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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说话，闹得她们以为我上学的时候接受的是封建社会的教育，看我只和男同事说话，还在背后一个劲儿地议论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或是特殊爱好。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我多么想为自己辟谣，证明自己的爱好是正常的，身体是健康的，但是为了你，我没有那样做，只能充耳不闻，忍辱负重，苦苦等待拨云见日那天的到来，你是我的太阳，快点儿升起吧，你知道每天生活在阴霾天空下的人是何等痛苦吗。
最近我频繁梦见周舟，有一种预感：她很快就会回来。
我被炒鱿鱼那天是立秋后的第二天，老板说秋后该算账了，于是我就被买了单。
当时他说得很委婉，没有直奔要害，而是讲到公司的难处，经营状况不好，好像此事责任并不在我，我在这里显然大材小用了，对此公司深感愧疚，知道我内心因无法施展才华而充满苦闷，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才就这样被埋没，所以，为我着想，他决定不让我再干下去了，否则是对人才的浪费。邓小平说过，要尊重人才。老板身为预备党员，要把这句话贯彻到底。
一番话说得我从头到脚全身舒服，美得什么似的。能让人重视、被人认可，足矣，就算不虚此三年，于是和他亲切握手道别，并相约后会有期。事后一想，不愧是老板，老奸巨猾，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
我离开公司，同事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以后少了一个踢球的。妈的，这就是我留给他们的印象。上月有人跳槽去了别的地方，大家的反应都是，这是公司的巨大损失，到我这儿却这种待遇。由此可见老板多么虚伪，居然能说出那么恶心的赞美我的话。
最不幸的是老板的老婆，一定没少听他说“我爱你”。
听说有些公司专门为被裁减掉的员工开展重新振作精神、抚慰心灵创伤、如何再就业的培训，而我的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就不够人道，只给我结算了当月工资。截至我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下午一点半，我已经完成了全天工作时间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二五，按四舍五入的话，应该给我一天的工资，但是却没有。老板不是洋鬼子，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待自己的
同胞，也这么抠，真让人寒心，如果把今天剩下三个半小时的工钱给我，至少打车回家的钱有了。现在我成了无经济来源人士，为祖国下岗待业的大队人马补充了一名生力军，虽被扫地出门，但此刻却心情舒畅：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即将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前台的女孩跟我打了声招呼：“出去啊。”我点点头说啊，没敢说离开公司的事情，怕她难过，她一直误以为我对她有意思。一次我早上吃咸了，多喝了几杯水，一趟趟往厕所跑。去厕所要经过前台，她坐在这里负责接电话，因为长得比较吓人，平时大家为了躲她宁愿少上几趟厕所（如此办公布局非常不利于员工的身体健康），上班都赶在她来以前到，下班特意等她走了才走———我认为这都是经理精心策划好的，这样就可以限制迟到早退———可我那天一次次往厕所跑，她还以为我有什么话想对她说而不好意思，便冲我抛起媚眼，鼓胀的单眼皮上长了几根短短的睫毛，一闪一闪，吓得我进了厕所尿都尿不出来。
出了公司，我点上一根烟坐在马路牙子上，边思考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边张望过往的美女。我喜欢这种姿势，经常会有意外的发现。上中学的时候，教室是平房，每到下课我就这样坐在教室门口，边思考老师留的那道数学题该从哪个已知条件入手，边观察过往女生。春末夏初的北京经常刮风，我总能看见她们被风吹起的裙子下面的世界。今天，我又有了新发现，迎着骑车人看去，发现还真有某些女同志穿裙子骑车不注意并拢双腿。以前买手机的时候，总认为能实现打电话发短信的基本需求就够用了，功能多了也是闲置。现在看来我错了，如果当初买了能拍照的手机，就可以记录下这一生动场面。
就在我目送走那位女同志，正满怀期待准备迎来下一位的时候，一辆洒水车开过来。司机有意捣乱，似乎看穿我坐在路边的意图，车子经过的时候他还探出头冲我一笑，刚才他本打算拐弯去另一条街洒水的———我明明看见他在上一个路口的时候车头已经向右拐了———却突然向左回轮，冲着我开过来，我不得不起身离开。让我特不能明白的是，我看的又不是他老婆和他闺女，他有什么道理路见不平。有些人就是这么没劲，干的事情虽然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但只要对别人不好，还是很乐意去干，哪怕辛苦一点儿也在所不辞，比如这个司机，破坏完我的好事儿，到了前面的路口，就向右拐弯了，丫也不累。
我沿着路边溜达，经过新西方学校门口的时候，走来一个外地人问我要盘吗。我问什么盘。他说是毛片儿。我说不要。他说还有别的盘，手里拿着一大张菜单，指着上面的目录说，还有王敏洪的新西方英语和任汝芳的考研政治，我问没别的了吗，他说没了，我说那还是看看毛片儿吧。他问要哪国的。
我不是自己要，是替马杰买。毕业前夜，我们在宿舍里依依不舍，每人留下一句话，马杰说：“哥们儿们，以后看到哪儿有卖毛片儿的，就及时通知我，我的电话大家都有吧，如果换号，我会告诉你们的。”
此刻马杰的那句话仍在我耳畔回荡，同窗四年，我有必要不将那句话当作耳旁风，便立即给马杰打电话，说发现目标，是否出击。马杰说这几年他淘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收藏已经
足够多，很难再买到不重样儿的，于是兴趣转移，开始钟情于唯美的风景画，如果有，就给他挑两张西双版纳的，听说那里的湖水不曾受到污染，纯净得就像他目前的心灵。
我说不要毛片儿了，把马杰的最新指示传达给卖盘的。他说画盘也有，还有大姑娘在西双版纳的湖水里不穿衣服游泳的照片。我说不是那种的，要积极向上的，看了让人产生不了生理反应，只能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发出无限感慨：“啊！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卖盘的说也有这种的，因为与大众口味相距甚远，销路不是很好，所以没随身携带，在库房里搁着，得找找去。我说没事儿，我跟你去找。他说库房的路不好走，让我在这儿等着，他去去就来，然后把手里的光盘菜单给了我，让我帮他拿着，又再次强调了库房的路不好走。我接过菜单，看着他走开，心想，又不是原始人用手走路，干吗非让我拿着。后来看他走到一个井盖前，猫下腰，打开井盖，钻下去，才恍然大悟：原来库房在那里。
正在我担心万一城管来了，看井盖敞着，出于对工作负责，把盖恢复到原处，里面那哥们儿该如何是好，不知有没有别的口可以让他浮出地面的时候，一个女孩来到我面前问道：“有考研政治吗？”看我手里拿着光盘菜单，把我当成卖盘的了。
我哪点儿像个卖盘的。卖盘的穿的是什么，西服，而我穿的是T恤，着装截然不同。其次，我不具备贩卖光盘这一行业所要求的气质，贼眉鼠眼，提心吊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了穿制服的就想拔腿；我光明磊落，心无邪念，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只有见了实在没法看的女生才萌生躲避的念头。再次，卖盘的都是主动上前和路人打招呼，哪有我这样往那儿一站守株待兔的，一点儿敬业精神都没有，要饭的才这么干，盘要是也这么卖，早就饿死了。
我说没有，并准备为自己正身，告诉女孩请擦亮眼睛，别把璞玉当成砖头，却让她抢了先：“卖盗版没关系，反正受益的是人民群众，替老百姓省钱是好事儿，但就是别总卖那些不堪入目毒害青少年的光盘，应该提高品位，进点儿对人民有益和对四化建设有帮助的盘，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早日脱离低级趣味。”
我一脸茫然，从哪儿蹦出这么一人啊，居然能迅速和卖盘的搭上话。
女孩又说：“你的知识水平有限，可能我说的这些你听不懂。”
说我没文化，我倒要试试她的深浅，于是特敏而好学地问：“人民都需要什么？”
她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精神需求是丰富多彩的，百花齐放，姹紫嫣红，你一个人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与其望洋兴叹，不如从身边做起，先就着一部分人使劲，这些人对于你，叫做目标受众，也叫目标消费者———你是不是觉得听我讲话特受教育，跟上课似的，随便几句，就让你受益匪浅，终身受用。”
我点点头，并不是因为心悦诚服。对于某些人说的话，当你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又懒得反驳的时候，只能这么做。
她却说：“没办法，谁让我学的就是经济管理，你要是有兴趣需要家教的话，我可以胜任，学费再议。我能十分肯定地向你保证，如果跟着我还学不会，全额退款。”边说边解开书包，撕下一张作业纸，写上自己的电话，给了我。
我接过纸条，想她也许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习惯当别人的老师，面临毕业，不好找工作，就决定考研，在选购考研辅导光盘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可能成为人师的机会，便坚决不能错过。
她又问：“什么时候能进到考研政治的光盘？”
我随便一说：“过两天吧。”
她说：“过两天，那就是后天，是吧？”
我觉得她不是故意就是真缺心眼，既然她这样问，我也就顺着说：“对。”
她说：“可我后天有事儿。”
我说：“那就什么时候有空儿什么时候再来买。”
她说：“我学校离这儿太远了，你能不能送货上门？”
我说：“就两张光盘还要求送货，车钱都不够！”
她说：“给你报销路费。”
我说：“我可不挤公共汽车。”
她说：“那就打车。”
我说：“行，你学校在哪儿。”
她说出学校的名字，居然和我是校友。她又说：“你只能打一块二的，要是打一块六的，多出来的那部分自理。”
我说：“还以为遇到女大款了，原来也是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才心灵手巧，才吃苦耐劳。”她说，“能告诉我你电话吗？”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都给你我电话了，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说了，以后我要什么盘也好找你。”
我说：“我可不习惯把电话随便给人，虽然我是一个卖盘的，可你万一要是便衣呢。”
她说：“你为什么非把人往坏处想，好像谁都憋着逮你似的。”
我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干我们这行的，更得注意。”
她有点儿急了：“算了，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跟个高中女生似的，看你这辈子除了卖盘不会有什么起色了。”我不理解她为何如此来势汹汹，非要得到我的电话。
反正身正不怕影歪，我说：“行行行，给你，不就电话吗，但是请你不要给他人的一生轻易下结论，无产阶级能当家做主人，卖盘的也总有翻身的那一天！”我找纸写电话，没找到，向她要。
她说：“到底是卖盘的，怎么这么笨啊，你有我电话，拨一个我不就知道了吗。”
我拨着号说：“就算你是大学生，那也不要侮辱卖盘这个行业，卖盘的不是都我这么笨，你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了。”
她说：“没想到你集体荣誉感还挺强的。”
我说：“那是，要是中国人民都像我这样，社会主义早就建成了。”
她的手机响了，她看着号码念了一遍，说：“这是你的电话？”
我说嗯，这才意识到她为什么要我打给她，怕我写在纸上的号码是假的，妈妈的！
她说：“行了，那我走了。光盘到了别忘了送过去啊。”
我再次点点头。
她走了两步又回来，说：“刚才给你的那张写了电话的纸呢？”
我想她是后悔随便把电话留给了一个卖盘的，便从兜里摸出来给她，以为她会撕掉，她却说：“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呢。”然后在纸上签了一个龙飞凤舞的名字，我看了半天怎么琢磨都不像汉字，以为她是哪个国家来的汉语说得不错的留学生，便问：“你中文名字叫什么？”
她指了指纸上那两个偏旁部首盘根错节的文字说：“我不是外国人，就一个名字。”
我又看了看，根本看不出笔画，又问：“你写的这个念字吗？”
她不屑地说：“你没上过小学吧，这两个字都不认识。”
我说：“大学念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两个字。”我就有大学毕业证，但确实不认识。
她说：“乔巧。”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没想到你文化不高，耳朵也背，乔巧！”她冲着我耳朵大喊了一声，然后走了。
我抠了抠耳朵，没发现里面有什么部件被震掉，便放心地“哦”了一声，心说：这两个字居然能写成那样，小学一定没天天向上！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特像一个人，周舟。
记得初次和周舟相遇的那年冬天，我踢球打碎了她的暖壶，就把自己的暖壶打满水拿给她，她拎着我的暖壶款款而去，婀娜的背影将我深深吸引。四年后这个身影在我身边消失了，现在又过了三年，它再次浮现在我眼前，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让我心潮澎湃……
乔巧走出我的视力范围，我一扭头，看见那边的井盖还没有盖上，也不知道卖盘的那哥们儿还出得来不。
我走过去，低头往里看了看，黑咕隆咚的，喊了一声：“有吗，找不着就出来吧。”
地道里飘来声音：“我忘了是不是放这个井下了，你要不着急就等会儿，我去前面那口井看看。”
我说：“算了，不要了，你刚才好像说过有考研政治，我来一套。”
卖盘的又在下面摸索了一番，然后来到井口，把盘递给我，说：“拉我一把。”
我接过盘，琢磨着拉不拉他，反正盘已经在我手里了，我现在拿着盘就跑的话，他一点儿辙没有，我甚至可以落井下石，把井盖给盖上，这样他肯定就追不上了，但那是国民党反动派惯用的伎俩，我身为社会主义公民怎能如此卑鄙，于是伸出友爱之手，让他重见光明，还如数交付了盘钱，价都忘了侃。
我决定把盘给乔巧送过去，理由有三。第一，她已经知道我的电话，与其被找上门来，不如主动送上门去，正应了足球场上的那句话：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第二，她面临毕业，现在做出考研的决定，和我三年前毕业时的迷茫相比，她能给自己找准方向，难能可贵，我应该帮她实现目标；第三，我也没考虑那么多，从小学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学时又从武侠书里悟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精神，可惜社会安定团结，机会不多，为了刀不锈在套里，甚至预先在路上制造不平，好能多拔几次刀，到了大学听过几次劳模和人大代表们感人肺腑的讲座，领悟到助人为乐自己也快乐的生活真谛。现在机会来了，我没有理由放过，更何况乔巧是个长相出众虽然话有点儿多但还不算让人讨厌的女孩。
既然把我当成卖盘的，我就顺水推舟，继续当卖盘的，去学校找她。
再次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一种莫名的失落油然而生。毕业的时候，我曾设想，若干年后，衣锦还校，荣归故里，昂首挺胸，健步走在红地毯上，师生分列两旁，手持鲜花，摇旗呐喊，嘴里呼唤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某些老师因为当年考试给我不及格，而羞于见我，躲在办公室里独自伤感，后悔当年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人，要不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
曾当过他的老师。食堂的大师傅则骄傲地说：他是吃我做的饭长大的。澡堂打扫卫生的老大爷也会自豪地说：他是我看着光着屁股长大的。为了对母校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我每年给学校一笔钱，设立以我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专门颁发给每次考试后几名的学生，以奖励他们在“风声雨声读书声”的环境里独树一帜。我还要投资建设新教学楼，每层设立吸烟室，为广大烟民学生服务，让他们不再抱怨：抽个烟怎么就那么难啊！考试作弊和谈女朋友都偷偷摸摸也就罢了，别连抽根烟也躲躲藏藏，非往厕所跑，吸进肺里的不仅有尼古丁，还有屎尿的骚臭，如果只是自己同胞的倒也没什么，可是还有留学生的，这让自尊心强烈的国人很难接受。记得为了让我们养成不在池外便溺和上完及时冲水的习惯，中学化学课上，老师曾特意分析过厕所里气体的成分，它的组成极其复杂，浓度高时具有刺激性气味，甚至使人睁不开眼，严重时将导致双目失明，因此班里许多戴眼镜的同学都将视力不好归结到那些完了事儿不冲水的同学身上，说他们毁坏他人器官。在厕所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