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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市场上，产品比去年走得好。我怀疑要么他们私自进了其他省市的货，要么他们也在卖假货，再有就是一些不法分子惟利是图，大势卖假货。否则，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摸一下，搞个详细的东西，我去向市里反映，争取市里再下一个文件，并组织执法队，专门检查、打击一次。”刘枚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枸杞人参茶水，身子靠在椅背上，提高了声调，“不像话！这是挖国有企业墙脚，挖社会主义墙脚。这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是让我们市里的资金外流，减少市里的税收！等我从北京回来，我专门去找丁书记。”
“好嘛，” 李一凡话题一转，“刚才，我和江红、许万芬一块儿在商量过‘三·八’节的事情。原来想出去过，大家事情多，有的愿出去，有的又不愿，锣齐鼓不齐的。最后，决定开一个座谈会，还一致推你作中心发言人哩。”
“我就不说了，平时都讲得差不多了。该你们讲，特别是你这个女工委员，更应该发言。”
“我主持会。她两个负责买点糖果。开一个简朴的有意义的座谈会。”
“太简单了。这样，你们去商量一下，给每个女职工买一样东西，在一百元左右。公司又不是没得钱。”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开就是了。我回不来。”刘枚看着李一凡说，“我要带一个材料到北京，是总公司要的。时间很紧，明天就要。赵平和陈向东一个病了，一个开会去了。只有找你来搞了。”
“我？”李一凡显得有点吃惊。
“对。未必你还搞不下来？”
“我没写过这种文章。”
“这有什么难的？比你写那些论文呀什么的好弄。”刘枚又喝了一口水，说：“叫唐倩把那篇总结给你。你在那基础上，加些东西就行了。”
李一凡将身子坐直了一些，不解地看着刘枚问：“加什么东西？”
刘枚笑了笑，伸出右手食指，远远地点了李一凡一下，说：“你呀，像个小学生。这些东西，就是思想、观点。就是在那总结里加上思想观点、加上理论。比如说，在那里面要写上‘在什么什么的领导下、支持下，我们公司以什么什么为指导，以什么什么为动力，认真学习什么什么，狠抓精神文明建设’， 等等。反正就是那些话。”说着，她取出一迭资料，递给李一凡，“你看看这些，将那里面的一些话抄下来，装进文章里。”
“这……”
“你呀，如今，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吗？过去说‘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现在还不是一样？只要有名人写了篇有分量的文章，在里面提出了新的东西，马上有不少人跟着学。大报大刊发表了社论文章，小报小刊就把那社论取下来，砍头取尾，加上一些自己的语言和当地领导的话，又是一篇社论。一句有名的话，一个新的观点，人们要翻来覆去地用很久，要在此基础上弄出很多很多不同的文章来。就像小孩子搭积木。说实在的，你们那些做学问的，我看有些也差不多。过去，有不少人反对这种穿靴戴帽，反对这种八股文章，反对搞这种花架子，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也用起来了。这种文章有市场，有土壤。”她像是在讲课般看着李一凡，静了会儿场，然后继续说，“我们不是说让市场决定产品吗？现在市场需要这种东西，那就得生产。一凡，说心里话，我也讨厌这种文章，但是现在不讨厌了。因为，它可以给公司带来好处。既是这样，你硬着头皮也要干。”
“这……”李一凡没想到刘总给她上了一堂关于作文的课，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道，刚要再说下去，又被刘枚打断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愿写，但这是工作，你就抓紧弄出来。我也不愿叫你写，让你的思维变得枯燥、干巴，不过，好歹就这一次。要辛苦你了。”
“没啥，我今晚加班搞出来。明天上班后就交给你审查，不行，我再修改。”
“来不及了。你只要把那些套话、空话加进去就行了。”
“刘总，”一凡担心地说，“我怕这样写出来，你到总公司去过不了关。”
“你以为他们是你的硕士导师？那些人，自己水平不怎么样，但又要显示水平高，就喜欢这种又臭又长——王大娘的裹脚布样的八股文章。这么多公司，拿去了还不是堆起，也许看都不看。你就像我说的那样写就行了。”
“好嘛。”李一凡站了起来。
“给你同学带东西吗？”刘枚指的是总公司办公室田主任的妹妹，她是一凡的大学同学。
“啊。”她顿了一下，“明天再说。”
深夜求救
恺撒厅里，一个硕大的圆桌居于中央，桌前已经坐了几个人。鲲鹏公司的老总庞赀在这里请客，除仲秋外，客人都到齐了。
他和仲秋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是同学加室友。他睡上铺，常使床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下铺的仲秋怕他把床压坏，就和他对调。个子大且胖，且音同字不同，于是，大家就叫他胖子，他也习以为常。除了在重要的场合，或者填档案、登记表之类，他才写上自己的大名，其余都以胖子自居。他俩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分配时，仲秋因在不少报刊上发表了作品，被报社点名要了去。胖子被分到一个大学生成群的国防厂当了车间考勤员兼宣传员，在仲秋的帮助下他写的稿件上了党报，惊动了厂领导，才上调到了宣传部做专职通讯员。一篇《对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思考》在《企业改革》杂志发表，又被当时的市计委主任佟福喜看中他，调到了计委研究室重点培养，但班子换届后，新来的主任把他晾到了一边，不得已下了海，搞了个鲲鹏公司。在佟福喜的顾问下“鲲鹏”展翅飞翔，红红火火。当初曾说过见好就收，现在干到这个份上，欲罢不能，上了瘾，一天不弄钱、不谈生意就不舒服，就睡不着觉。
仲秋一进来，胖子急忙介绍：“这是晚报社会生活部的仲主任，我的大学同学。这位是，”他指着仲秋右边的一个老同志，“原市计委主任、我的老领导、老上级佟老。新任经委主任是他的外甥，是许书记从北京要来的，中科院的博士。”
“这位是，”他指着仲秋左边的一个年轻人，“这是市委组织部宣教处的贺处长，是不久前我市在全国‘公选’中从外地选来的，他们那个县还不放他，北京一国家机关也要他，最后，他选择了我们这里。是个大才子。最后这一位，”他拍着右边那位四十多岁的男子的肩，“是我的好朋友、中山区工商银行钟行长。这些年来，我的公司全靠他的鼎力支持。可以这样说，没有他做坚强后盾，就没有公司的今天。”
这时的仲秋，已经听不进去胖子的介绍，他的思维，刚离开许琼，又被“公选”紧紧缠住了。几个月前，两江市召开大会小会，启动全市所有宣传机器，为市里决定拿出一定的处长、副处长，局长、副局长职位在全国公开选拔人才造势，还在互联网上发布。一时间，报名者云集。全国各地的有志者更是跃跃欲试；一些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的、在国外研究机构工作的具有硕士、博士、博士后等高学历的同胞们也纷纷报名，并万里迢迢，赶来考试。可是，自从考试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十足的虎头蛇尾！谁知被选中的“千里马”已经就位，而且面前就有一个。倏地，仲秋心里掠过一丝悲凉，为那些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参加“公选”的没有背景的热血男儿，为一直关注此事的新闻媒体，为那些关心组织人事干部制度改革的群众，也为自己……
一时间觥筹交错，酒话连绵，可仲秋的心思还没回来，只是机械地喝着吃着应付着。
贺逸平搁下酒杯，拈了一个才上桌的青口，将里面的肉、豆豉和汁水吮吃完后，用餐巾纸抹了抹嘴唇，说：“我给你们说个顺口溜，说是北京那边流行过来的。”他故意停住了，见几双眼睛都在盯着他，就一字一句地念，“省部级喝洋酒，得洋钞，抱洋妞；厅局级喝红酒，得红包，吻红唇；县处级喝黄酒，唱黄歌，看黄带；乡镇级喝白酒，写白字，打白条。”
“你这和‘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一样，老掉牙了。”钟行长抢白了一句。
正在剥膏蟹大夹的佟福喜叉开了话题：“还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什么酒都能喝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写白字，喝白酒了。”
“不过，你们那时喝的酒不是一般的白酒呀！”胖子亲自在佟福喜的酒杯里斟上了酒，“老领导，你天天喝的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连剑南春、竹叶青都很少喝。你老福分呀！”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表哥才有福分。”贺逸平又抢着说：“一个农民，文化也不高，不安心务农，东滚西闯的。嘿！到头来，他混发了，在京城，还成了人模狗样的一个人物。出国，喝洋酒、泡洋妞，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其实呀，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贺处长，”胖子接过话题，“你不该到这里来当什么处长，该到你老姐那去。京城那是一个什么世界呀？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两江呀，久了你就晓得厉害。还不如呆在你那个县中强。”
仲秋呷了一小口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品了一会儿后，说：“你也说得吓人了。他既然能够到这里来，今后，也可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我说不来这里，直接去北京。卫姐说还是先来这里好，锻炼锻炼。”贺逸平喝了一口葡萄酒，又补了一句，“要不是丁书记追着要，我就不来了。就在那里教书，还要自由些。只要你教得好，不但学生听你的，学生家长也听你的，连校长也要听你的。机关呀，唉……”
“机关算什么？只要外面有朋友就行了。我鲲鹏公司发展了，咱们就有福同享嘛。”胖子端起葡萄酒杯，说，“你们都是我公司的有功之臣。凡是有功的，今后都要安排去国外度假。佟老才去了一趟日本。”
“我们部有个处长参加一个什么团，去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那才提劲。”
“贺处长，那算什么？小菜一碟。”胖子揿燃打火机，给旁边的钟行长点上中华牌香烟后，并不给自己叼上的香烟点上，拿着打火机在手中玩着，“只要你把我的事情当成你自己的事情办。那时，不是去‘新马泰’，而是去欧洲，去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去布鲁塞尔，去阿姆斯特丹……去开开眼界，看看真正的人类文明，看看真正的艺术；去看红灯区，去看‘金鱼缸’……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潇洒走一回。”
“这……”
“这什么？只要你给老姐一说，还办不到？又不影响她的效益。我保证比金石上交得多。我又不全要，一个一半嘛。”
仲秋听出来点门道了。那金石公司经营的一部分商品是国家垄断性的，现在胖子要横刀夺爱，从上面砍一块过来。看来，这新科处长的老姐在北京有能耐。不过，就是上面通了，市里还有一关呀！他刚想到这里，钟行长紧吸了两口中华，吐出一串烟圈，冒出一句：“人家金石那一块肥肉，吃了好多年了。在市里已成定论，你拿得过来？”
“谋事在天，成事在人嘛！”佟福喜品了口洋酒后说。
“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要把定论改一改。市场经济嘛，能者上，哪里有一家独占垄断的道理？我经营，我给国家、给市里多作贡献。我不信有关领导不支持！”
“我首先支持。你做大了，就该还我那四百万了。”
“你呀，就像叫花子嫁女，开口闭口就是钱。”胖子给钟强斟了一杯“人头马”，“生意不做，你的钱再多还不是死钱？你还要再拉兄弟一把。你的钱不来，我的公司就活不了。你的钱来了。我的鲲鹏就展翅，就生钱。”
“庞总，你那公司名称好，肯定要腾飞。鲲鹏。北溟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翼……” 贺逸平想要显示一下，谁知记不起来了，赶紧打住，“这老子的东西，艰涩难记。”
“不是老子，是庄子。”仲秋忍不住，纠正道，“《逍遥游》里的句子。”
说话间，饭店的朱经理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手里提着一包东西。他双手抱拳大声说：“对不起，庞总，我来晚了。向你们陪罪。” 他向佟福喜走过去，讨好道，“佟主任，好久不见，你老身体越来越好了！”他见佟福喜一副不认识的样子，解释道，“我是通联公司的朱誉群噻。当初，我没少来找你。你给我们公司的帮助三两句话说不完。”
佟福喜用手挠了挠头发，沉思了一会儿，说：“啊，我知道。你是朱经理、朱书记。你是个大名人呀！那事……没啥了哈？”他见朱誉群脸上略显不快，马上刹住了话题。
“我早就从公司退休了，人大代表也没当了，到庞总这里来打工了。”
“我知道、知道。那……”
“那些年，那臭B还在到处咬人。但人家公检法铁定了的，翻得了？” 朱誉群朝窗外瞟了一眼，“落得擦皮鞋，活该！”
朱誉群朱经理……啊！像忽地推开了紧闭的铁窗，仲秋突然豁然开朗了，原来是他！刚才擦皮鞋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
夜的纱幕从九天开始慢慢垂下，桉树前的路灯已发出了昏黄的光。一个小个子女人背靠桉树坐着，正在给坐在藤椅上的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儿擦皮鞋。女孩儿靠着藤椅，修长的左脚放在擦鞋凳上，任那擦鞋女人在她白色的阿迪达斯皮鞋上劳作，自己则悠闲自得地看日本卡通。
这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呀！要是法国大画家米勒、塞尚在此，就会画出传世名画……可是，从儿时起，直到他大学毕业时，这幅图不是供人欣赏、阅读和效法的传世名画，而是供工人、农民批判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剥削人民的绝好教材。在教科书上、在课堂里、在大小会中间，他已经听了不下千百遍。擦皮鞋这个行业是和旧中国一起被埋葬的。现在，它不仅堂而皇之地出现，而且市长还亲自发给擦皮鞋工具，尊称为下岗职工的“第二次就业”，是一项光荣的工作。在闹市区由有关部门规划的一个皮鞋摊前挂着两幅白地红字的标语：“擦皮鞋是为人民服务”“擦得越多越光荣”……如果每个人自己脚上的皮鞋都不去让人家擦，那么，他们又将面临第二次下岗，因此，又一条人性化的标语出来了：“请向下岗职工献一分爱心，伸出你的双脚！”本报还专门做过报道。
“同志，坐。”女人的话打断了仲秋的胡思乱想。
那女孩儿已经站起来，要走了。仲秋坐到了藤椅上。女人用左手拍了拍他的左脚，示意他将左脚搁到擦鞋凳上。他照办了。女人麻利地干开了。她先用刷子在一个小塑料水桶里蘸上水，将鞋边的污泥清洗干净，再用湿抹布擦去皮鞋上的灰尘，然后拍拍他的右脚。他懂了。赶紧取下左脚，搁上右脚。女人边擦边说：“你这是双好皮鞋，但是，没有保护好，可惜了。”
“怎么保护？”仲秋随口问道。
“和人一样，也要保养。要勤擦拭，勤上油，不要伤得太厉害了才保养。”
“有时太忙，就顾不过来。”
“是，你们成天东奔西跑的。”女人放下抹布，拿过铁皮鞋油盒，用一把小刷子在里面搅起鞋油，刷在皮鞋上。“不过，再忙，擦皮鞋的时间应该还是有的。未必一天到黑都在采访、写稿？”
仲秋大为吃惊，这个女人怎么知道他是记者呢？记者又没有统一的制服，又没有贴标签。他下意识地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上，然后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采访、写稿？”
“你是记者呀。”她抬起头来看着他。
仲秋借着已经明亮了的水银灯光看清楚了她的脸，额上布满了一道道皱纹，双颊凹陷，双唇干裂，小巧的鼻子不知是因为身体瘦还是怎么的，反正鼻翼薄如蝉翼，可以透过灯光。惟一有神的是那一对眼睛，大而亮，眉毛长而黑，两个眼角牵出一条条纹路。
“你认识我？”
女人点了点头，用力地擦着皮鞋。“在你家门口。”女人越说越悬乎了，“我还去过报社找过你。”
她是谁？仲秋打开记忆的仓库。努力地搜索着这些年来经历的人和事，想从中找出和面前的这个女人相关的蛛丝马迹。没有一点印象。更怪的是，她还说到过他的家门口。仲秋再一次低头看了她一眼，确实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也许，这些年来自己接触的人太多，或者在一些场合，见过自己的人太多，你不认识别人，可别人却认识你。
女人抬起头，张开大眼，望着仲秋，“你是仲秋记者吗？”
仲秋心里一怔：这眼睛、这眼神——哀怨中夹着期盼。见过，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他下意识地闭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