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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事业方面的迷茫，我不知道是否该去绵阳。
所以当Christy的电话打过来时，我非常仓促的就做出了决定：不去绵阳了，回到Christy那边去。当时我毕竟是一个还没满30岁的年轻人，做出这种不完全理性的决定很正常的。所谓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我还有最后一次挥霍的机会……
一周以后，从维力那里拿回了所有的钱，我匆匆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时还以为是真的要在外地安家，不会回成都来了，呵呵。倒不是天真，而是下了决心要跟定Christy。当时她在我心目中就是能够决定自己一辈子人生路的领路人。不过这条路该不该我走，我自己都还不知道……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萦绕在心头：Christy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只能力求简短的缩缩：
在前面几季就提到过，最后的这一季《再见理想》会有非常多的内容无法直接表述出来，只能通过很隐讳的说法。这是现实的局限，谁也没有能力反抗。Christy出生在台湾，他老爸的名字如果说出来的话，应该可以让很多人惊讶的从椅子上掉下去……不过Christy基本上没有沾到过她老爸一点光，因为她妈妈没有“名分”。
她从小生活在台中，按她自己的话讲“不认识台北的路！”。一直过的很辛苦，国中（初中）毕业时妈妈病逝，她无依无靠，只好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半年。后来她老头子的一个老部下实在看不过眼，自己单身没有子女，就把他接到美国，收养成了自己的女儿。她本来并不姓王，是改的养父的姓。去了美国2年后，养父经营不善破了产，只好带着她回到香港（养父最早是从香港直接去的美国，在香港还留的有点房产），在北角靠收租度日。
养父经历破产以后，心理完全被打垮了，在香港终日无所事事，后来就喜欢上去澳门，最频繁的时候每周都要去两三次。结果可想而知，仅仅半年就把香港的老本也输光了。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把北角的最后一套公寓卖掉作本钱，带着Christy到维港对面的观塘去开了家小文具店。
Christy的最高学历就是在美国上了两年高中。到香港来后本来养父还说送她去英语学校，结果学校还没选好就输光了家产，又不愿意送她去GCD提供经费的那种低学费“亲中”学校，没有中五结业文凭也没法考大学，于是就只好不读了，呆在家里帮着经营文具店。养父连遭两次大打击，其实人已经废了，整日酗酒，不睡觉的时候就没几个小时是清醒的。
对于当时还没满20岁的Christy来讲，生活的波折和艰辛可想而知。文具这种生意如果没有固定大客，光靠零售的话很难维持，于是又只好穿上廉价套装，背个装满样品的大包去油尖旺四处扫楼。她一直只能勉强听懂广东话，但是不太会说，一开口就是软绵绵的台湾国语腔，走到哪里都遭人白眼。还曾经创下过1小时内在旺角被阿sir查3次身份证的纪录，后来就养成了随时把护照（她一直拿的美国护照）带在身上的习惯，10几年都没变过。在勉强有了点固定客户后，经常为了500港币（按收入水平算大约相当于大陆现在的80块钱）的生意就地铁巴士倒上半天去送货，还得计算一下怎么走更省钱……
进入90年代后生意慢慢好了起来，Christy把铺子关掉，和养父搬回了福建人聚居的北角，开始专做公司客户的生意。穿的也稍微好了点，至少不全是旺角的地摊货了，现在的客户都在中环遮天蔽日的高档写字楼里，穿的差了连楼都上不去。她给我提起过很多次进第一个高档写字楼置地广场时的情景“整个电梯里的办公室女郎，不管谁的衣服都至少比我身上的贵10倍，我只好埋头看自己的脚……”这对一个刚20出头的女孩子来讲，可以想象有多么艰辛和窘迫。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她去给一个美银中心的老客户送货，去了才知道那家皮包公司已经搬走，上次的款都还没结，一下傻掉。但是她马上稳住了，看空荡荡的办公间里貌似有个新公司租户在看装修，是个老外，于是就大胆走上去搭了下话。老外有点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送文具的小商户竟然能说一口地道美语，于是就聊了1个小时。聊完后Christy还竟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老外把送来的文具也顺带买下了^_^
第二天Christy就收到那个老外的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去做助理。Christy本来不是很愿意，因为她一走家里的文具生意就只能关张了，但是老外力邀，电话里直接给她翻了三倍工资，Christy想了半分钟，开口“5倍！”，老外一愣，随后笑笑，还是答应了。当时这个老外一个人从美国派到香港来开亚洲办事处，人生地不熟，能碰上Christy他觉得简直是运气：能说流利英语，懂粤语，国语更是不用说（当时的香港能说国语/普通话的本地人非常少见），而且最重要的是Christy拿的美国护照，老外可以不通过香港正常的劳工程序雇佣她，而是直接私人请她做事。
这个小办事处的美国公司是当时还在倒腾军火生意的卡莱（我们后面说）下面的一个子公司。Christy和那个老外处了一年，彼此关系非常融洽。在这一年中，她第一次单独出差就来了盘中国大陆，这次的大陆之行对她的意义非常重大，主要有两方面：
1。走之前养父知道她要去大陆，就告诉她一定要去重庆璧山看看，Christy问为什么，养父沉默了一会儿说“虽然你父亲（生父）对不起你，但他有苦衷的，你不要怪他……重庆璧山是他的家乡，我也是在那里当的兵，我们都是家乡人，那里也是你的家乡！”Christy来了大陆后真的去了璧山，用她的话来讲：除了能听懂一点当地方言外（养父就是说的那种话），没有任何其他映像。当时中国才刚刚邓爷爷92南巡，经济发展只能说是才起步，呵呵……
2。Christy这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来，是帮助公司确认一些和中国某些政府部门的沟通步骤。虽然这其实只是普通助理的工作，但她感觉明显受到了极其“高规格”的待遇：在某省的一次饭局上，竟然有该省某厅的行业主管副厅长作陪！Christy当时才刚满25岁，论年龄还是个年轻女孩子。和身份如此不对等的待遇让她迅速明白了：中国需要钱，非常需要钱，而自己身后的公司和整个行业就是这个世界上钱和经济发展的代名词！……这个醒悟让她彻夜难眠，有一种惊讶，有一种兴奋，甚至可以说就是这次的大陆之行让她决定了以后的事业道路。
回到香港后不久，公司的母公司卡莱决定直接合并掉这个子公司。那个老外回了美国，临行前问Christy“愿不愿回美国去做事，我可以向上面推荐你！”Christy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了。
好了，到了这里，有很多东西躲不掉，我们必须直接写出来。相信一些行内的朋友已经猜出了“卡莱”是哪个公司，大家心知肚明即可，不必点破，呵呵。让我们采用一种比较直白的说法：首先，这个世界的整个经济秩序是由谁控制的？是由美国的石油和金融家族控制的；其次：在哪玩？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再次，如何分工的？（借用一个行内朋友的玩笑说法）投资银行是背黑锅的，对冲基金是拉皮条的，玩私募股权投资（PE）的是打手，商业银行是最后埋单的，背后的总BOSS就是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石油和金融家族。一切尽在掌握，谁他妈也跑不掉！……这是一个金钱决定一切的屠宰场，只要有利益，总BOSS下面的所有妖魔鬼怪都会跳出来。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块处女地，但是埋了数不尽的金子和机会。所以当时军火生意玩的正起劲还没有完全转型为PE的卡莱立即决定要第一个冲进场，晚了他妈连剩饭都没得吃！（在本文成文时，看到了一条新闻“Blackstone六亿美刀入股中国蓝星”。呵呵，只剩KKR没来了……）
卡莱和当时早已成名的KKR这种“华尔街流氓”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同行，但卡莱并不是玩金融出身的，早期的业务按“美国话”来说就是一家防务供应商。不过美国和中国不同，中国的军火生意都是国家垄断，自产自销；而美国是纯商业的运作方式，飞机大炮你可以整，但是整出来得要政府肯埋单才行，不然就他妈白花花的银子打水漂……所以在美国（包括整个西方世界）做这种生意其实只需要一个诀窍：上面“有人”。
卡莱就很“有人”，他的董事会有个玩笑别名叫做“退休总统俱乐部”，这在美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很多华尔街同行都经常对其出身表示不屑，因为靠关系作生意在资本主义社会毕竟不是主流，这里面太容易产生不能见光的东西了。当然，卡莱不会管这么多，这家big name投资公司仍然把作军火生意的那套作派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反正赚到钱才是王道，你管老子咋赚的！
Christy回美国去以后，在卡莱整整呆了3年。刚开始其实也是普通职员，但是卡莱这种纯粹的资本公司本来人就不是很多，而且因为这家公司的“华盛顿背景”，几乎全是白人，她当时是里面唯一的一张亚洲面孔，所以一直就比较打眼。再加上她自己也很努力，后来慢慢的就成了一个总监的秘书，再后来成了公司董事会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助理。
时间到了1995年底，Christy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在台湾的生父去世了。
生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部下都纷纷赶回台北参加后事，在香港的养父也提前到了台北，但是不管这一帮子人如何据理力争（因为Christy的妈妈在生前认识他们很多人），生父现在的整个家族都仍然一句话“不可能让她出现在葬礼上！那会变成头版头条！”一些不相干的关系人物也从中调停“要为X公的清誉着想……”僵持到最后，Christy在美国都已经上了飞机，生父家族那边才终于决定由主事的大儿子去桃园机场见面。
Christy中午下飞机，立即就被从来都没见过面的大哥“拦截”。没有人知道他们俩在候机楼的咖啡厅里谈了些什么，但其实可以理解的：Christy在面对年龄完全可以做他父亲的大哥时，应该还是有很多话无法讲出口，也有很多辛酸只能深埋心底……几小时后，她又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连候机楼的门都没有出。走的时候给养父说了句话“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台湾！”
生父的去世给她的命运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后来一些在美国的GMD遗老“头面人物”给了她很多照顾，如果要算的话，这就是她唯一能算沾生父的光。这些生父故人给予的照顾都是些人脉关系，再加上卡莱的那个“重量级人物”引荐，半年以后Christy就直接进入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美国“总BOSS”的势力圈子，开始在某家族基金会担任特殊联络人的职务，把住处搬到了纽约，每周都华尔街—华盛顿来回跑。
时间到了1997年，Christy接手了总BOSS“直辖”的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是由XX家族基金、卡莱、XX银行等一摊子总BOSS的小弟共同出资，决策委员会里面全是big name。这笔资本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些利益进入中国；成立的原因也只有一个：他们有了Christy这个具体的执行人。
1997年底，Christy回到了香港。她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扯山头，那样做铁定会寸步难行，而是选择已经在中国大陆扎下根的美国五大会所作为“跳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idea，我后来甚至都怀疑这是美国那边想出来的办法，而不是出自Christy自己）。
对于五大（现在的四大），相信在里面做到过一定level的兄弟姐妹都明白：他们在中国赚钱是一个主要目的，还有一个非常隐讳的目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各大外企。什么需要？我们首先说一点，在中国赚了钱的公司，不管你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没有任何一家敢说自己没有违反过、并且在将来数年也不打算违反中国的经济法规！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整体环境下，100％的守法经营是不可能赚到钱的，收入再多都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成本……所以每家公司随时都在变着花样和政府作对，国企靠和上面“博弈”赚钱，民企靠关系硬胆子大赚钱，那外企呢？毕竟在人家的地头上，所以不敢像国企一样和政府直面PK；自己好歹也是top500，所以也不可能像民企一样混水摸鱼，那只剩下一条路：玩技术活。
五大的隐讳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外企“作技术”。最厉害的，几亿上十亿美元，半个月之内七弯八道拐的在国境线来回转几圈，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影子都没有！当然钱不会自动长翅膀，钱仍然是躺在某家银行里的，消失的只是帐面上的数字“没利润，亏损了”。如果有相反的需求，五大也能给你做出来，当然那是另外一套手法了。之所以朝廷对这种“灰色活动”虽然一清二楚但又毫无办法，就是因为中国是资本管制的，在金融上和外部世界完全是割裂开来的，所以就算你有怀疑也无法拿到证据。查，去哪里查？你以为走出国门后五星红旗还管用？
在中国的top 500从来没有哪家上过全国纳税大户的名单，上面从来都只有本系统、中X油、中X寿这些“大单位”的名字。甚至大名鼎鼎的18M中国公司都连续“亏损”过3年，你相信他们也会亏损吗？更离奇的还有某著名欧洲电信设备厂商，在本系统大量采购产品、单子都是用亿元来计算的2001年，竟然应纳税额还不到500W人民币（我当时就在PwC，这是亲眼所见），简直他妈不可思议！……这些都是五大的功劳。当然收费也是不菲地。
Christy当时就是看准了五大这种地方完全可以做为一个深入中国经济的“跳板”。因为直接以美国资本代理人的身份进来，绝对会无人敢理你“对不起，我们不敢接触……”那时候不要说这种总BOSS直辖的代表某种利益的隐秘资本，就算是沟满桑科斯、大摩、米瑞利奇（和卡莱一样，都用的谐音化名，行内兄弟大家就会心一笑吧^_^）这些做“阳光生意”的华尔街公司都只能在中国开个小办事处，整天就和政府官员喝茶沟通感情，呵呵。
当时华尔街的各路诸侯其实都屯兵香港，但是望着深圳河这边也只能“慢慢来”……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利益驱动的，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真理。
第2部分
Christy回香港不久后就加入了安达信香港。其实她最初的想法是让美国那边把她安排进PwC（因为普华最大），但是之所以选择了安达信，仅仅是一点私人原因：她和安达信香港的一个娃结了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结局并不好，一年之后就离了婚。这件事情我不太了解详情，就不多费口舌了。
在安达信的时候她就开始着手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她并非会计专业人士（professional），可以不受“相关活动”法规限制，于是就按照美国那边的惯例建立了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北角财务公司”（当然是化名，我们就取她第一次来香港时的地名吧）。但是这个北角公司并不是一家独立公司，而是沟满桑科斯亚洲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为了方便以后的“业务”，在某些时候，需要利用沟满桑科斯的牌子为自己遮挡一些麻烦……可能很多人会问：沟满桑科斯这种华尔街大牌会同意？嗬嗬，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华尔街没有大牌，在总BOSS面前他们都是小弟！
其实后来我估计，沟满桑科斯香港部分知道有这个北角公司存在的人，不会超过5个！这也是Christy的老东家卡莱的惯用手法，这个军火贩子起家的投资公司还在卖飞机大炮的时候就经常这样玩了。
Christy在安达信香港呆了两年多，除了把北角公司弄出来了之外（北角当时只有一个秘书，办公室在……还真他妈就在北角！），就开始频繁的出入内地了。这两年多时间里她基本上都一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走动。最开始的事情并不是立即就要下手，而是要认识人，利用她香港安达信合伙人的身份认识很多的人！要把整个基础打出来。Christy出身于台湾，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和1991年台湾废除“动员勘乱时期”前几乎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她很快就融了进去。
1999年底，在我离开本系统的时候，Christy打听到PwC香港有一个外派到北京工作的空缺，于是决定跳过去补这个缺，她觉得可以真正的进来了。当时PwC的这个缺其实level并不高，只是一个普通的manager，Christy过去的话实际上是整整降了两级。不过她没所谓：五大不过是一个利用的跳板而已。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