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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回头无岸
作者：李波
内容简介：
本书描写一批涉世未深的读书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在权力本位、金钱本位、爱情异化、理想失落和自身固有劣根性的多重压力下的生存状态。故事是一次悲壮的“突围”，一次绝命的挣扎，一次“蚂蚁”和“大象”的战争。
他们是不正当竞争和无规则游戏的牺牲品。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生人的活标本。相对于“垮掉的一代”，我们不妨赋之以“欲垮不垮代”或“回头无岸的一代”。这代人无疑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煎熬的群落。
正文
一
古副局长突然去世了——他是因心脏病突发猝然而死的。这让我们办公室乱作一团。在前一天的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他还热情洋溢地作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南方归来一席谈”的长篇报告，博得了全局上千名干部职工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平时脸色阴郁，不苟言笑，按政客标准还算年轻的副局长反复要求我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没想到他自己的步子却迈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让我们再也追不上了。
我和古副局长不熟。我刚从大学毕业出来分配到这个局不到两年时间，我在办公室作综合秘书，虽然有机会频频地和各个领导接触，但古副局长却是位特殊人物——他不怎么上班。他的办公室总是紧锁着。常常可以看到一叠报纸、文件、杂志或信件之类的东西卷成圆筒斜插在拉手孔里，有时散落在光洁的水磨石地板上而无人理睬。隔三岔五才看见穿着竖领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他提着一只老式的黑色手提皮包，猫着腰从他的驴牌轿车中缓缓拱出来，阴沉着脸上楼，疲惫地打开他僻静的办公室旋即将门反锁。他在门窗密闭的办公室最多呆上半小时就走了，见人只是表情漠然地点点头。我从没看见有人向他汇报或请示工作，许多下属基层的职工甚至不认识他。我真不知道他这个局长是怎么当的。
只是他作报告那天我才第一次看见他的笑脸，聆听他的持续的讲话。那天有位新上任的任副市长在场，他自己没有讲几句，却带头一个劲儿地为古副局长鼓掌加油。我从他们不经意间相互搂腰拍肩的一刹那，敏感地意识到他们之间不易察觉却又非同寻常的关系。古副局长的情绪有点异常是明白无误的。
但他就这样——就这样地死了！
办公室天然负责他的善后事宜，我们在林主任带领下忙碌不堪。除了发讣告、设灵堂、扎花圈、慰问家属、接待唁宾之外，我们还得联系殡仪馆、调遣租用车辆、安排人员守灵、选择公墓墓址、预定宴席……
我还得抽空写悼词，这对于我而言倒不过小菜一碟。在电视新闻上在报纸上在街头闹市常常可以看到各种讣告，从显赫的政要名流到黎民百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行文已成套路，根据死者身份对号入座罢了，早已耳熟能详。我曾经有爱看讣告的怪癖，那里面充满了人类的爱心和汉语的无私。我轻易地草就了一篇悼词。但我写好后才对这篇东西很不满意——它将在各个街头出现，将在追悼会上朗读。我发现悼词通篇赞美褒扬之辞因缺乏佐证、词藻华丽而显得空乏虚弱，甚至令行文者有虚假伪善或阿谀献媚的嫌疑——尽管对一个不幸的死者我们没有理由吝惜笔墨。
当我按林主任的吩咐去整理古副局长的办公室，第一次走进这间幽黯阴晦，布满灰尘的房间时，我才猛然意识到这是个获取证据的好地方。与生俱来的，不可遏制的猎奇欲和窥视癖强化了我的想像力。我当时还在想，要是能从古副局长的遗物中发现几件东西——譬如，庞大而细密的工作计划，作满批注，一名或几名失学儿童的感谢信，当然最好是发现一份拒收的礼品单子（附送礼者的姓名、送礼用意、送礼时间、礼品名称、数额、价值、上交时间）那就太绝了。我想要是这些事例经我妙笔生花、放大升华写进悼词的话，无疑地会大大增加死者人格魅力，多赚几杯活者的眼泪，同时，令热衷于低级趣味者早日脱离低级趣味，令半死不活者振奋精神。但我失望了——我不仅没有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件，没有发现古副局长留下的诸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祖国医学研究，全部存款上缴党费”之类的感人遗言，我甚至，我甚至没有找到一份经他签发批示的文件！
我彻底绝望了。于是只好开始整理房间，我先将桌上零乱的旧报纸旧杂志装进一只废弃的大纸箱，又将不能丢弃的旧文件用切纸机切成碎片，我用湿毛巾揩尽玻璃板上、皮沙发上的灰尘。
在整理抽屉时我更加小心翼翼。我拨开杂物，准备做分类处理，在最里面的底层发现了一只装潢精美的塑料硬壳笔记本，我对这个笔记本爱不释手顿起歹念。我想这个本子太适合摘录诸如人生、哲理之类的箴言锦句或文笔精华了。我一边飞速地翻动花花绿绿的扉页，一边犹豫是否顺手牵羊据为己有。当凉风飕飕地掠过脸庞时，我猛然发现这几页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阿拉伯数字，细看是用蘸水钢笔写的，每个数字代表着年月日，每个数字上都有一把恶狠狠的红色叉子，有许多叉子因用力过猛竟多处划破了厚厚的纸张，整篇看起来，既象一张法院布告上死刑犯名字上划的红叉子，又象一个劣等小学生批改后的作业本。我觉得蹊跷，就一页页向前翻，终于在时间的倒流中找到了源头——源头是一行字：糜退休倒计时。糜字头上是最大最狠的一把红叉子。第一个数字是1982。5。1，他竟划了10×365把叉子！
我惊骇不已，犹如当头一棒。我栽倒在沙发里发呆，木然地坐了不知多久——该死！真该死！我不仅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反而窥探了一个死者不容分享的秘密！
我把所有的秘密撕下来，扔进切割机切成碎片，满怀罪疚地逃出了办公室。
老牛已经将讣告用毛笔写了好几份，我顾不上休息，就叫上司机开着那辆驴牌轿车到市区各主要街头去张贴。
三天后古副局长的出殡仪式开始了。几十辆丧车由八辆摩托车仪仗队开道，满载着重重叠叠的花圈、密如旌旗丛的葬幔和臂带孝套的送葬者从我们局机关大院徐徐出发了。一路上，大功率扩音器播放着断人肝肠的哀乐，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随着团团浓烟的升腾，铺天盖地地掠过整个空间，掩盖了街头闹市的喧嚣嘈杂。爆炸的间隙中可以听到死者家属撕肝裂肺的恸哭声。这一切都强制性地制造出一种悲痛气氛，掩饰了凄惨丧事和明媚春光之间的不和谐。车队所经之处吸引了大批的看客，或瞠目结舌或摇头叹息或以手掩耳或麻木不仁，他们神态各异但心里却非常明白：死了一个大人物。这种出殡的规模在蒙城已多日不见了。
我们在城里招摇一周后才浩浩荡荡地向位于城西马尾山的殡仪馆火葬场缓缓蠕动。我在想，古副局长活着时悄无声息，死了倒还如此风光一回！您也该瞑目啦！
吊唁大厅阴森可怖、晦气袭人，弥散着掩饰不住的死尸体味。在大厅中央，异常颓败杂芜色彩黯淡单调的黄菊花盆景围成一圈，中间是一具透明的玻璃棂柩，经过殡仪美容师的手，死者呈现给活人的是一张尽量安祥的面孔，也正因为这种矫饰的安祥，使其看起来更像一具毫无质感毫无生气的蜡像。追悼会由林主任主持，任副市长也发了言，这时我才知道任副市长和古副局长同在西藏服役十五年。糜局长用沉重的、几乎哽咽的语调朗读了我写的悼词。
死者的妻子，那位娇小的本市川剧团花旦演员情绪无法平静，几度昏厥。大约是气氛过分压抑无法忍受，不久会场中就嘁嘁喳喳，人群浮动，许多人溜出去晒太阳逛山林。糜局长几次愠怒地强调了会场纪律，并命令我去召回那些溜号的家伙，我正不堪忍受呢，就趁机溜之大吉。
在暧融融的阳光中我点燃一支烟缓缓转悠，见有人就和他聊一阵再叫他回去。我走进郁郁葱葱、凉风飕飕的松柏林。林中遮天蔽日阒无人迹，只传来啾啁婉转此伏彼起的鸟鸣，我能叫出名的有喜鹊、麻雀、啄木鸟，一种在树冠中欢快跳跃，小若拇指的小山雀尤其妙不可言，我甚至发现了两只小松鼠！马尾山真是个好地方，正因为这里人迹罕至，才可以见到这些小生灵。透过密林间隙，可以俯视隔江相望的蒙城城区，阳光因尘埃飞扬、氤氲雾障而缺乏穿透力。城市也就透出朦朦胧胧、影影绰绰的轮廓来。我抽完一支烟，折回烈士陵园，拾级而上时正好仰头望见高耸的巨大的焚尸炉烟囱，红里泛黑的烟囱中升腾起乌黑浑浊的气流，气流上升一段后，便缓缓地四处扩散，一些碎片杂什、残灰余烬便纷纷扬扬地向下飘落，我立即觉得脸上蒙上了一层尘埃，刚刚放松的心情倏而逝去。
我打算到烈士陵园转一圈就回去。中小学时代，几乎每个清明节我们都要来祭扫这座陵园，除草培土、浇灌树木、宣誓演讲、聆听为解放蒙城而牺牲的上千名烈士的壮举。我是在这里戴上红领巾的。忽然，从最大的墓冢后面传来阵阵嘻笑声并升起袅袅青烟，我循声绕过去一看才是一伙人，他们蹲着围成一个圆圈，个个以手托腮呈大便状，个个吞云吐雾，一边开着下流不堪的玩笑。为首的又是王强，这个强横刁顽，粗鲁无礼，动辄寻衅滋事的家伙有个如雷灌耳的诨名——铁托！他是下属企业的修车工人，劳教释放人员，打架进局子就象看场电影一样随便。我正犹豫是否去惹他，他却先叫了我一声。
会开完了没有，他大大列列地问我。大概他心情好，声音不算粗鲁。
没，没有。糜局长正叫你呢。我赔笑说。
啥屁会开这么长？死了就死了嘛，反正中国人又多。要不是奔宴席老子才不来呢。他抱怨。
古副局长是个好人，他也不容易。我们还是去听听吧，受受教育嘛！我好言相劝。
这年头谁他妈离不开谁呀？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以后我就没有再伤心过。他骂起来。
我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支烟，又说了好多好话他们才骂骂列列站起来，一边狠命抖屁股上的黄泥土，一边懒洋洋地往回走。
向遗体告别时才有点开追悼会的意思，大分贝哭喊声和哀乐渲染了悲壮气氛。尤其是古副局长的爱人，那位川剧花旦演员非常表演化、情绪化的祭文几乎令我窒息。感情脆弱多愁善感的我至少悲痛了不下三十秒钟。我禁不住感喟，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功名利禄，过眼烟云！但我不敢正视古副局长的脸，脑子里满是密密麻麻、浩若星辰的阿拉伯数字在飞舞迸击。我屏住呼吸，随人流疾步走过去溜出了会场。本来局里指派我陪家属等待尸体火化，倒不是担心错过宴席，我天生胆小又愧对死者，就推说头痛得历害，林主任关切地询问了我几句就放我走了。这几天我的确累坏了，这是有目共睹的。林主任让小苟接替我这个任务时，他脸色比死人还难看。
在下山的路上，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扯下孝套，有的家伙还嘻笑着将其扔下路边的山崖或挂在呼啸而过的树枝上取乐。王强带领他的烂兄烂弟肆无忌惮地唱起了纂改了歌词的一首囚歌，不堪入耳的《十不该》……
当车队鱼贯开进三星级蒙城宾馆，许多车还没停稳时，人们就立即化悲痛为力量，冒着骨折的危险，纷纷跳下车子，象我英勇的解放军攻占南京伪总统府一样潮水般冲向二楼宴会厅抢占位置，跑在后面的大叫前面同伴的名字为他占座位。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去，几十张席桌瞬间沦陷了。
这是自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奢华的一次公费宴会。在灯火辉煌富贵袭人的宴会大厅中，几十张大圆桌子整齐排列，大厅中回荡着勾人食欲的香水味、酒醇味和迎宾曲，大功率中央空调调节气温，流泻出宜人的气流。身着红制服的服务员四处穿梭，宾客们则谈笑风生喜形于色，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大陆也富起来了的感觉。席间混进了许多专来蹭饭吃的，身份不明的闲杂人员，也有本局职工家属和中午放学归来的子女和他们的同学，他们趁大家还没坐稳，便如狼似虎地享用起桌上丰盛的糖果瓜籽饮料菜肴，并不断地向服务员要酒要饮料添座位加筷子，大快朵颐，饕餮失态。我琢磨着大概是中国人几千年从来就没吃饱过，酒食总是让国人变得异常兴奋！在中国任何一种仪式最终都演化成了吃——连死人也不放过！吃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一切！王强那伙乌合之众竟化悲痛为海量——公然划起拳来！夹杂着歇斯底里的猜拳声和放浪形骸的笑，竟在敬酒和罚酒的争执中摔碎了几只盘子。嘈杂声完全淹没了家属代表的答谢讲话，古夫人在硕大的双红喜字前不知所云。我是老老实实和办公室的人在一起，我有胃病，腻油腥，吃得还算斯文，只是走的时候，我窥见老袁将剩下的两半包“红塔山”香烟飞快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王强那厮则是在嚎啕大哭中被他的哥们抬出去的。
从此没有人再提起古副局长，他早已化为一缕青烟杳无踪迹。但他的故事的终结却是我的故事的开端，因为他死的不负责任不合潮流，将活着的人又扔回了冷战时代。所以我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
二
两个月后，办公室突然出现了自我参加工作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你追我赶，积极主动，群策群力的工作热情。这和邓公南巡讲话公布无关，和应付检查团无关，和群众的批评监督无关，它和古副局长有关——他死了，林主任接替了他的位置。我提了近两年的开水瓶从此成了宠儿。为了争着擦洗玻璃、地板和办公桌我们争得翻了脸、动了粗。我整理报刊、分发文件的专利屡屡遭到侵犯。电话记录本也成了大家集体签名的好地方。每当人们坐到自己的桌前揭开茶杯盖子准备沏菜时，会惊喜地发现杯里会升腾起热乎乎的、浸人心脾的茗馨味儿……社会主义大家庭！再适当不过的词儿。
我们办公室共有七个人。除了两名小车司机外，笑咪咪的调研员老牛已经五十八岁了，要不是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常常派上用场，早就离岗休息了。他是个“老右派”，关于他的右派历史在我局早已传为佳话。我刚进单位就听说了：搞“阳谋”，搞“引蛇出洞”那年，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老牛面对工作组的热情鼓励、千方引导甚至是苦苦哀求，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后，终于斗胆地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喷出了“毒汁”。他的高论是宝成铁路修糟了，把天府之国拉光了拉穷了。“山头主义”的罪名瞬间成立，那个右派名额就不由分说地划到了他头上。活该！——谁让他是当时唯一读过几天书却又无革命履历的知识分子呢。
老袁倒是有张函大文凭，年龄也才四十出头，又是党员，但他真是不幸之极——他自己也曾开玩笑说，他父母造他时打了个短平快，遗传没到位，结果落得个先天性佝偻病。他头大鸡胸、两腿弯曲、腹部膨大、比侏儒略高，背上凸起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包，严重的罗圈腿使他走路时走一步就要侧一下身子，如话剧中烈士大义凛然上刑场，而且他的嘴角也因为面瘫而斜歪着，一讲话就把斜度拉得更大，令听者忍俊不禁。用这张嘴去读文件、讲政策，既使组织上不介意，也只怕群众会闹情绪。
瑶姐刚从山药县的一个生产婴儿奶嘴和尿布的街道小厂调来不久。年轻、爱打扮，按山药县的标准还算漂亮。她时常用山药嗓子哼着流行歌曲，常常进舞厅。她尤其爱走模特儿步子，于是成了文娱积极分子，不知啥时又成了不经认命的公关小姐，大家都叫她瑶小姐或瑶姐，只可惜她看问题和常人角度不同，她认为美国的首都是纽约，梅兰芳的丈夫是赵丹，她把“别墅”叫“别野”还把“粤语”说成“俄语”等等。
只有三十来岁的小苟志在必得的样子，上传下达最积极。据说他一参加工作就在函授什么行管、企管、文秘之类的文凭，可一直没有听到毕业的消息，也不好问他。
至于我呢，尽管我毕业于一所稀饭（师范）院校英语系，可毕竟是当时局机关唯一从正规院校毕业的非自费、非函授、非委培、非电大、非夜大的大学生，在这个文凭满天飞的社会，我这个统招生还是被认为具有一定真才实学的，自我感觉也是卓尔不群的。这就象当时俄罗斯商场货柜上的土豆一样炙手可热行情看涨。大家常常在谈笑间羞涩地相互恭维谦让一番，竟归根结底地管我叫主任！我感情丰富意志脆弱，免不了有些轻飘飘的感觉，就更加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起来。我发誓，这绝不是什么小人得志忘乎所以，我本性就是如此，何况�