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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我幸福了？还不是我自己。牛青松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种正当的赚钱方法，我想用我的双手赚钱。刘小奇拉开他的衬衣口袋，对牛青松说看见了吗？我的口袋里有好几百块钱，现在你把手伸进去，然后把钱掏出来。牛青松从刘小奇的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给刘小奇。刘小奇说这钱是你的了。牛青松说为什么？刘小奇说别问为什么？
只要你的手能够从别人的口袋里掏到钱，你就尽力地掏。每个人都是用他的双手赚钱，而不是用他的脚丫子。牛青松把钱丢到书桌上，说我听不懂你说的话。说完，他转身下楼，骑着他的三轮车离开了发廊。他向填河路上的行人，打听煤炭公司的新址。他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像一位退休的老人，在填河路上慢悠悠地晃动着。
在我上学、牛红梅上班的时候，牛青松就站在我家的门前打煤球，通红的太阳照着他一丝不挂的头顶。他的十根手指，交替在他的脸上擦汗，黑色的煤渣涂满他的脸。到吃饭的时候他也没把脸上的煤渣洗掉，以此向我们标榜他在艰苦地劳动着。他的嗓门在劳动中渐渐洪亮，他说我打了一阳台的煤球，差不多够我们烧半年时间。牛红梅说煤球暂时不用打了。你能不能干点别的？牛青松张开黑不溜秋的嘴巴，露出白色的牙齿，像马一样鸣叫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
第二天，牛青松从商店买回两桶油漆。那是两桶质地优良的油漆。他翻箱倒柜，立志要把所有的家具油成绿色。这样，与母亲有关的旧衣服和乳罩被倒腾出来，码在我们的床上。与父亲紧密联系的裤衩（还有破洞的裤衩），以及书籍、笔记本也被牛青松统统地掏出来，堆放在客厅里。牛青松穿行于这些杂物之间，或蹲或站，油漆沾满他的鼻梁、双手和脚板。他没有办法把沾在他皮肤上的油漆洗掉，他只好挂着那些绿色的油漆睡觉、穿衣、步行和上厕所。阳光暗淡的下午，他看上去像一位十足的小丑。
当我们的家庭快要变成绿色的海洋的时候，一本存折从父亲的书籍里滑落出来。牛青松站在气味浓烈的油漆中间，用十根绿色的手指捧着那本红色的存折窸窸窣窣地颤抖。
3000元，3000元啦！他像一位摇滚歌手用尽气力唱道。
按照当时的物价，3000元可以买一辆很好的摩托车，可以让我们一家三口丰衣足食两年，可以旅游大半个中国，可以为牛青松讨到一位漂亮的妻子，可以购买彩电，可以装修房屋。但是牛红梅的计划，打破了我们的美梦。牛红梅向我们建议，把这笔钱寄给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杨春光。
牛红梅的建议遭到了我的强烈反对。我说杨春光不缺钱花，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坏就有钱。你是想让杨春光变坏吗？牛红梅说如果杨春光有3000元钱，他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他有了好工作，将来你们也会有好工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说他有这3000元钱，可以分配到组织部、人事厅这样的部门吗？牛红梅说能。我说如果能，我同意把3000元全部捐给姐夫，就当是捐给灾区，就当这笔钱从来没有过。范仲淹教导我们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听到这样一说，牛红梅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激动得简直没有形容词。她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双手不停地拍打她妩媚动人丰满性感的屁股。一些寄生在她裤子上的细微的尘土，在她手掌的拍打下飞扬而上。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如此兴高采烈过。但从此后，凡遇到高兴的事，她大都用双手拍打屁股。
我从牛青松手里抢过存折。我看见存折上沾上了几点绿色的油漆。牛青松捏过存折的手停在空中，他的整个身子也纹丝不动。只有他的眼珠转了一下，目送我和牛红梅走出家门。我和牛红梅肩并肩，在牛青松的目光照耀下朝着银行前进。我们手里捏着存折，心里感受着80年代夏天的阳光。我们觉得那一天的阳光比平时多灿烂了50％，街道比平时多干净了20％，树木比原来的树木长高了1/4倍。总之，那一天，我们觉得此树木不是彼树木，此阳光不是彼阳光。总之那一天，我们心情很好。
当我们把父亲牛正国的存折从栅栏的缝隙，递进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对老花眼镜从柜台后面站起来。在老花眼镜的镜片后面，是一对不停滚动的眼珠和布满皱纹的额头。
他的头微微一低，眼珠从镜框之上露出。他像看小偷一样看着我们。他说这是你们的钱？
牛红梅说是的。他把存折从里面丢出来，说密码，除非你们有密码，否则这钱取不出来。
他好像知道我们不知道密码似地，胸有成竹地把存折丢出来。
翻遍了父亲所有的笔记本，我们没有找到密码。牛青松坐在一旁，看着我和牛红梅哗哗地翻动书页，客厅里到处都是打开的书和笔记本。牛青松说我认为，这笔钱应该有妈妈一份。妈妈，牛红梅从书堆中抬起头来，然后双脚往上一跳，两手拍打屁股，说对，我们这就去找妈妈，她一定知道密码。
尽管已经深夜了，我们还是决定去找母亲何碧雪。我们每人推着一部自行车，一线儿排在马路上。牛红梅向我们宣布比赛规则，谁先到达人民医院的大门，谁就可以从父亲的存上拿到1500元，第二名1000元，第三名500元。父亲的存款就这样被牛红梅瓜分了。我看见牛红梅和牛青松的身子伏在自行车上，像鸟一样滑翔而去。他们的屁股包住了坐包，头对准路面。从后面看上去，你绝对看不到他们的头，只看到他们高耸的屁股，像切破的南瓜，一半矮下去一半扬起来，如此快速的起伏，使他们的车轮滚滚。当我超过牛红梅的一刹那，牛红梅仿佛丧失了比赛的斗志。她直起腰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如缺氧的鱼大张其嘴。抬头往前看，牛青松已经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昏黄的路灯之中。
于是我想，别人骑马我骑驴，细细想来是不如，抬头往后看，还有打柴汉。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差一点撞到了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上。
到达人民医院大门，我没有看见牛青松。我站在灯光明亮的地方，大口喘气。汗水穿透我的衬衣，嘀嘀哒哒往下滴，自行车的车把沾满汗水。等我的汗水快被风吹干的时候，牛红梅才摇摇晃晃地到来，她的自行车发出一种嘹亮的声音，好像是链条摩擦铁皮发出的声音。她跳下自行车时，身子软得像一根面条，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她一手扶车一手捂住腹部说，我差一点就害了我的小宝宝。牛红梅慢慢地拉直她弯下的腰。
谁都想不到牛青松会最后一个到达。他因为不知道捷径，所以绕了一个大弯，甚至还跌了一跤。他把他跌破的膝盖指给我们看，我们的眼光中全是血。他说只能怪我的运气不好。为什么你们不跌跤，偏偏是我跌跤？他把自行车放倒在地上，双手轮番着扇自己的脸。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夜空。我知道那一刻，他比任何人都痛恨自己。
在从大门往母亲住处的路上，牛青松一言不发。我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里夹杂着嘟哝声，他仍然在痛骂自己的运气。密码对他已不重要，母亲对他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跌了一跤？
牛红梅用食指和中指的关节敲打母亲的家门，门板发出空洞的声音。敲门声响了好长时间，门板才漏出一丝亮光，一个男高音从门缝里钻出来。他说找谁？牛红梅说找我妈。他说你妈是谁？牛红梅说何碧雪。他说他们早就搬走了。牛红梅说搬到哪里去了。
他说不知道，好像他们都辞了职，做生意去了。牛红梅僵硬死板地站在原地，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话该怎样说。门板在她面前轻轻地合上，光线被掐断了。牛红梅说他们怎么就搬走了呢？他们什么时候搬走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她每走下一级台阶就问一声自己。她不停地拷问自己，就像某些作家拷问灵魂。
牛青松开始把散落在客厅的父亲的日记，一本一本地捡起来。他坚信存折的密码一定躲藏在日记的某个地方。他抬着胸膛向我们保证，说一定能够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
牛红梅说谁能找出密码，谁就拥有这3000元。牛红梅把存折丢给牛青松。
无论白天或黑夜，牛青松坐在他刚油完的旧家具中间，细心阅读父亲的日记。他的周围飘荡油漆的气味，气味像一根棍子不时撩拨他的鼻孔，所以他喷嚏连天。他从日记里获得不少秘密，然后在进餐时向我们卖弄。有一天，他突然对我们说刘大选，也就是兴宁小学的刘校长，借了父亲的两本书，至今未还。
他拿着父亲的日记去找刘校长，向刘校长索要四年前父亲借给他的两本书。刘校长已经把这件事彻底地遗忘了。刘校长说什么书？牛青松说《红岩》和《青春之歌》。刘校长说我已经还给你父亲了。牛青松说没有，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堆在哪个角落？
或是你当作废纸卖掉了？刘校长说让我想一想。刘校长说让我想一想的时候，他用他的右食指不停地敲打右边的太阳穴。
刘校长想了一会，走到他的书柜前，然后弯腰把头送进书柜最底层。他花白头发在书柜上碰撞了几下，鼻尖上沾满灰尘。牛青松听到柜桶里发出惊喜之声，刘校长的脑袋从柜桶里退出，他的手上捏着两本砖头一样厚的书。两本书都用牛皮纸作封面，真正的封面已不复存在。刘校长用鸡毛掸子在牛皮纸上扫动，一团灰尘像蘑菇云直上云霄。写在牛皮纸上的“毛泽东选集”五个拇指般粗壮的字，像铁锤一般敲打牛青松的眼睛。牛青松说不是这两本。刘校长说是这两本。牛青松说我爸借给你的是《红岩》和《青春之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刘校长用他的拇指像洗扑克一样，哗哗地翻动发黄的书页。
他说你看，这上面全是林道静和江姐的名字，这还会有错吗？这两本过去是被批判的，就像某些人一样被批判被打入另册，所以你父亲故意这样伪装它们。尽管换了书皮，但书还是原来的书，这叫换汤不换药，这就是一个人的外表不代表他的内心。你不说我还把这事给忘了，我这个人从来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
牛青松拿过两本书，认真地翻了一下。他看见林道静和江姐的名字像铁钉一样钉在书中，他放心地打了一个喷嚏，像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朝着家中狂奔而来。他把书摆在书桌上，然后满意地拍拍它们，说这不仅仅是两本书的问题，这是爸爸的遗物，它证明爸爸的日记非常诚实可信，是信得过的日记。
牛青松接着往下看，他看见父亲写道：江爱菊借钱200元。他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再看，不错，是江爱菊借钱200元，一共54画。在这54画的下面，有一段江爱菊借钱的说明。
下午五时，牛青松站在楼梯口，等待江爱菊下班归来。他把他想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温习了一遍，力争做到万无一失。从楼梯口往外看，正好看见一个报刊零售点。零售点前摆了一块木板，上面贴满许多的杂志封面，丰乳肥臀的女郎们像真的一样，色彩鲜艳美味可口。牛青松把她们的每一个部位详细地看了一遍。买报纸的人来来往往，他们灰色的黑色的杂色的裤子和裙子，不时挡住木板上的女郎。牛青松的目光穿过裙子和裤子的缝隙，把那些招贴画分割成无数不规则的块状。一个小时就这样被他打发掉了，他看见江爱菊挽着一个菜篮，慢条斯理地朝他走来。菜篮里的青菜没精打采，江爱菊低着头看那些没精打采的菜。
到了楼梯口，江爱菊差一点撞到了牛青松的身上。江爱菊说牛青松，你站在这里干什么？牛青松说等你。江爱菊说等我干什么？牛青松说钱，你借了我爸爸的200元钱。
江爱菊惊叫一声，说你爸爸都死了四五年了，我什么时候借他的钱？牛青松说1975年12月15日，爸爸在日记上写道：这一天，江爱菊借钱200元。江爱菊说她家来了一个乡下的亲戚，需要一点钱。但她家的钱都由老范管理。老范从来反对江爱菊私下把钱送给江家的亲戚，所以管钱管得很紧。我们家的老何也不喜欢我把钱借给别人，但看着江爱菊那副求爷爷告奶奶的模样，我从存折上取了200元给她。她说老牛呀，你真是及时雨宋江，等我手头宽松了我就还你。爸爸日记里的老范是指你们家的范伯伯，老何是我的妈妈何碧雪。江爱菊一挥右手，说真是岂有此理，这200元钱我早就还过了。牛青松说可是，爸爸的日记上没有你还钱的记录。江爱菊说这不能说明我没还钱。你爸爸又不是天天写日记，也许我还钱的那天，你爸爸正好感冒，没有写日记呢？牛青松说绝对不会，许多芝麻绿豆的事他都记下来了，何况是这么重大的事情。借债还钱，杀人偿命，你得把钱还给我们。江爱菊哟哟地叫了救声，说看来少管所你没有自去，学到了不少东西，刚一出来就想翻案了。江爱菊一边说着一边挎着菜篮上了二楼，她掏出钥匙打开门，然后用脚后跟把门狠狠地碰回来。楼道里发出惊天动地的关门声，牛青松的身子明显抖了一下，他像是被关门声吓着了。
整夜没有睡好的牛青松，嘴里嘟哝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能够这样？他洗脸的时候这么嘟哝，刷牙的时候这么嘟哝，吃早餐的时候也这么嘟哝。他就这么嘟哝着走出家门，去市工人文化宫找江爱菊伯妈。
文化宫办公大楼的下面三层已出租给了别人，它已不属于江伯妈之流使用。一楼用来打桌球，二楼开了个餐馆，三楼正在装修，好像是一个舞厅。走过三楼时，锯木声和电钻声不绝入耳，牛青松在楼梯上跑了几步，差一点跌倒了。
他在四楼找到了江爱菊伯妈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男两女，墙壁上挂满锦旗和奖状。许许多多的奖杯堆放在屋角，上面爬满灰尘。牛青松站在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江伯妈，我的钱，我来要我的钱。四个人，八只眼珠像八颗黑夜中闪动的猫眼，一齐盯住牛青松，仿佛要把他活活吃掉。牛青松站在门框里进退两难，昂头着着墙壁上的奖状。
一声细长的尖叫从江伯妈的喉咙里飘出，它跳下了山岗淌过了草地流向远方，它在流动的过程中逐渐变成字，逐渐组成句子——你们说奇不奇怪，他刚从少管所出来就向我要钱。他说是他爸借给我的，他爸已经死了四五年了，他现在还跟我要钱，真是岂有此理。我借他爸的钱早就还过了，他又想再要一次，这和敲诈、勒索有什么区别？真是岂有此理。唾沫从江伯妈的嘴里飞出，在整个办公室里飞扬。牛青松说借债还钱，杀人偿命，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共产党员，岂有借钱不还之理。这钱虽然不是我的，但它是我爸爸的，我现在替我爸爸办事。江伯妈说这钱我还过了。牛青松说没还。他们的声音愈来愈大，好几个办公室的人都跑出来围着他们。
有人推了牛青松一把。牛青松站在门框下一动不动。有人说把他轰下楼去，这里不是菜市，怎么能让一个无赖在这里横行霸道。牛青松说谁是无赖，江爱菊借钱不还，才是无赖，江爱菊不是没有钱，她不会连200块钱都拿不出，她是不想还这200元钱，她认为我爸爸死了，死无对证，所以她欺负我，她这是欺负一个孤儿，你们都在欺负一个孤儿。牛青松这么说着的时候，已经把手掌伸进门拉手里，现在门拉手就像一副手铐铐住了他的左手腕子。
人群中走出一位彪形大汉，他拦腰抱住牛青松。牛青松双脚离开地板，门随着他的左手摇摆。彪形大汉往楼梯方向走了两步，牛青松的手合上了办公室的门，他的左手还卡在拉手里。彪形大汉用力摔动牛青松的身子。牛青松哟了一声，说我的手快断了。彪形大汉又摔了一下，左手腕子被门拉手拉红了。彪形大汉再摔一下，牛青松的手从拉手里脱出来。牛青松开始用双脚踢打彪形大汉，彪形大汉任凭牛青松的踢打。他像抱一个婴儿一样，把牛青松从四楼抱到一楼，然后摔掉牛青松。牛青松用右手掌抚摸着左手腕子，从地上站起来，他看见抱他的人堵在一楼的门口，他的身子差不多把门口全部塞满了。他一跺右脚，地皮颤抖了一下。他说滚。牛青松说不滚。他说不滚，我也不会让你进去，除非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他说着又跺了一下右脚。牛青松站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说我就站在这里，我不滚我也不进去，我在这里等江爱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资格站在这里。彪形大汉靠在门框上，也不说话。他们彼此对望着，彼此都发出一声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