承诺将给他完全的自主权，随便他签下自己喜欢的任何法国乐队。我们在一张纸上做了一些初步规划，帕特里克同意实施这个计划，他和他的一位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立了法国维珍。虽然菲利普粗俗不堪，还时不时吸海洛因，但是他有非常好的音乐鉴赏力。帕特里克做生意，而菲利普就和所有的乐队泡在一起。
“你应邀吃饭，想连餐具都想带走？”当帕特里克辞职后，雅克？克讷在电话里指责我。我抱歉把帕特里克挖走了，但是告诉雅克，帕特里克自己决定创建法国维珍。帕特里克刚离开宝丽金后，我们重新审视规划，发现计算有误：我们忘记把增值税包括在预算中，应用了错误的零售差价，不可救药地高估了唱片在巴黎的销量。但是已经太晚了，帕特里克和菲利普正在为维珍工作，他们第一批签约的乐队中有一个叫“电话”，电话乐队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乐队，后来回顾时，帕特里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他放弃了宝丽金的稳定收入，加
入一家实际上要破产的英国公司。
在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回到法国和谷芒唱片的总经理会面，虽然我们不能达成分销的协议，但是当他开始炫耀谷芒唱片将同法国最著名的流行歌手朱利安？克勒克签约时，我立刻竖起耳朵。我不知道谁是朱利安？克勒克，离席溜进了厕所，在我的手腕上写下“朱利安？克勒克”，然后小心地放下羊毛衫衣袖把字遮住。会谈结束后，我冲到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了个电话： “你听说过朱利安？克勒克吗？”
“当然，”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耀眼的明星。”
“嗯，他现在没有签约，让我们全力把他签下来，明天可以和他吃顿午饭吗？”
第二天吃午饭时，帕特里克和我就在谷芒唱片的眼皮底下，成功说服朱利安？克勒克同维珍签约。虽然两星期内我已经成功使自己的名字在两家法国唱片公司的午餐名单上消失，但是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勒克将为法国维珍和他们自己获取财富。
有了在纽约的肯、在巴黎的帕特里克、在德国的尤铎以及在伦敦我们自己的业务部门，我们宣称维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麻烦是我们没有现金储备，所以任何挫败都可能致命。当我去考茨银行时，穿着鞋子，头发也没有被旋转门夹住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把我视为校园神童，而不是商人，即使看见维珍的销售额达到1千万英镑，他们还是摇头微笑。
“是好的流行音乐，不是吗？”考茨银行经理和蔼地说，“我儿子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我只希望他不要播放这么吵的朋克音乐，我还会一直对他吼叫，让他关掉。”
我试图指出维珍正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有很好的销量，同正规生意一样有稳定和良好的现金流。但是银行家从来不这么看，“你们做得很好，”银行经理说，“但是你们的现金流太差。我们不知道一个月后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存在这令人不快的分析，1978年年底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在英国我们取得年度大捷，有一系列排名前十的专辑，而且唱片店销售很好。但是到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税率大幅升高，我们遇上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年来英国的唱片销量首次下降，我们的连锁店损失了很多钱；肯在纽约触了霉头，花了5万美元促销的维珍首张单曲遭到彻底的失败。很不情愿地，我们决定关闭这个分公司，让肯打道回府。
每件事情看来都有了问题，甚至在家里。1979年11月，琼给我说我们的游艇有下沉的危险。我开启水泵，它不但没有抽水出去，相反开始吸水进来。我们在恶鬼号上涉水而过，努力抢救家具和文件箱。当挽救了所能做的一切后，我们站在索道上同邻居商讨如何把船拖上来。一位邻居移出一个箱子，让人困惑的是里面竟然滚出一个振荡器，它撞上地面，自动开始振动起来，它乱哄哄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了运河中，在水里像鱼雷一样嗡嗡直叫，最后消失在视野中。
“还想干些什么，理查德？”琼讥讽地问。
“没有。你呢？”
“当然没有。”
多年以来那个箱子一直在恶鬼号上，振荡器下沉激起的波纹看起来为70年代画上了一个合适的句号。
1980年我去洛杉矶，设法让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感兴趣。这次旅行是次灾难，我带了一堆样带，但是没有人对任何新东西有兴趣。迈克？奥德菲尔德像以前一样受欢迎——尽管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拼错为“油田”，当然对于维珍这名字更接近事实。但是其他我想授权的乐队，比如“刹车”、“发动机”、“XTC”、“日本”、“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飞翔的蜥蜴”，没有几个投标。
随着维珍的收入日见枯竭，我写出一系列我们能做的挽救，卖掉了弗农院的两所房子；削减了所能想到的每件东西。我在笔记本上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列出了一张表，它引发了绝望的感觉：
1 再抵押庄园；
2关掉游泳池加热器；
3签下日本乐队；
4卖出弗农院的房子；
5问迈克？奥德菲尔德是否允许我们借用他的现金；
6卖掉游艇；
7卖掉我的车；
8出租所有的录音设备；
9尼克把他的股份卖给一家商业银行或者华纳兄弟娱乐公司；
10卖掉“场所”夜总会。
我写信给维珍的全体员工，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立刻缩紧裤带：“好消息是伊恩？吉兰的新唱片直接上了排行榜的第3位，坏消息是它只卖出了7万张，刚到去年排行第三唱片销量的一半。由于我们的管理费用保持不便，所以我们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以上。”
根据尼克计算，维珍将在1980年损失1百万英镑。
“我不能把股份卖给商业银行，”他告诉我，“维珍今年损失1百万，市场份额已经毫无价值。
“但是品牌值多少？”我问。
“维珍？它价值1百万英镑，”他说，“他们认为这个品牌没有任何价值。”
维珍突然陷入严重的麻烦。1980的衰退让我们领略了商海中暴风雨的种种残酷，我们不得不第二次裁员，总共9人，占维珍唱片全世界员工数的1/6。虽然这个比例比当时其他任何公司裁员的比例都少，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尼克、西蒙、肯和我花数小时讨论我们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一个摇滚巨星可以发行一张畅销的唱片，维珍没有可以预见的收入。我们又一次检查了我们的乐队名单，削减了一部分；又不得不放弃大多数我们在牙买加签约的瑞格舞乐队，因为一次军事政变禁止进口所有商品，摧毁了我们的销售。
尼克和西蒙之间越来越紧张，他们争吵维珍应该保留哪只乐队，尼克争辩说维珍应该放弃“人民联盟”乐队，那是一直来自谢菲尔德演奏电子合成乐的年轻乐队。
“除非从我的身上踩过去，”西蒙告诉他。
“但是他们太边缘化了，”尼克分辨道，“我们没钱支撑他们。”
“人民联盟乐队就是我在这做生意的原因，”西蒙一边说一边努力控制怒气。
“你把我在商店省下的钱花光了。”尼克边说边用手指着西蒙的脸。
“瞧这儿，”西蒙举起他的腿，“再也不要把该死的手指在我面前挥来挥去。人民联盟乐队留下！”
我注视着西蒙和尼克为之争斗，明白必须出面干涉。尼克一直是我的主要合作者，最亲密的儿时伙伴，从我们16岁创建《学生》开始一直在一起工作，但是他纠缠于削减和节省花费，诚然我们处于严重麻烦时期。我再次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做些引人注目的事（这也意味着花钱），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麻烦。
尼克和西蒙陷入了一个愤怒的僵局，我在他们之间做出公断，让尼克暴怒的是我支持了西蒙，这成为铁三角关系的转折点，一直以来这种关系运行良好。我觉得西蒙在音乐上的鉴赏力是唯一能够把维珍脱出泥潭的东西，没有西蒙找到的新生代的乐队，我们将深陷泥潭。尼克认为我们想补偿损失反而会损失更多，他回到唱片店决定再去挤出点钱来。
在另一次会议上，我们争论一位新的签约乐手，他是起源乐队的鼓手——1980年9月西蒙准备花6万5千英镑以独奏乐手的身份签下菲尔？柯林斯。西蒙极度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行动，他勇敢地抵抗尼克扔过来的所有怀疑和批评。我们有机会签下菲尔？柯林斯的原因是我们录音棚业务的扩张，除了在庄园，我们在西伦敦也有了座录音棚，叫它“农村人在城里的住宅”，简称“市内住宅”。在市内住宅，我们用石头建造了第二个录音棚，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在墙上挖洞来消除所有的回声，我们用很低的价格把它出租。当菲尔？柯林斯准备录制一些独奏作品时，他没钱使用顶级录音棚，所以他预定了石头墙录音棚来代替。
12。“没有任何征兆，成功会不约而至。”（1980…1982）（1）
1980年，我不仅同尼克分开，还几乎到了和琼分手的危险境地。我疯狂地工作，来使维珍的业务顺利进行，琼越来越感到灰心，不管我多晚回家，电话铃都响个不停，每次星期六早上我们醒来时它又会响。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游艇上没人，琼已经走了，她留下一张字条给我：“我怀孕了，我害怕告诉你，我从家里逃走了。如果你想我，就给罗斯家打电话。”
当我看着这张字条，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改变了，克里斯蒂离开我后，我有无数风流韵事，我喜欢这种变化和自由。自从琼搬进来和我住在一起后，我害怕自己太重视琼，和克里斯蒂的婚姻让我怀疑是否有长久的关系，因此我没有对琼做过同样的承诺。父母也给我压力让我和克里斯蒂和好，即使没有，结婚对象也要是有大学学历、会打网球的女孩，而琼一个条件也没达到。
我记得告诉父母琼已经搬进来和我一起住时，爸妈在湖边钓鱼，一阵沉默，爸爸扔错了钓钩，它落在杂草里面。
“它被扯住了。”他说。
但是当我坐在游艇里拿着琼写的便条，想着我未出生的孩子时，我认识到我真正爱上了她。我已经享受了无数不同的关系，从没有想过后果，我想如果伴侣不强迫的话，许多男人喜欢在生活中没有孩子去四处游荡。我给琼的姐姐罗斯打了电话，冲过去和琼在一起。
琼怀孕6个月后，我在伦敦，琼在苏格兰度假。她在威廉城堡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我直飞苏格兰陪伴她做手术。实际上，她没患阑尾炎，只是有刺痛的卵巢囊肿，但是医生决定顺便割掉她的阑尾。这次手术引起了琼的阵痛，她打了麻药减少痉挛，我们立刻上了救护车设法去因弗内斯苏市找一家更现代化的医院。下雪天穿过苏格兰简直是场噩梦，每一次颠簸都让琼更加痉挛。我们到达时，她痛苦地挣扎，手术的伤痛、痉挛和保不住孩子的绝望交织在一起。
在因弗内斯苏市医院，琼不得不把孩子生下来。因为早产3个月，孩子幸存的机会很小，一个只有4磅重的女婴，按照我克莱尔姑姑的名字给她取名克莱尔。克莱尔难以喂养，医院也没有必需的设备维持她的生命。
虽然克莱尔睁开了她可爱的乳蓝色眼睛，但是4天后就死了。我现在对她的全部记忆就是她的小模样，我们两个不许抱抱或者碰碰她，她短暂的家就是早产儿保育器。她太小了，就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虽然当她睡着时，我们凝视着她的脸，对她的小手和脸上坚毅的表情大为惊异，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当我试图回忆克莱尔时，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我们房间的铁椅刮着亚麻油地毡，还有护士过来告诉我们克莱尔死去的消息时她的面容。
克莱尔活在她自己世界里，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绝望、空虚和爱。虽然她太小了，活的时间也太短，几乎就像从没来过人世间，但是在那个心如刀割的时刻，她让琼和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在最小的尿布衬托下更加纤细的克莱尔脆弱的身体，看见她是如此的美丽，她就是我们的小孩，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个小孩。
克莱尔死后，琼和我决定再要个孩子，让我们高兴的是，一年内琼又怀孕了。
琼又一次早产，这次提早了6星期。那晚我聚会完后，凌晨3点醉醺醺地回到家，立刻呼呼大睡；模糊地感到琼猛拍我的脸，叫嚷她痉挛，我跳下床，驾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了琼，带她去了产科病房。
“看起来挺好。”他们让她安心。
然后他们看着我：“你看来很糟，最好吃些阿斯匹林后上床。”
那天早上一段时间后，我被4个医生叫醒了，他们透过面罩盯着我。 “琼分娩得很顺利，”他们说，“你最好和我们一起来。”
霍莉生下来了，她有6磅重。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难以置信的体验，到最后我甚至比琼更疲惫不堪。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孩子的出生。当然，经过克莱尔的事后，我们最关心的是霍莉活着。
1981年11月里一个寒冷彻骨的早晨，我们驾车回到游艇。琼把霍莉包好放在床上。这个冬天，她们整段时间呆在卧室，而我就在隔壁房间工作。
1981年维珍唱片终于开始赚些钱了。日本乐队方面有了畅销专辑《绅士带走宝丽来》和《锡鼓》，我们一些最近的畅销单曲有XTC乐队的《将军和少校》和《石头中士》、伊恩？Gillan的《麻烦》和《新奥尔良》。“职业艺人”和“刹车”两只乐队也取得了成功。在我的笔记本上纪录的那个月要做的第24件事情是安排和我们的一支新乐队“简单头脑”一起参加苏格兰的一场音乐会。简单头脑乐队的专辑《新黄金梦想》畅销一时。
1981年最好的消息是西蒙对“人民联盟”乐队的预测是准确的，他们最早的两张专辑是试验性的，也建立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当它们的销量在稳定增长时，我们知道有机会。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挑战》，直接冲入前十，然后占据了头把交椅。《挑战》在英国的销量突破了1百万张，全世界的销量则有3百万。最火热的单曲《难道你不想要我吗，宝贝？》被一次又一次的播放，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英里。
维珍的现金现在又恢复良好。无论何时维珍一有钱，我都会象猫一样再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我一直努力扩大集团经营范围，这样我们就不会依赖于很窄的收入来源，但是我怀疑与其说是源于我良好的商业意识，还不如说是出于好奇和不安分。这次我认为自己又看见了一个完美的机会。
伦敦人习惯阅读一份指南杂志《暂停》，了解这座城市里的各种事件。《暂停》非常左倾，伦敦人常开玩笑，读完《暂停》，照他们的建议反其道而行就没错了；米克？贾格尔还曾经评论说，阅读《暂停》的目录部分就像穿过一条警戒线那么艰难。我曾经同《暂停》的老板托尼？埃利奥特就收购这家杂志交涉过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市场上缺乏没有任何政治的纯娱乐指南。
1981年春托尼？埃利奥特同员工发生了争论，导致了大罢工。既然维珍是一家娱乐公司，我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出版我们自己的杂志。
琼和我乡间买了一座叫“磨坊尽头”的房子，那儿离庄园录音棚很近，我们把它当作周末度假地。一个周末我邀请了托尼？埃利奥特来吃午饭，建议在他员工罢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力合作办一份新娱乐杂志。托尼反对这个想法，因此我决定自己出版一份叫《事件》的杂志与之抗衡。
由于《暂停》的员工正在罢工，市场上没有指南杂志。望如果我们能迅速抓住时机出版《事件》，即使《暂停》重新发行，那么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读者群。
知道《事件》正准备出版，托尼？埃利奥特马上给他的员工下了最后通牒停止罢工，那些最左翼的员工离开《暂停》，建立了自己的杂志《城市界限》。《暂停》将重返视线，更糟的是没了那40个左翼员工，《暂停》会成为一个纯娱乐杂志，而我们给《事件》的定位恰恰也是如此。
新《暂停》于9月18日出版，成了我们的噩梦：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覆盖全面的娱乐杂志。接下来一个星期，分裂出来的《城市界限》的第一期和我们的杂志《时间》一道出版。3份娱乐指南杂志，伦敦市场达到了饱和，《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