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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县的人。”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司机说都是造反派，在当地站不住脚，逃到省城来的。
这可正中我们的心意，我抑制不住喜悦，连声说：“好好，就麻烦师傅了。”
司机说：“没关系，我们是同路人嘛”。
我们很快找到了我们县的造反派，他们都住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里面虽然没有一个熟人，但我一说是某县来的，他们也不多问，就指着墙角两张空席子说，你们就睡那里。并叮嘱我们，不要乱走动，很危险的。
我们一到南昌，才发现南山的乱跟南昌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在街上行走，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支支浩浩荡荡的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队，车上是全副武装的红卫兵，雄赳赳地不知向何处飞驰而去，没过一个时辰却又血淋淋地不知从何处狼狈而回。后来听人说，这种情况有的是车祸所致—那年月什么都被冲跨了，还有什么交通秩序可言？翻一车或几车相撞，那是家常便饭。不过，这种惨状更多的是武斗的结果。如果说车祸并非人之有意而为，但那些双方都用“革命行动”包装的相互打砸和撕杀，除了用“人祸”一类的词语来叙述，难道还能找到更恰当的形容吗？那些今天被打得五劳七伤的人，很可能昨天就把别人打得四支不全，今天只不过是一场报应而已。在一段时间内，人祸就是这样在人群间轮回。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双方在搧动和实施这种人祸时是那样的振振有词，那样的理直气壮！都说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叫文攻武卫。而在势不两立的决斗中，又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呼“誓死保卫……！”、“无限忠于……！”、“誓将……进行到底！”如此一至的目标，如此统一的口号，在同一面“造反有理”的大旗下，却乌合着两个不共载天的营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南昌市内，武卫惨烈，文攻更是强劲。漫步市区，大街小巷，大字报铺天盖地，“北京来电”难辩真伪。听说省城两派早有代表长驻首都，向中央反映情况，都想争取中央支持。他们不断地把中央领导接见时的谈话回电南昌。同一次接见，两派电文常常内容相左，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看着堂堂省会，每天不分昼夜就是打打杀杀，乱成一片。我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和百思不解的困惑：这就是革命吗？这就是路线斗争吗？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吗？这些疑问常在脑中转悠，总也找不到一种能让自己心安的答案。
约一个月后，中央终于作出了《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明确肯定了造反派的斗争大方向，并要求江西造反派要高姿态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听了中央的正式表态，我心中的疑虑总算得到一些缓解，庆幸自己总算走对了路。我的第一闪念是，那顶压得我伸不直腰、抬不起头的臭帽子这回总该摘下来了吧？我接着想到，有了这个文件，江西的文化大革命必然会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我怀着良好的愿望回到了南山，准备以更高的热情就地闹革命。
可是，回到本县，回到南山，情况并不比原来好多少。两派仍然剑拔弩张，流血事件仍然不断。
不知从何时开始，好象每个时期都要流行一种社会时尚。文革进展到这个时候流行的是“革命行动”。什么是革命行动？说穿了就是打砸抢抄抓。对当权派，对不同观点的人，动辄一纸勒令，后加一句“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短短一句话，却透着凶光杀气！任何一个当事人见了，能不胆战心惊？那时越左越革命，打人是家常。而反对武斗则被斥为右倾，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样，“革命行动”这一原本神圣的名词就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经过这一场有形和无形、对称和不对称、自觉和不自觉的斗争，人与人之间、朋友之间，原本纯真无瑕的情谊也变色变味，有的甚至因观点不同而互相猜忌，彻底决裂，甚至发等为互视为敌，势不两立。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难见踪迹。我心里重新布满愁云和悲哀。但我早己骑上虎背，无法摆脱，而且还要带着困惑和忧心继续前行。我能做的只是在前行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头脑的清醒，小心谨慎地做为，希望有一天能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下船上岸。
此时南山已有四五个造反兵团。为了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号召，经各派协商，每个兵团派1－3人组成所谓大联合筹备小组。我们战斗队派了我和陈力参加。人员凑齐了，也没什么手续，也无职务分工，谁有事需要商量，就临时通知开会。其实与会者都是各有山头，平时大小事情都是各自为政，即使开会讨论问题也是各执一词，很难统一。
全场仍处于混乱中。两派的对立仍同水火，而且愈演愈烈，到春节前夕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忧心忡忡，本是满腔热血投身于革命的大熔炉，可现在倒象是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沼泽地，进不得，退不能，心里总是惶恐不安。
为了表示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文革一开始，我就没和家里取得任何联系。现在运动正值高潮，一九六八年春节我又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外过年，本想清静几天，可元宵节刚过，这天下午，突然有人告诉我，山前大队来了一个戏班子，晚上会唱古装戏，有几个人准备去造反。
我立刻感到事关重大，弄不好要出大事。
山前是挂靠在南山垦殖场的两个集体大队之一。素有爱演戏爱看戏的传统，尤其爱演爱看古装戏。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旧立新，连古画、古雕、那怕是一个古人的头像也不允许存在，怎么能唱古戏呢？而准备去造反的是某兵团的几个小青年，革命群众早就看不顺眼。一旦他们在山前出现，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无疑是个火药桶。谁沾边都有可能招惹麻烦和危险。如果那个老工人不对我说，晚上发生再大的事，我也可以“事前不知”为由加以推脱。现在既然知道了，就断无袖手旁观之理，尽管事情与我们战斗队并无关系。
时间已近傍晚，我没有作更多的考虑，立即找到那几个小青年所在兵团的几个主要头头，就地谈了我对事情的看法。强调他们晚上不能去山前造反，以避免发生不测事件。山前的问题由我一人去处理。几位负责人虽有一些想法，但在我的坚持下，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临走时，我再三要求他们兵团今晚千万不能插手。
晚饭后，我独自一人赶到山前。只见演员正在画妆。我一看那行头脸谱，都是苏三起解中的人物。我迅速找到大队干部，向他们陈述利害，要求他们做好群众工作，不要看古装戏。干部们为难地说，群众不好说话，大家一致要求看古戏，干部也没办法。我再三向他们讲清道理，可他们就是不肯出面，还提出要我去说说看。我心里明白，这个难题确实不好解，但又不能不解。而且，看来还不得不亲自去解。
他们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好硬起头皮来到演出现场。此时乐队和演员都已准备就绪，就等鸣锣开场了。我和几个大队干部走到临时搭建的戏台中央，只见台下人头攒动，一个个瞪着双眼注目台上，盼着演出开始。
我的突然出现，显然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猜测，台下的观众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我手拿语录本，面露微笑，用高吭而又尽可能柔和的声音开始讲话：
“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喜欢演戏的人，听说你们这里今晚演戏，所以我就来了。可是，同志们，你们知道今晚要演什么戏吗？可能你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果你们知道了，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要铲除封资修的毒根，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老戏古戏就是封资修的毒草。贫下中农最反对看老戏古戏，最爱看革命现代戏……”。
不管我怎样装腔作势，心里总觉得别扭，声调总掩饰不住生硬。但我深知，对于革命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哪怕是以别扭的心情，生硬的语言，我也要踞守这块阵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正要张口继续往下说，就听到台下有人高喊：“我们就是要看古装戏，你滚开！”我不理会这些，只管作不受欢迎的演说。
下面越来越乱，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就翻开毛主席语录本，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起来。我想用最高指示占领舞台，拖延时间。只要戏唱不成，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可是观众不吃这一套。开始只是在原位叫骂，后来就有人起哄喊打，接着就离开坐位，向我围攻过来。大队干部见事不妙，将我围在中间，一边大声喝止：“不能动老金，不能动老金。”一边把围上来的群众推开。
正在此时，后面的群众又突然骚乱起来，有人大声叫喊：“他们带凶器来杀人了，抓反革命啦……打死他，打死他……。”随着喊叫，不少人向外面追了出去。
我估计，肯定是那个兵团的人不听我的劝告，来到了现场，使局面更加复杂化了。
这时，群众基本上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追到外面去了，另一部分则继续向我包抄过来。有几个年轻人怒冲冲地指着我说：“凶手肯定是他带来的，不要放过他！”
这极富煽动性的声音，如火上浇油，把人们的怒火引上了高潮，不少人高喊着，叫骂着，紧握的拳头在我的眼前挥来挥去。
这时如果没有大队干部在场真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这几个干部都正当年富力强，而且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们四五个人护卫着我，指名道姓地制止人们的冲动，奋力把群众扒开，护着我向大队部会议室撤退。
大批群众情绪激动地一直追到大队部，堵在门外，呼喊着要把金成揪出来。大队干部拴上门，不加理会。有大队干部在，那些怒不可遏的人总算没有轻举妄动。
相持了约一个小时，叫骂声渐渐地弱下来，我从窗户中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开始催儿唤女回家。这时，我产生了一种要直面群众的想法。我认为，回避矛盾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问心无愧，就该到群众中去，有话当面说，在面对面的接触和对话中，加深相互的了解和信任。这样才能消除误会，解开疑团，达到最终化解矛盾的目的。
我不顾大队干部的劝阻，打开门，走到离群众不远的一块高地上。我突然在群众面前出现，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骚动。我抓住时机用一种风趣而真诚的语言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晚上我影响了你们看戏，我向你们道歉了。如果你们肯原谅我，过几天我保证送一部好看的电影给你们看。打仗的，反特的，你们说好不好？包你们看了眉开眼笑，晚上不想睡觉……。为了给你们消消气，现在我就给你们唱支歌，牛叫马叫，你们听了不要笑。”不等人们反应过来，我随即就昂着脖子唱了一支《红梅赞》接着又唱了几首语录歌。
几句话，一个承诺，几支歌，效果很好。原本沸腾的场面很快平息下来。接着我又乘势说了两句话：“有些同志对我可能不太了解，有些误会。我不想多作解释，只想对大家说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大队干部见事情差不多了，便顺水推舟地对村民说，时间不早了，大家回去睡觉吧。于是，人们很快就散了。我清楚地听到有人边走边议论说：“这个人怎么这样，真好笑。”我看着，听着，想着—好笑就好，起码比哭要好。
这边平息了，可那边还在躁动。第二天清早，我来到那个兵团的集散地。只见那些小青年正摩拳擦掌，说是要把“严阵以待”的标语写出去，把兵团的团旗打出去……。
我劝他们，标语不能写，团旗不能打。我耐心地向他们陈说对抗的严重后果。小青年们都是聪明人，很快冷静了下来，乐意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矛盾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还是有些不大放心。我担心山前那边今天会有行动。如果有人到南山坳来揪凶手贴标语什么的，危机仍有可能发生。
此时，我已顾不了许多，尽管山前的群众对我有误解，我还是决定立即到山前去一趟。只要那里的群众不闹，矛盾就能得到最终解决。
我顾不上吃早饭，独自一人来到山前。果见大队部前面的空地上站了很多人。人群中央放着一张课桌，一个小学老师正在写标语，地上还摊着一张写好的大字报。标语写的是“把杀人凶手揪出来示众！严惩杀人凶手！”大字报的字写得很大，内容只有几句质问。大意是：我们要质问金成：昨天晚上，杀人凶手是不是你带来的？你带杀人凶手来山前想干什么……金成以贫下中农为敌死路一条等等。
我的到来显然出乎他们的意料。见了我，写标语的停了手，众人都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但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没有明显的敌意。我向群众点头微笑说：“我知道你们有的同志可能对我有意见，今天我是特意来听意见的。如果我有错处，请大家当面提，那怕指着我金成骂娘，我保证虚心听，诚心改。我很年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间还很长。昨天晚上的事，实在是场误会。据我的了解，请你们相信我，他们是有三个人来过，但确实没有带凶器，更谈不上来杀人。无冤无仇怎么会杀人呢？大家今后可以慢慢调查。如果我金成说了一句假话，你们随时随地可以拿我是问。请你们记住，这句话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说的……。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我相信，我们今后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下面虽有轻微的讨论声，但看得出来，人们并无任何反感的表示。
为以防万一，我再次找到几位大队干部，要求他们阻止群众到南山坳去贴标语和大字报。大队干部没有异议，答应不让事态继续发展。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严重事件总算化解了。
十多天后，县电影放映队巡回放映到南山，我建议电影到山前大队去放。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我带着电影队来到山前村。放影前，我拿起麦克风，再次提到十多天前演古装戏的事，也提到了我当时的承诺。并说明今天我就是带着电影队来兑现的……。
那天放的是一部很精采的战斗故事片。大家看了，满心欢喜。
从此，我与山前还真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们大队剧团排演歌剧《江姐》，还请我去做导演。1976年大队干部知道我家里很穷，没有一件家俱，还特别批给我十多根杉树（山前大队有一片山林，那时木材是很珍贵的），只象征性地收了点钱。我调离南山前，与山前大队往来不断，每次去山前，那里的干部群众总是把我当上宾接待。
在那非常的岁月，尽管我处处谨小慎微，也没参与过任何造反行动，但总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处在激流旋涡之中，前景如何，不知所向……。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三 非常岁月非常事
导读﹒偶感（六）
听爸爸说，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难辨的岁月，谁对谁错，孰是孰非，谁能说清楚道明白？昨天说对的，今天又说错，今天说错的，过了一夜又说对，打倒了的再平反，平了反的又打倒。所以，那年月，常常是今天这派整那派，明天那派整这派，反反复复，无休无止！
父亲就是这样背着是非对错的黑锅，象石缝中的小草，小心翼翼地钻过一道道生存的关卡，穿越一线线希望的间隙。
我终于可以为爸爸松一口气了，可爸爸并不为一时的苟且而轻心。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三、非常岁月非常事。
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穷。从省城回来后，我常被恶梦惊醒，总觉得今后祸福难料。果然，就在一九六八年，春插刚过，省革命委员会就开始部署“三查”运动。
“三查”就是查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犹如堆满干柴的各种矛盾，很快就燃起了熊熊烈火。那些早已被群众盯上的所谓打人凶手便首当其冲被愤怒的群众揪了出来，由三查小组一个一个分别审问。重点追查他们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凶器打了多少人，报出挨打对象，交待打人过程，揭发同案人员，检举策划主使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审问者少不了一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皮肉之苦。然后挂上一块“打人凶手”的黑牌，游街示众，再到各个分场轮流批斗。
这期间，大多数造反派骨干被推上了审判台，而唯独我毫发无损。于是就传出了一种不太响亮，但非常可怕的声音：“金成这家伙真是阴险狡猾……！”
我知道这个阴险狡猾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