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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草样年华——后大学时代
作者：孙睿
内容简介：
让我们不禁想起青春像一条抓在手里的泥鳅，欢蹦乱跳，不经意间便会从指缝悄悄溜走，当发现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尾巴，越想抓住它，越用力去抓，它跑得越快。
19岁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个词：郁闷。
21岁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发炎了，有了阴影。
22到25岁的时候，我似乎不会高兴了。细细想想，这是上了大学的结果。
大学里，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也许人越大，越感觉自己在社会中的渺小。
正文
楔子
我说服自己接受了现实，毕业一个月后，找到一份机械销售的工作。
每天，当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太阳从窗前升起又落下的时候，感觉青春正无可挽回地流逝。
那时候，我对生活中的一切极为不满，看不惯周围的人和事，认为除了自己外，所有人都是傻逼，而当我失去理想、失去周舟的时候，当我懵懂地走出校园，开始朝八晚五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并不时因为工作的失误而被刁钻刻薄的老板批评却依然任其摆布的时候，当每个月底揣着微薄的薪水和同事们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才感觉到，其实自己也是傻逼行列中名副其实的一员，而且是他们中最为傻逼的一个。
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为此我失去了青春的四年时光。在此过程中，我学会了愤怒，又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愤世嫉俗，又学会了麻木。梦已经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我的睡眠中，取而代之的是鼾声如雷和长眠不醒，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已经在我身上消失，我甚至可以用“老气横秋”来形容自己。
大学的四年已经过去，那一件件动人的故事和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正在我的记忆深处褪去颜色，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
一年的时光就快过去了，我在憧憬中等待着周舟回来的消息……
《草样年华Ⅰ———北X大的故事·尾声》
第一章
生活像一杯摩卡咖啡，苦中透着甜，甜里掺着苦。
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说法，我更愿意说：
生活像一块正在发酵的臭豆腐，越放越臭，越臭吃着越香，才越有滋味。
1岁的时候，我每天忙于喝奶尿床，抽不出时间干别的。
2岁的时候，我会站着尿尿了，知道了这种东西不应该尿在床上。
3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开始了集体生活。同年，因为揪小姑娘辫子，受到生平第一次批评。
4岁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有一种人和我不同，她们无论大小便，都蹲着。
5岁的时候，我幼儿园毕业了，第一次拍毕业照。
6岁的时候，我学会了“bpmf、dtnl”，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直到十二年后，开始用电脑打字了，才知道并没有白学。
7岁的时候，我会做50以内的加减运算，买东西知道要找钱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面额100的人民币。
8岁的时候，我戴上红领巾，每次升旗都得伸胳膊，酸酸的。我希望国歌能快点放完，或者国旗能快点儿升到旗杆顶。后来才知道，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进行。
9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同桌，因为胳膊过线，被她用削尖的铅笔扎出一个黑点儿，从此知道了女生不好惹。
10岁的时候，我在放学路上被附近中学的两个男生劫了一块三毛钱，从此知道生活充满坎坷。
11岁的时候，我在作文里写道：我要当科学家。
12岁的时候，我进了中学，每年六月一号不再放假。
1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4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醒来以后内裤湿了。
15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送出去后石沉大海。
16岁的时候，我上了生理卫生课，感觉不像在学习新知识，而是复习。
17岁的时候，我躲在学校的厕所里抽了第一根烟，希尔顿牌的。
18岁的时候，我考上大学，很高兴，父母比我更高兴。
19岁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个词：郁闷。
20岁的时候，我能喝8瓶啤酒了。
21岁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发炎了，有了阴影。
22到25岁的时候，我似乎不会高兴了。细细想想，这是上了大学的结果。
大学四年到底留下了什么？
有人从高中时的三好学生发展到大学里的补考专业户，至今最高学历还是高中毕业。
有人从不会电脑开关机用两个指头敲键盘升级为游戏高手，代表祖国征战世界赛场。
有人在床上度过了四年，培养了有事儿没事儿都在床上躺着和每天睡眠不能少于十二个小时的生活习惯，大学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穿着学士服躺在床上拍的。
有人找了女朋友，毕业后共筑爱巢，幸福甜蜜，优生优育。
还有人……
但所有大学生都不能逃脱的事实是，竟然因为上了四年学，被卫生部指定和农民工兄弟并肩成为艾滋病高风险人群。这意味着即使连异性手都没拉过的青少年，进了大学也会成为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重点。
这便是四年大学带给学生们的共同结果，而不是毕业证。这说明，在大学里，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很多学生和家长以为上了大学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前途无忧，而大量毕业生待业、读研、自主创业（不得已在天桥上摆个摊、在小区里开个小卖部、去街头卖肉）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确实会有人找到好工作，但不一定是你，就像每个月都有人中五百万，却不是你，一个道理。
20世纪90年代，人们说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十个人，六个是经理，还有两个副经理，剩下的两个，一个是经理的儿子，一个是经理的媳妇。现在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的十个人里，得有六个本科生，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剩下的那个是拿着录取通知书背着行李正赶往学校报到的大一新生。
二十年前，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大学生能享受到大熊猫一般的待遇。现在大学生的境况无异于普通的
毕业三年了，我们宿舍的六个人，有三个仍留在学校。
我上铺的杨阳，大四被学校开除后，重新参加了高考，上了中文系。之所以仍考回这所学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而我们的分析是：杨阳不是不想上北大，又考回这里，就是因为分数线低。中文专业自古以来就是培养官宦的沃土，很多人都以学习中文为跳板，来实现当官的梦想。一小部分人因为做官不成，才当了作家。而杨阳的理想是做一名批评家，很多社会现象他都看不惯，要以笔为枪，向敌人开战，像鲁迅那样。为了手头宽裕点儿，杨阳的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他比鲁迅更勇敢的地方就是，鲁迅至少用过二十多个笔名，而杨阳一直用真名，他说，男子汉要敢做敢当，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到了哪里老子都叫杨阳。我们说杨阳的出现，让黯淡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重新看到了希望，鲁迅是一百年前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现在老天爷又开恩了，让杨阳拿起了笔。杨阳却说，毋宁说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是上天赐给鲁迅的财富，而当代社会暴露出的问题，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让自己唠叨两句，真不知道还能干点儿什么。
我们宿舍学习最好的张超凡，毕业那年和一家国企签了七年工作合同，以为这辈子就稳定了，可是上了一年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前张超凡对政治从不关心，认为那是杞人忧天的事情，作为一个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就够了。上面出了事情，即使自己蹦出好点子，人家也不会听的，自己只是一个坐车的角色，车往哪儿开，哪条道好走，司机自有主意。既然上了车，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别瞎说话，公共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通常都贴着小纸条：请勿与司机攀谈。后来因为在国企工作，便养成了关心政治的习惯，每天有足够的时间看报纸，单位也订了足够多的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这些报纸的发行量之所以很多，和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是分不开的。每当看到地球上哪个地方又出了问题，张超凡便会和同事们展开讨论，为他们出谋划策，要不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个话题唠唠，消磨时间。讨论到十二点，便暂告一个段落，拿着饭盒奔赴食堂，吃完饭回宿舍睡午觉。下午本该一点上班，通常都一点半以后才出现在办公室，接着读报。
家猫。也许再过五年，大学生就成了被遗弃街头的野猫。
如果日报看完了还没到下班的钟点，眼睛还不疼的话，这时候晚报也到了，可以接着看。想溜达溜达，就先去菜市场把菜买回来。有孩子的去幼儿园把孩子接了，然后回来照一眼，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在国企虽然必要劳动时间短，但工资低、锻炼少、进步小、衰老早，长此以往，人将不人。眼看着去了外企的同学住进自己的房子，开上自己的汽车，张超凡心里便起了痱子，报纸改看房地产和汽车专版，看了半个月，发现这两样无不对钱提出很高的要求，于是想辞职去挣钱多的地方，可是违约金一年两万，合同期限还有六年，为换工作
自己先掏十二万不值。张超凡虽成绩好，可毕竟不是杨振宁、袁隆平那样的人物，没有哪个公司愿意给他出这笔钱。他想到了考研，合同里并没有规范这一条，考上研就可以溜之大吉，于是第二年考上本校的研究生，依然是本专业，这辈子还算没耽误太多。
上大学一直混日子的齐思新，毕业前捡了一个便宜，去了某电子设备公司。上班半年后，公司发现他什么都不会。开始的时候让他画电路图，他把图交给张超凡画，每月工资分给张超凡一半，反正张超凡在国企也不忙。公司见齐思新交来的图画得不错，就让他做了项目负责人，很多事情都需要现场解决，容不得拿回家干。这下他的真实能力暴露无遗，也就是一个中专生的水平。临辞退齐思新前，公司问他以前的图都是谁画的，他说是一个同学，公司说能不能把那个同学介绍过来，可一听张超凡还有六年多的合同在身，就说如果那个同学愿意，让他六年后联系我们。有了惨痛教训，齐思新发现必须有拿得出手的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以前还嘲笑张超凡学习认真，现在看来，社会的眼睛里容不得人渣，自己只有完成从人渣到人才的改造，才能加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中来。于是他考了本校的双学位，经济管理专业，再有一年毕业，立志日后做一名职业经理人。
我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找了一份机械销售的工作，上班三年，只做出十几万人民币的销售业绩。如果是卖菜，这个成绩很不错，但公司卖的是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机械设备，这点儿钱证明我每年只卖出几个螺丝。老板说，要是卖螺丝我还用你。于是，我便被打发了。
其实这个破班我早就上着没意思了，想不干又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所以就一直耗着，一耗就是三年。就像一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走在大街上被车撞了，死了，倒好了。
我叫邱飞，男，二十五岁，北京人，大学文化，三年前毕业。未婚。
五十岁的人，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身体健康”。能多活两天，比什么都重要。五十岁的人一辈子就这德行了，没几天蹦头了，即将被社会抛弃，所以撑死了在银行贷款十年。
二十五岁的人，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恭喜发财”。只要能挣到钱，什么都豁得出去。
二十五岁的人有奔头，命运还能改变，跟社会的事儿还没完呢，银行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敢放贷款三十年。
到了这个岁数，经常会被人问到结婚了没。
听了我就觉得好笑，就我这操行，像结了婚的吗。
我并不在意被人这样问，但是提问者别问完就完了，得到否定答案后，是不是觉得应该帮哥们儿一把啊。
因为个人问题尚未解决，注定了我和公司的中老年妇女们会有共同语言，她们热衷于给我张罗对象，我却一个也没见，理由很简单：到了年龄还让人介绍男朋友的女孩，好看得了吗。更因为，我还想着一个人。
大学里我曾经有个貌美如花温柔体贴的女朋友，她叫周舟。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在校生不准结婚，我们差点儿就领证了，不过幸好没领，要不我现在又多了一个离婚证。
毕业后她去了法国，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她只留给我一个背影，便匆匆离去。听大学里睡我上铺后来被学校开除从此我的上铺就一直空着以前习惯踩着我肚子或脑袋下床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的杨阳说，周舟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班。
那年杨阳报名参加了一个法国“七日游”，包吃住和往返的机票，还有诸多旅游景点的门票，才七千块。当初他被学校开除后，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一技之长难以立足，又在第二年参加了高考，考回学校，换了一个专业，上了中文系。中文系是学校新开的专业，教务主任有一次登录学校论坛浏览，发现学生们贴在网上的文章文笔甚好，很有思想，有些话说得比校长都有道理，可是却学着自己并不喜爱甚至厌恶的专业，不要说创造科研成果，就是连通过考试都勉为其难。于是教务主任建议学校开办人文学院，设立中文、新闻、广告、多媒体制作等专业，培养多行业人才。杨阳再次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出了一本诗集，叫《悲而不伤》，书商出的，卖得不错，特别是在大学里读者甚广，还上过图书销售排行榜，究竟印了多少杨阳也不知道，书商耍赖，只给了他八千块钱，然后就把公司注销了，让杨阳无处可找。
一气之下，杨阳用那些钱报了旅游团，到法国转了一圈发现上当了。吃的都是中国菜，导游说怕法国菜不合大家胃口，所以特意订的麻婆豆腐和宫保鸡丁。旅游团所到之处也都是不要钱免费参观的街道和公园，就像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是个人就能逛，不是人也能逛，王府井步行街树坑里的那些狗屎足以证明出入于此多么自由，而旅游团的行程介绍中却会煞有介事地写着：“中国最富盛名的让无数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百年老街”。
北京的两广大街上坐落着一处并不起眼还不算破旧的房子，门口挂了一块匾：纪晓岚故居。打小跟北京长大，对于这座房子早已习以为常，在我的印象里，它和路边的垃圾箱没什么两样，但每次从这里路过，看到一群戴着小红帽的外地游客饶有兴趣地在门前拍照留念的时候，我就能想像到杨阳伫立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时候有多无聊。
让杨阳心里平衡的是，听说有人花一万二去法国旅游，享受的待遇和自己差不多，就是多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听着马赛曲吃了几个法国蜗牛，要不是因为价格贵，真没觉得比北京街边大排档的炒田螺好吃多少。由此得出结论：便宜没好货，不便宜的也不一定就是好货。
当杨阳发现香榭丽舍大街并不比长安街更好的时候，他就掏出一根“中南海”，站街边就点上了。这时路过一年轻女子，有意看了他一眼，杨阳感觉有美女往自己身上瞥，便迎上目光，也看了她一眼。两人发现居然认识，她就是周舟。
周舟问杨阳抽的是不是“中南海”。杨阳说是，刚到法国的时候尝了几口“凡尔赛”，抽不惯，幸好带了两盒“中南海”。周舟说，我就是闻着这个味道熟悉，所以看了一眼，没
想到是你。杨阳说，你没在“中南海”烟厂工作过啊，怎么对这味道这么敏感。周舟说，当年邱飞就抽这种烟，这种味道……周舟没有说下去，转移了话题，告诉杨阳她就在这条街上班。杨阳问详细地址，周舟欲言又止，说还是别告诉你了，我不想找麻烦。周舟说的麻烦，是怕杨阳告诉我她的地址，我宁愿上当也报一个旅游团去法国找她。
杨阳说出来五天了，后天就回北京，法国没什么意思，不过如此。问周舟什么时候回去。周舟说不知道，她的工作在法国，什么时候回去公司说了算。杨阳说，还有人在国内等你呢。周舟说，也许就一直在这儿呆下去了，如果他真在等我，你告诉他，别等了，有合适的就找一个吧，不过我相信他应该是没闲着。
听了杨阳的转述，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冤枉了。这三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期盼周舟回来，经常在心里和她对话：香港和澳门都回到祖国怀抱这么多年了，台湾也不远了，你就别耗着了，赶紧回来吧，祖国和我需要你，我的心里只有你！为了能感动上苍让你早点儿回来，我都很少和公司的女同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