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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刹那间，这个怪癖还要露头。尽管如此，我把刚才的提问冷静分析一下，倒觉得似乎我成了被告、我受到指责似的。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三个伙伴大概也类似这种状况吧。决不能输掉！在这里败下阵来一生就会被屈辱感所折磨。这不仅是艺人对宣传机构的斗争，也是与自己本身的斗争。也许战胜自己才是最需要惊人的勇气的。
“谢谢，对证人提问完了。”
庭长响亮的声音在迥荡。旁听席上的人们象是放心了似的松了一口气，浓重的沉默变成了嘈杂。我走出“盒子”。从走廊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比刚才亮些了。在刺眼的白光下，我赶紧眯起眼睛。一次斗争结束了，不，说告一段落也许更恰当。
审判——我以为那才是个不同的世界。大千世界中，人很少处在法庭这个小小的空间如此异常的状态吧！我从未想到持续的紧张感是这般痛苦。
没有什么能够依靠，往往连自己都无法相信。说因为是个女人，或者说只有二十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实际经受一下以后，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人与体制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与时间的斗争更合适。在这里，我就是哭也好叫也好，时间的流逝还是一成不变，残忍但准确地一秒一秒地走下去。
为了追上时间的流逝，必须度过各种各样时间所涉及的事件。而且为了以好的结果度过去，必须努力再努力。
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体验呢？对于远非事实荒唐无稽地编造出来的谎话，为什么还必须辩解呢？
我与报道中传闻的人物连话都不大说。除了认为他是同行中的前辈以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关系。恐怕感性的趋向也不相同，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有趣的是，有关我恋爱的流言蜚语，大都是跟他有关的。进人演艺界后最早的闲话便是这个。在周刊杂志的一角，有两三行写着我同这个人之间关系奇怪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四岁，一点儿也没在意。但是，那个人却常常在公开场合说起我的名字。在歌曲节目的录音室里，别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呀”，他说出我的名字，就是在录音室里如此大肆张扬，我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十五岁生日时。不晓得他从哪里怎么直到的，寄到我家来一个女用手提包。我和事务所的人商量是收下好还是不收好。他们说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收下也就是了，我听从这个意见收了下来，母亲给他妹妹买了礼物作为答谢，了结了这桩事。这样，作为个人接触至此告终。两人之间发生的能成为“事件”的事件仅此而已。此后，即使是同行，连象样的话都没有交谈过。
的确，从一般社会来看，演艺界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部分。甚至有只能在演艺界才可通用的用语。不论早晨或夜半，在工作地点最初的问候是“早晨好”，告别问候是“辛苦了”。我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是充满诚意，我个人也并不认为这些话特别讨厌。再者，一发生了什么事件，肯定会被大事报道，这也是演艺界的一大特征。我十三岁准备跳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这些东西也有过恐惧，怕“万—……”如何如何，其实周围大人们提心吊胆的样子才非同小可。通过宣传机构传进耳朵里的演艺界的污秽，简直怵目惊心。有人让演员初登银幕，从而骗她一大笔钱，或者是设法让她出名而要求她献出身体……这类传闻四处蔓延。刺激性的传闻才称叫传闻，使人们感到整个演艺界都是这样。
我们在刚刚选择了歌手这个职业时，社会上就用这种偏见对待我们。这种偏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今天成为问题的报道，人们不是用“难道会这样？……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态度处理消息，而是用“说不定……恐怕也可能”的方式来对待。歌手之间在工作场所相遇时也时常海阔天空地谈论。实际上，这个成问题的报道出来后，很快就和报道中涉及的人们见面。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谈话中提过要起诉。不仅如此，对与那报道有关的一切事情碰都不想碰一下。事情的真伪，当事的人们是最清楚的，因此满可以和平常一样，但大家还是过分介意。如果出于同行人的关照采取措施，也不是办不到的，结果是离事情的核心越远，就越容易成为招致误解的原因。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了。一切都要自己下决心，除此别无他法。倘若谁只问上一句：“哎，看了那个报道啦？”我一定会当即回答一句：“嗯，真糟糕。”心情不象答一句话那么轻松，但必须要突出来就是一种痛苦了。那个时期谁也没有触及那事，对我来说也许还是幸运的。
一个歌手，从各个角度里沐浴着五颜六色的光，这些光映出来的影子的颜色又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些影子的总根还是那个人。很多人以为它是华丽的，憧憬它，认为它是光，说不定仅仅是这影子的一部分而已。就算是这样吧，然而影子也会笑，也会哭，也会憎恨人，最后也会发疯的。我希望不要忘记从实体扩散而生的影子也是有意志的。
和宣传机构发生纠纷时，毫无例外，一定要为艺人的私生活问题而争论。我认为，本来就不应当过问私生活问题的有无。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私生活，是人们以自己的意志划出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东西。因此，这些事对有些人尽管可以过问，但同样的事情对某些人就不允许过问。
——我强压着无处排遣的愤怒，在通向休息室的走廊里走着。感到些放心的同时，一种难言的空虚勒住了我的喉咙。
一瞬间，走廊弄湿了。
泪水。现在，决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哭。我幸亏抑制住想放声大哭的冲动。
后来，我借用日本电视台的会议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离开了地方法院的我已经恢复了平素的沉着。
“怎么样呀？”
“哎，想不到你讲起来挺沉着。”
“想说的全都说了吗？”
“我觉得今天的证词全是明白无误的。至于我自己的心情，在此以前接到调查报告书时都已经讲清楚了。”
在这些人面前，我不能吐露真言。要是痛快地说一句“紧张坏了”，心情该多舒坦呀。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是宣传机构阵营的，是所谓近于交战的敌方。在这个场合也不能输掉。
我在对某个问题的答话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要是真实的话就没办法了，可是……”有人抓住了这个话柄，又用激烈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说真实的话，写了也无妨呢？”对这穷追不舍的盘问，我略显畏缩，但立刻口答：“对。”表面上不露声色，然而对这句话却掂量出了非常重大的责任。正确地说，不是写了也无妨，而是写了也无奈。在这些人当中有谁写报道的时候，每次都来问过我“这是真实的吗”？预告说“我要写这个”，这样的记者我一个也没有拜见过。假定写成后发表了的东西是事实，就是“无奈”也想得通，但是如果根本不是事实，谁向我承担那报道失实的责任呢？这不是只凭道歉书就可以了结的问题。这些人考虑问题也未免过于简单了。手里有一支笔就能杀人，他们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这种使人生畏的报刊文字。
暴风雨似的一天过后想想，觉得似乎是实在没意思透了。不会马上判决，一年还是半年结案，我一无所知。如果让我再上法庭，应当斗争的时候一定斗争到底。但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再去一次。
——那天夜里，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我觉得静静的夜雨离我很近。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没有兴致听音乐，茫然无绪地坐着。今天一天，我扮演了大多数人对我原有的心目中的形象。我想那大概是近于完美的。但是，因此而产生的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嫌弃和疲劳感的悲哀，几近把我摧毁。
“没关系，我很沉着呀！”
我一边笑着一边反复讲着这句话，对经理，对新闻界，对崇拜我的观众，对给我打来电话的朋友，就是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我也要完全伪装自己。
就这样吧，我对自己这样说。累了。叩窗的雨声使人心碎。那雨是冰冷的吧。想睡一会儿，意识模糊了。
“叮铃——”，电话。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他的声音。
“喂，怎么样啊？”
“嗯，真怕人……非常……”
“嗯，是吗？”
这时，我才第一次讲了心里话。当紧紧关闭着的心扉打开的时候，靠听筒传来了对方的温暖，我第一次哭了。
（一九七九·四·十二）
补记：一九八O 年七月七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地方法院503 号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主文判处原《问题小说》编辑菅原善雄劳役六个月，缓期执行两年，《女性自身》代理编辑森元顺司罚款十五万元。”
我完全胜诉了。尽管被告方面的辩护团摆出要上诉的架势，但是我对这个判决反正是满意的。
结婚
听着雨点时时敲窗的声音，我突然忆起我们宣布订婚的日子。那天，天与愿违，大雨从早就下个不停。
三月七日。
那天的雨，好象在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今后的人生决非坦途。过度的紧张中，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他微微笑着的高大形象又一次刻在我的心上。
三浦捻，二十八岁。
和他相遇在六年前。
那时我才十五岁，脸上还带着几分胖乎乎的稚气。虽说是五月的晴空，但东京的天空却绝非碧蓝，显得混地而迷蒙。
那天，我因为拍广告片来到砧电影制片厂的绿地公园。与摄制组约好的时间还不到，身穿学生服的我不愿意呆在车里，便走下车来。空气并不特别令人心旷神恰，我却尽量享受着从闷罐子里解放出来的自由。
这时，一辆白色的汽车进入我的眼帘，一个青年人在离我们那辆车不远的地方下了车。一瞬间，我和他目光相遇了。但我们彼此并没有打招呼。他穿一身蓝色运动服，让人一眼就会看出他很健康。当时我以为，他是一位来绿地公园练习的运动员。
过了一会儿，经过摄制组的介绍，我们才互相打了个招呼。他说了句“请多关照”，连个笑脸也没有就走开了。
摄影开始以后，我们也几乎没说什么话。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个迄今为止绝对没有遇到过的世界。他从不发出轻浮的笑声，以一种稳重的语调跟人说话，那种讷讷而言的语感，使人感到新鲜。到目前为止，只要一介绍说“这位是山口百惠”，几乎所有的人都马上对我报以微笑。且不说自己内心的踌躇，但总得笑脸相陪。
恋爱始于意外的发现———一我听谁讲过这句话。我也属于这种情况。在我眼中，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初次见面时他那种生硬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丝毫不快。
他毫不掩饰自己地生活。相反，也许我已经无意中沾染了演员的习性，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虚伪。
为了拍《潮声》这部影片的外景，我们到过一个名叫神岛的小岛。抵达的第二天，举行了影片开拍的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问我们：“与神岛的居民接触以后，作何感想呢？”
以往的工作把我已经训练得能够圆满地应付这些了。我说：“哎，他们特别热情，非常好啊！”
接着，他也回答了。
“啊，我……，才来一两天，还不知道。”
我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对自己不知不觉逢场作戏、不露真言的行为感到羞耻。
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我们已经共同主演了《伊豆的歌女》这部影片。我一直没能和他亲密地交谈过。因为七岁的年龄之差，就象一堵厚厚的墙壁，隔开了我。他是个对我的世界没有丝毫兴趣的大人了。何况，主要是当时我也实在太忙了。一天时间被切割成几段，完全由时间表支配我的行动，而不取决于我的意志。那时连睡觉都由不得自己，我就在下一步行动的车里补充睡眠，常常到了工作现场还醒不过来。
我听到他的声音。
“还睡着哪？真够可怜的，累坏了吧！”
车窗外的脚步声远去了，朦胧之中，只有这句话留在我的心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眼睛就开始留意他了。我留意他与一般年纪相仿的共演者们说话时的音容笑貌和话语，留意着他的一切，同时又为自己不能天真无邪地与他融洽相处而惋惜不已。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几次问自己，却越想越觉得失望。
不久，随着我们共事次数的增多，渐渐地可以交谈些了，偶尔，还能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对于我这个本来就拙于言词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好容易开了口，却不知往下该说什么。回头寻思一下自己说过的话，觉得都乏味得很。这样，两个人的对话总是三言两语就中止了。这也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是一个异性，而我又没有一个女性的自信。
从第一天工作起，我就叫他“三浦君”，语气轻松得象是在叫学校里的同学。有一段时间，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叫的，象是无意的、理所当然的。有一天，我对于称他为“三浦君”这个称呼突然有些犹豫起来。
比他小七岁的我，是不能叫他“君”的。我确实产生了这种想法。尤其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不管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什么称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感到些微的犹豫了。
我们就这样一起拍了广告片、《伊豆的歌女人》、《潮声》、《绝唱》、电视剧……，不知不觉我们被称作“黄金的搭档”。每天的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于见母亲和妹妹的时间。我并不喜欢说“感情变化”这句话，但是在我们共有的许多时间里，我都感到了开始那种“象哥哥似的”感情，已稍稍改变了方向。
一次，在晴海码头拍外景时，有一个我把头埋在他怀抱里的镜头。透过他厚厚的毛衣，我听到响在我耳边的他的心跳声，我想：“假如我成了以特别的感觉能够倾听这跳动的女性……”
这是千真万确的恋爱的体验。
——我对异性怀有幼稚的爱慕之心，是作为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时候。
“喂，山口。这不是你妹妹的吗？”
说着，那个男孩子递给我一个白色布袋。这是上小学一年级的妹妹在双肩书包旁挂着的饮食袋。里面有杯子和画着漫画的尼龙桌布，角上还写着“山口淑惠”的名字。大概是妹妹走读路过他家附近，和小朋友玩闹时丢下的吧。
我说声“谢谢”接了过来。同这个人我从未特别亲热地交谈过，一点小事成了机缘。说是恋爱，恐怕过于幼稚，然而我却对他有好感了。话虽如此，我也并没有给他写信，也没有表明心迹。只有一次，作为圣诞节礼物，送过他一副手织的手套。
他是个活跃在羽毛球部的运动员，成绩也就是中上。他长得并不很高，也看不出什么个性，但他富于幽默感的谈吐和时常表现出来的毫不做作的优雅劲儿是很有魅力的。或许是由于我拙于言词，才对他的这一点羡慕起来。自那时起，我觉得要是交男朋友，就要同一个善于谈吐的人交往，这个心情成了我对将来的恋人的一个理想。
“象哥哥似的人”——每次被问到理想的恋人，我就要重复这句话。我是个长女，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希冀着有个能在他跟前“撒娇”的“哥哥”。
我想对他撒娇，想天真地对他讲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我意识到了对他的爱慕，但却不能表达出来。我们相差七岁。他当时二十三岁，已经是个堂堂男子汉了。就是有个确定了的对象，也是很自然的。还是沉默下去吧！我忍受不了一旦说出口就破坏了和睦相处的那种关系。不是恋人也无所谓，就只算是工作的同伴而忍耐下去吧！我只害怕由于我前进一步而使双方困窘不堪。
从那时起，我开始希望成为电影演员。演艺界仿佛有一条不成文法：女演员比歌手有见识，好象歌手就注定进不了戏剧、电影也就是演员的圈子，歌手充其量只有歌手的风情，不可能有什么高深的演技等等。
有一次，我参加朋友的聚会，有位性格派女演员说：“我不象百惠，不是‘歌手’，所以唱不好啊。”这段开场白之后唱了一支歌。对她这句话，我可没有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