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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一阵幻觉中感到他全部的命运都建立在为温妮弗莱德获得幸福的保证上。她永远也不会受苦，因为她没有与外界形成活生生的关系；她头一天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第二天又会象没事人一样，似乎她故意淡忘了以前的事；她有着极其自由的意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她就象个毫无心肝的小鸟任性地飞翔，一时高兴，就忘了任何责任；她轻率地由着性子行事，把同别人之间严肃的关系不当一会事地甩掉，真真是个虚无主义者。正因为她没有过苦恼，父亲临终前念念不忘地牵挂着的人才是她。
当克里奇先生听说戈珍·布朗温可能会来家里教温妮弗莱德绘画和造型艺术，他似乎觉得孩子有救了。他相信温妮弗莱德有天分，他也见过戈珍，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他可以把温妮托咐给她，她是最合适的人了。她就是孩子的引路人，是孩子积极的力量，他不能让孩子没有方向、没人保护。如果他能把她嫁接到某一棵会说话的树上以后再死，他也算尽了自己的责任了。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他将毫不犹豫地去求戈珍。
就在父亲缓缓离开生活的时候，杰拉德感到自己愈来愈暴露给外界了。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说，父亲代表着活生生的世界。当父亲活着时，杰拉德是不用对这个世界负责的。可现在父亲渐渐要离去了，杰拉德发现自己在生活的波涛面前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就象叛乱后失去船长的大副，只看到一片可怕的混乱状态。他没有继承现成的秩序和生活观念。人类全部的生活观念似乎都随父亲死去了，那似乎把一切都集中起来的力量似乎也随着父亲塌陷了，可怕地粉碎了。杰拉德似乎被弃在一只即将下沉的船上，他驾驶着一艘四分五裂的船。
他知道他一生中都在生活的边缘挣扎着要打破它。现在，他怀着孩子一样的恐惧心情发现自己要毁灭自己了。上个月，在死亡的影响下，在伯金的话和戈珍穿透性的存在影响下，他失去了全部一成不变的信心。有时他会非常仇恨伯金和戈珍。他真想回归到枯燥的保守主义上去，回到最愚蠢的传统的人们中间去。他想皈依最拘谨的托利派。可这种欲望并没有让他投入行动。
在孩提时代，他渴望某种原始粗犷的东西。荷马时代对他来说是很理想的，那时，一个人可以当上英雄组成的军队首领，或象奥德修斯那样浪迹天涯。他非常仇恨他的生活环境，太仇恨了，以致于他从未认真看一看贝多弗和矿谷。他的眼睛根本不看肖特兰兹右边这条黧黑的矿区，而是看着威利湖彼岸的乡村和森林。不错，在肖特兰兹总能听到矿区的喧嚣声，可杰拉德从小就没注意听过，他不去理睬在工业的大海中汹涌起伏的黑色煤浪。他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真是一片荒原，人们就在这荒原上打猎、游泳、骑马。他同一切权威作着斗争。生活就是要求得野性的自由。
后来他被送进学堂学习，那日子真可怕死了。他拒绝去牛津上学，而是选择了去德国上大学。他分别在波恩、伯林和法兰克福逗留过一些时候。在德国，他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他想认识、想了解世界，要客观地认识和了解，似乎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消遣。然后他不得不去参战，不得不到那些荒蛮的地方去，那儿对他吸引力太大了。
其结果是他发现人类到处都一样，在这好奇冷漠的心目里，野蛮人是蠢笨的人，不如欧洲人有趣。为此他的头脑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学观念和改革观念，可这些观念从未变得深刻过，不过是他想着玩罢了。这些观点主要是与既成的秩序作对，要毁灭它。
最终他发现可以在煤矿上真正冒一次险，当时正值他父亲请他协理矿务。以前杰拉德学过矿山科学，可对此从未有过兴趣，可现在，他却在一阵狂喜中掌握了一个世界。
这项巨大的工业在他心目中构成了一幅图景，它突然变得真实起来，他成了这图景的一部分。矿区的谷地里，一条铁路把一座座煤矿连接了起来，铁路上跑着一辆辆矿车，有满载的短矿车，有空载的长列，每辆车上都涂着白色的缩写字头：
“C·B·＆￣Co、”（克里奇公司）
他从小就看到过车上的这些白色缩写字头，可又跟没看到过一样，因为太熟悉了，也就不注意了。最后他看到自己的名字也写了上去，于是他看到了权力。
那么多涂有他名字字头的火车驶过田野。当他乘火车进入伦敦时他看到了他的名字，在贝多佛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的权力扩展范围竟是如此之广。他看着贝多弗、塞尔比、沃特莫和莱斯利河岸，这些大型的矿区全都依赖他的煤矿。这是些可恶、肮脏的地方，小时候他为此深感痛苦，而现在他则为此感到骄傲。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又建起四座新兴城市，拥挤着一些丑陋的工人村。黄昏时分，他看到成群结队的矿工从煤矿出来沿着大路流动着，这些人浑身都是黑的，只有嘴唇是红的，他们都有点变形了，这些人全都得按他的意志行事。星期五晚上他缓缓地驾着汽车穿行在贝多弗肮脏的人群中，这些人是发了工资后来买东西的。他们都得听他的指挥。他们丑陋、粗野，可他们是他的工具。他是机器的上帝。这些人慢慢地为他的汽车自动让着路。
他才不管人家是否乐意为他让路呢，才不管人家是否抱怨他呢，才不管人家怎么看他呢。他的眼光突然明亮起来，突然发现人类不过是纯粹的工具罢了。什么人道主义，什么痛苦和感情，谈得太多了，很可笑。个人的痛苦和感情根本不算什么，那不过是天气一样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人的纯粹工具性。人就跟一把刀子一样，重要的是快不快，别的都无所谓。
世上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作用，它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完美地起到了应起的作用。什么样的矿工算好矿工呢？是好矿工他就是完美的人。什么样的经理是好经理？是好经理就够了。就杰拉德本人来说，他负责整个企业，他是个好矿主吗？如果是，那他的生活就算完美，别的什么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罢了。
矿井都陈旧了，资源枯竭了，再采下去就不值了。眼下正考虑关闭两口井，就在这时杰拉德来了。
他四下里打量着，矿井就躺在脚下，它们老了，报废了，象老狮子一样不中用了。他又扫视了一眼。呸！这些矿井不过是些缺德头脑的笨拙产物罢了。它们躺在那儿，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头脑半途而废的产物。别去想它们了吧，他把它们从头脑中一扫而光，他现在想的是地下的煤，还有多少煤？
还有大量的煤呢，旧的采矿办法是无法挖到的，就这么回事，那就打破旧的方式好了。尽管煤层不厚，但确实有煤。自从有了年月的记载，这煤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成为人类意志的对象。人的意志是决定的因素。人是土地狡猾的主宰，人的头脑服从于人的意志。人的意志是绝对物，唯一的绝对物。
他的意志就是要物质世界为他的目的服务，他的出发点就是要征服，这场斗争就是一切，胜利的果实不过是个结果罢了。他杰拉德接管煤矿并不是为了钱，他压根儿对钱不感兴趣。他既不铺张浪费、奢华讲究，对社会地位也不感兴趣。他需要的是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单纯地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他的意志就是从地下挖出煤来，获利。获得的利益不过是胜利的表现形式，当然胜利自身就包含在所获得的战果中。面对挑战他十分激动。每天他都下井去考察测试，他还请教专家，渐渐地他象一个将军掌握了战争的计划那样对矿区的全部局势胸有成竹了。
然后他要有所突破了。矿区一直按照旧的体制生产，观念太陈旧了。最初的观念是矿主舒舒服服地通过开矿变富，给工人提供足够的工钱和良好的条件，同时增加国家的财富。杰拉德的父亲是第二代矿主，有了足够的家业以后，就只考虑人的问题了。对他来说，煤矿就是为矿上的千百把人生产面包的巨大田野。他和他的同事们活着就是为人们谋福利的。这些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没有几个穷苦人了。人人都富足了，因为煤矿是个好地方，工作也轻生。而那时的矿工们发现自己变得出乎意料得富有，为此深感幸福和自豪。他们认为自己很富有，为自己的家财庆幸，于是又忆起他们的父辈是如何忍饥受苦，从而感到好日子总算来了。他对那些开拓者和新矿主都很感激，是他们打开了矿藏找到了流水般的财源。
可人心是永远满足不了的，矿工们就是这样，原先他们很感恩戴德，现在开始抱怨矿主了。他们感到不那么满足了，他们需要更多的财富。为什么矿主比他们富裕得多？
杰拉德小时候矿上闹过一次危机。因为矿工们拒绝接受减员，工头协会就关闭了矿井。封闭矿井迫使托玛斯·克里奇接受了新的条件。他是工头协会的成员，他被迫同意封闭矿井以保全自己的信誉。他一向以父亲和家长自居，现在他被迫断绝了他的“儿子”们的生活资源。他认为自己太富有，天堂是不会接受他的。现在，他不得不把矛头对准比他更接近基督的穷人，这是些卑贱者，被侮辱的人，可他们是完美的，在劳动中他们是高尚的人，可他必须对他们说：“你们不劳动就不得食。”
这场斗争实在让他感到伤心。他想用爱来办自己的企业，哦，他甚至希望爱成为办煤矿的指导力量。可现在，在爱的外衣下，机器的需求拨出了利剑。
这实在让他伤心透了。他需要一种幻想，可这种幻想破灭了。工人们倒不是与他作对，他们是同工头们作对。这是一场战争，他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他是站在错误的一方的。成群的矿工们每天都来见他，他们受到了一种新宗教的冲动。他们被一种观念激励着：“世上人人平等，”他们要把这个观念变成物质现实。归根到底，难道这不是基督的教旨吗？如果不行动，光有观念算什么？“所有的人一律在精神上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子。这种地位的不平等何在？”这是在一种宗教信义的推动下得出的结论。对此，托玛斯·克里奇无言以对。他凭着自己的诚实之心承认，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错误的，可他又不能放弃他的物资——那正是不平等的内容。人们非要为自己的权益斗争不可。世界上仅存的宗教激情的冲动，激励着他们为平等而斗争。
沸腾的人群在行动，人们脸上露出似乎参加神圣战斗的表情，同时脸上挂着一种贪欲。一旦人们开始为财产的平等而斗争，如何分得清哪是为平等而战的激情、哪是贪欲的激情？可人们眼中的上帝是机器。人人都要求在那生产能力强大的机器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力。人人都是这个上帝头脑的平等部分。可托玛斯·克里奇觉得这个道理终归有那么点虚假。当机器是上帝的时候，当生产或劳动成为人们的崇拜物时，最机械的头脑也是最纯洁和最高尚的，代表着上帝的旨意，其余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他的附属品。
骚动出现了，沃特莫矿井口起火了。这是最远的一口矿井，离林子很近。骚动引来了军人。在那个毁灭性的一天中，从肖特兰兹的窗口可以看到不远处天空中的火花，平日里用来运送矿工到沃特莫去的火车现在满载着一车车穿着红色军装的军人在峡谷中疾行。随后传来枪声，后来听说人群被驱散了，一个人被打死，火被扑灭了。
杰拉德那时还是个小孩子，闹事的那天他激动极了，他渴望着跟那些当兵的一起去枪杀矿工们。可家里不让他出门，门口把守着持枪的哨兵。杰拉德兴奋地靠近这些当兵的。一群群的矿工在胡同口走来走去，喊着，嘲笑着：
“警察都开枪了，让我们看看你们放枪吧。”说着他们还在墙上和篱笆上写上骂人的话。
托玛斯·克里奇一直在伤心，已经施舍出去几百英镑了。到处都摆着食品供人们白吃，食品都过剩了。无论谁只要张口要，就可以得到面包，每条面包只要花三个半便士。每天都免费供应茶点，矿区的孩子们从未如此这般地吃大户呢。星期五下午，又给学校送去整筐整筐的果子面包和大罐大罐的牛奶，孩子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由于面包和牛奶吃得太多，他们都吃腻了。
骚乱结束了，矿工们又上班了，但情况再也不同于以前了。形势起了新的变化，人们的头脑里有了新的观念。甚至在机器内部也要讲平等，任何一个部件都不应是其它部分的附属品：全部都应该平等。这种平等观念中注入了人们启望混乱的本能。神秘的平等是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占有或行动的企图——这些属于过程。在行动与过程中，一个人或一个部分必须是另一部分的附属品，这是存在的一种条件。可人们心中产生了骚乱的欲望，机械的平等观念成为分裂的武器，人的骚乱意志通过这种武器得到实现。
闹罢工的时候杰拉德还是个小孩子呢，可是他渴望成为大人去同矿工们斗争。父亲则进退两难、不知所措。他想做一名纯粹的基督教徒，同所有的人都平等，他甚至想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全分给穷人们。可是他要办大工业，为此他必须保住自己的财产从而保持自己的权威，对此他心里很明白。他知道保住财富同倾其所有给穷人同样是神圣的，当然后者更神圣，因为他要这样行动，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理想。可现在他不得不放弃这个理想，这真让他感到懊悔，懊悔死了。他本想做一个仁慈、自我牺牲、乐善好施的父亲，可矿工们却因为他一年挣一千英镑而愤愤不平，冲他大喊大叫，他们是骗不了的。
当杰拉德长大以后，他改变了态度。他毫不理睬什么平等。他认为全部基督教关于爱和自我牺牲的观念早已成了一顶旧帽子。他认为社会地位和权威是世上公道的事，对此表现出虚假的态度是没用的。这是公道的事，道理很简单：它们有用，是必要的。地位和权威并不是一切，它们不过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已。他本人偶然成了控制别人的中心部分，而大多数人则不同程度地受控制。这些不过是偶然现象罢了。当然他也感到兴奋，因为轴心可以带动上百只轮子，就象整个宇宙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如果说月亮、地球、土星、木星和金星都有权成为宇宙的中心，那纯属愚蠢。这种结论完全出自对于混乱的渴望。
不用想，杰拉德就得出了结论。他把民主——平等的问题斥之为愚蠢的问题，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这架机器。让机器工作得更完美吧，生产足够的产品，给每个人分得合理的一份——多少根据他作用的大小与重要性的大小而定，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乐趣与趣味，与他人无关。
杰拉德就是这样赋予大工业以秩序。以他的经历和阅历，他得出结论认为生活的根本秘密在于和谐。他自己弄不清这和谐为何物，但他喜爱这个字眼儿，他感到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后他开始将自己的哲学付诸于实践，给既定的世界强加上秩序，将神秘的“和谐”变为实际的“组织”。
他立即看透了自己的企业，意识到了他应该做什么。他要与物质世界斗争，与土地和煤矿斗。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让地下无生命的物质属从于他的意志。为了与物质世界斗争，就得把完美的工具加以组织，这是一种微妙而和谐的组织，它代表着人独特的意志，它无情地重复着特定的运动，无可阻挡、无情地去实现某种目的。杰拉德要建立的这种组织原则激起他心中似乎宗教般的狂热。他要在他自己的意志和他要降服的物质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完美的、不变的、神一般的媒介。他的意志和与之相抵抗的物质是两个极端。他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起什么来表达他的意志，那是权力的化身，某种伟大而完美的机器，一种制度，某种纯粹秩序的运动，纯粹的机械重复，重复而无穷，因此既是永久的也是无穷的。他在纯粹的机器原则和一种纯粹复杂而又无限的重复运动中发现了他的永恒与无穷，它就象一只旋转着的轮子，但这是一种生产性的旋转，因为旋转着的宇宙可以称之为生产性的旋转，一种生产性的重复，通过永恒走向无穷。这就是上帝的运动，是生产性的重复与无穷。而杰拉德则是机器的上帝，人整个的生产意志就是上帝的头脑。
他现在有了自己毕生的工作了，这就是在世界上推行一种完美的制度从而让人的意志顺利地得到实现，永远不受挫折。他要从煤矿工作着手实行他的计划。计划中包括这几项内容：与人的意志对抗的地下物质；然后是驯服它的工具，包括人和金属；最终是人纯粹的意志即他的头脑。复杂纷呈的工具需要高超的协调，人、动物、金属及动力工具，将各种小小的整体调动起来构成一个巨大完整的大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